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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郁达夫以自传体的形式和主情的笔调，在《沉沦》中刻画了一个真“我”的形象，这个“我”既忧郁感伤又激进恶俗，因而充满悖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群体心理特征的观照下，继续探求其悲剧的根源和内在的意蕴，成为解读这一形象的关键。
关键词：欲望；颓废；环境；圆整性
“沉沦”具有无尽的寓意，“我”的忧郁正来自于这股难以抵御的力量。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走不出“围城”的困扰，而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也很难摆脱掉“沉沦”的阴影。在主情的语流里，“我”虽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向，但“我”却带有一个时代和一类群体典型圆整的色彩。
一、我与非我：欲望大于形象
“我”以“忧郁”作为最大的人格符号，“我”的忧郁最主要的是来自灵与肉的矛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最早表现性意识的作家。性，作为中国传统最忌讳的字眼，它被深深地束缚在封建伦理道德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兼济天下”，它所强调的积极个体生命价值是被包含在整体利益中的，这样个体的“人”就很少被发现，人的内在也很少被关注。
五四以来，个体意识在中国人心中的苏醒，也演化成文学作品中的一大亮点。《沉沦》对性意识的大胆披露就有力地冲破封建道德枷锁，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人”的内部。同时，在“我”为自己性意识和性行为感到可耻以致不断忧郁的时候，能看到个体“原罪”意识的觉醒，而这种“人”个体内在的反思精神恰恰是国人很缺乏的。
在小说的开头，描写当“我”走在晴空之下时，不禁为美景感动的落泪，可以看出当初的他内心是充满诗性的贞洁的，同时他也用每天洗一次澡来维持肉体的干净。但随后小说开始堆满青春躁动的文字，从在被窝里犯罪到偷看女人洗澡，郁达夫将这样的情节真实大胆揭露出来，让人看到“我”的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它给人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也会引发人对自己心灵的责问与恐惧。
“我”对人内在的意识如性欲的大胆追求是没有错的，这是“我”早熟的正常表现，也是“我”在追求“我”之为“我”的结果，是对“我”的解放抑或自觉。但“我”对本我的追求却充斥着与传统文化撕扯的过程，反而使“我”向“非我”转换。
性曾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当作人动力的重要源泉，但“我”仍然在这一寻找自我或蜕变的过程中压抑自己，“我”无形地受到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牵引。这样“我”就充满无尽的抑郁情结，这样的本我也就不再是“我”。
这些掺满性的文字，赤裸裸的剖析了人内在的灵魂。“我”在人们的心中变成忧郁的代表也更是“欲望”的标签。“我”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让我拼命地渴望性的展露来表现我的“人”性，但恰恰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丧失了自己。
郁达夫对“我”由性压抑所产生的痛苦最大的发泄便是让文字泛滥着这种“忧郁”情结。这样，小说在着重刻画人物心理的同时，也让文字失去了客观描写的力度，而带有“牢骚”的散文化趋势。我的形象就在这种语言中变得不鲜明，“我”变成了一个充满欲望特别是性意识下的精神空壳，而缺乏一组多元而复杂的人格结构，这样的形象是显得不鲜明的。
二、自觉与颓废：思想巨人，行动矮子
“我”虽在沉沦但也在不断地自觉，这表明我是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就不再单纯是个精神的空架子，在我的心中还有促发自己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我”对性的大胆追求是一种对自我的勇敢表现。
当然，除了性意识的激进大胆描述外，“我”还饱含着对祖国强大的渴望。“我”在日本时完全没有一个留学生的优越感，相反我处处感到自己在遭受“弱国子民”的不公待遇，这和理想中的我是有很大差异的。“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才能让自己的国人不再承受苦难，因而也自觉的产生对改变祖国的强烈愿望和想法。
只是现实过于强大，生活在日本这个逐渐缺少对中国文化共融的环境里的“我”，仅凭一个人的自觉和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而郁达夫《沉沦》中的“我”却勇敢走到个体与社会强大的对立面上。他对社会有过激烈的反抗，使他身上带上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祖国热爱下的深重的灾难意识。他的思想是先锋的，他先将自己毁灭给人看，然后以此试图来警醒人们从中得出一种心灵的自觉。
“我”就成了一个思想的巨人，只是在实际状态下，“我”却带有“零余者”的悲剧情调。“我”还是这样一点点地沉沦，在行动上充满了怯弱表现，“我”不敢大胆的追求爱情，与异国人生活在一起时缺乏固有的自信。“我”变成了一个悲剧的象征，在心中充满了对失败的无尽的忧郁。
“从终极意义上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存在，都要走向死亡，更因为我的人性处于一种‘超越尘世治疗范围的分裂’［1］。”我就被陷入这个不断“分裂”的阴影里，爱情的不可得、性欲的压抑、兄弟的绝交，使自己变得异常的脆弱。在现实在不断加剧这一分裂的过程时，我便走向遁世的死亡。我在行动上退后，使我呈现出了一种自甘堕落的颓废形象。
“我”是五四时期以来一个觉醒的青年，文化的自觉也带来了“我”心灵的自觉。五四“使人日益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得以解脱，促使人们开始对自由、独立、平等和爱情的强烈追求，但是面对着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强大的封建势力，却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人格的独立，这是一种更大的失落和悲哀，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与迷茫。”郁达夫的《沉沦》就在这种复杂历史环境中诞生，颓废小说中那些灰色情节的描述或颓废情调的渲染，使得小说人物打上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沉沦》中的“我”就是这样一类人物。
“我”的悖论形象也充满合理的成分，当我们历时地去体认人物的感受时。郁达夫的写法就不是对感伤文学的机械模仿，倒是一个真实的自然流露。“我”形象的双重性或不确定性正是由于那个时代文化的断裂或精神无依所造成的，“我”的悲剧不仅是自我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样看来我就有了典型与圆整的形象特点。
