黄华在医院两年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他的老战友、亲人关怀他，常来看望他。医生们用尽种种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药物医治他，护士们用温馨的语言安慰他、呵护他，以求延长他的生命。他在不能说话时以笔代言，感谢同志们的来访和关心。
　　2010年11月23日，夜深了，我坐在他床边，虽然有些倦意，但习惯性地不时抬头看看他的病情监测器，当发现他的血压突然下降至60/40时，即紧急报告医生来诊视。但是，任何药物和措施已不能发挥作用，我立即联系子女们到医院来。黄老在亲人们的围抱中停止了心跳。中央领导及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及时赶来商量后事的安排。
　　黄华生前早已书面嘱咐，丧事从简。我和子女们在秘书和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同志的帮助下，迅速地在住宅的客厅里设了一个灵堂。警卫局派来两位身材高大的武警战士站立守灵。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黄老的朋友和亲人闻讯赶来向黄老遗像献鲜花，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生前结交的一些海外朋友，不远千里来到我们住所的灵堂拜谒。伍沾德先生及夫人和岭南（大学）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分别从香港和广州专程前来吊唁，孙中山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先生的外孙婿小坂哲瑯先生专程从东京赶来，在黄华遗像前鞠躬和默哀后即乘飞机回国。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和几位外交官前来吊唁。
　　在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央常委成员们亲自来向黄华遗体告别，出乎我的意料；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家乡的党政负责人及有关单位的同志和黄华的亲朋好友近一千人参加了八宝山的告别式。我们一家老小三代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平日就热情关心黄老的温家宝总理因国事不在北京，不能亲临送别，他事先打电话给我，向我说明原由和表示遗憾。他在百忙中还想到向我打招呼，我确实没有想到。
　　国外的一些重要刊物如《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登载了纪念黄华的文章。这种极少有的举动说明他们对黄华的外交活动具有颇为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评价。基辛格博士发来了唁电。
　　遵照黄老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安放到了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在黄华去世后的日子里，我沉浸在对他的怀念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点滴的回想中我感觉到，黄华的一生中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他平时的话语不多，但不时能提出一些有分量的建议。如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他到北平以南地区向工人、农民进行抗日宣传（通称南下宣传）时，被反动军警逼迫，返校途中，他用军警听不懂的英语向同学们建议：保持抗日学运队伍的团结并成立中国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当时即得到同队同学的赞成。
　　1949年5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同司徒雷登交谈时，黄华机敏地抓住司徒关于美国不拟干涉中国内政的话，立即要求美方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从青岛等地撤走。还从中了解到美国对新中国采取脱身政策的重要情况，这一情况有利于中央当时对解放战争战略性的决策。
　　在国外常驻时，黄华随时认真地注意观察驻在国的形势，预见一些不测情况的发生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1965年11月，时任驻加纳大使的黄华观察到加纳的政局不稳，而当地的反恩克鲁玛分子甚为活跃，即令我国应恩克鲁玛总统邀请派驻加纳帮助训练非洲自由战士的中国军事五人小组从加纳中部的训练基地撤回到首都使馆待命。在得知1966年2月24日加纳发生政变后，当时在北京的黄华急电使馆领导飞速安排军事小组人员于第一时间乘飞机离开加纳，从而避免了给予政变当局一次反华的口实，也使我人员免遭厄运。
　　黄华平日谦逊宽厚，克己奉公，不图名利，不徇私情。在用毛笔抄录一些古诗词时，他很钟爱的一句话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但在原则问题面前他能坚决顶住，例如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他敢于直言，遇到逆境，从不低头，按他的说法“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文革”初期，驻埃及使馆的造反派要打倒陈毅，黄华坚决不喊口号、不举手，顽强顶住极左分子的气焰。黄华的硬骨头形象在我心中长久挥之不去。
　　黄华疼爱我们的三个子女，很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注意培养他们正直的品格。他鼓励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有机会则到国外留学，开阔眼界，学成回国为祖国服务。可惜黄华工作过于繁忙，给孩子们的时间太少太少。
　　回忆同黄华走过的六十六年的时日，我深感黄华是忠于革命，党性强的好同志。他平等待人，作风民主，勤奋求知，谦虚认真，一心为公，刚直不阿。他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事工作上的好学生、好助手。
　　我和黄华平日互相欣赏，相互敬重，相互关心，相互提醒，始终生活融洽。
　　黄华离我和子女们而去，使我痛失一生的伴侣和良师益友。
　　黄华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编辑 杨琳）
　　（作者是黄华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