三、圆整与扁平：环境与性格的相互印证
“我”的社会角色和个体角色在相互的转化，但同时也遭到了环境的极大限制。“我”对生命个体的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角色的生存形态的追求，使“我”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性格特点。
从文本的内在分析上看，“我”的形象带有强烈的个体悲剧色彩，“我”的价值无法超越自身形象的内在局限性，这就必然带有扁平化的特点。“我”是文本中的第一叙事主体，“我”与叙述者是相等的，也几乎与作者也是相等的。文本中的“我”“由于国弱民穷，在异邦受尽欺凌和侮辱，十分痛苦和苦闷，这与郁达夫留日时期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心理感受非常接近，甚至主人公孤独忧郁、多愁善感的个性也留有郁达夫自身深重的影子。”［2］
这里的“我”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就很方便地通过主人公架设一条作者情感的流通桥梁。但这样作者便于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经历做大胆的主观披露，作品中其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是突出的表现。
另外，“我”与叙述者的对等，使两者处于“同时”观察的地位，这种视角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它“很难描写充当视点人物的主人公的外部形象，勉强这样做也像照镜子一样，不免有些扭捏造作。”［3］，对于这种片面的叙事角度，使人物处在一个平面之上，很难从其他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全面立体的观察，人物也因为一部分描写的缺失而呈现不完整的不饱满的扁平形象。
“扁的人物在17世纪叫做‘幽默人物’，而且有时称为类型性人物，有时又称为漫画式人物。他们最纯正的形式是围绕着一个概念或素质塑造出来的：如果有不止一个概念或素质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向圆的方向发展的那条曲线的起点。”［4］当我们将文本的形式要素剔除干净，从作品的外部进行研究时候，我们看到的“我”就具有圆整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发端就源于人物所处的环境要素，我的命运就极大的带上了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
《沉沦》中的“我”是一个忧郁、感伤、偏狭、敏感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呈现是受到自己内心以及现实生活环境的局限的。“我”所处的客观环境造就了“我”的性格，同时我主观情感也生成了主体环境。“我”的内在性格特点就在这种压抑外表形象下生成的，因而环境造就“我”，“我”的产生也带有环境的特点。
我是生活在一个文化断层死亡年代里，经过五四影响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观点一种是许多矛盾的，这也是人精神上的撕裂过程。国人在精神上的无依或混乱使得许多人生存的状态让人悲观，一些人把西方的文化当作解救自身的利器，他们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这只是精神上的幻象。而另一部分人就充满深重的悲观情绪，而“我”就是这种代表。
“我”生活在日本这个文化的角落里，“我”所受到的冷落，使“我”无法保持一个健康的性格，国家的日趋衰弱与“我”生存的畸形性格是相互印证的。这样是“我”的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具有一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性，因而也是悖论的。
在这重悖论中，我们要看到环境印证下的“我”性格就不仅是“忧郁”，他至少包括对自身身心成长的痛苦意识，也有对自己命运和祖国前途的一种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郁达夫的“我”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我们能看到文化上痛苦也让我们去好好的观照自己去更好的改变我们生存状态。
“我”的形象同时也是在不断生成的，他仍然在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向圆整的方向发展，这里的“我”就会被挖掘出更深更复杂的内涵出来。“我”的形象的悖论是难以解读的，但人物内在意蕴就常在这里，我们能从这层“召唤结构”中体会到“我”丰富的典型性和甚至是象征性的特点和圆整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张公善.《批判与救赎》［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63）。
［2］钱华主编.《中外文学作品选》［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235）。
［3］王确主编.《文学概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91）。
［4］汪正龙主编.《文学理论导引》［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5-126）。
关键词：欲望；颓废；环境；圆整性
“沉沦”具有无尽的寓意，“我”的忧郁正来自于这股难以抵御的力量。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走不出“围城”的困扰，而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也很难摆脱掉“沉沦”的阴影。在主情的语流里，“我”虽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向，但“我”却带有一个时代和一类群体典型圆整的色彩。
一、我与非我：欲望大于形象
“我”以“忧郁”作为最大的人格符号，“我”的忧郁最主要的是来自灵与肉的矛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最早表现性意识的作家。性，作为中国传统最忌讳的字眼，它被深深地束缚在封建伦理道德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兼济天下”，它所强调的积极个体生命价值是被包含在整体利益中的，这样个体的“人”就很少被发现，人的内在也很少被关注。
五四以来，个体意识在中国人心中的苏醒，也演化成文学作品中的一大亮点。《沉沦》对性意识的大胆披露就有力地冲破封建道德枷锁，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人”的内部。同时，在“我”为自己性意识和性行为感到可耻以致不断忧郁的时候，能看到个体“原罪”意识的觉醒，而这种“人”个体内在的反思精神恰恰是国人很缺乏的。
在小说的开头，描写当“我”走在晴空之下时，不禁为美景感动的落泪，可以看出当初的他内心是充满诗性的贞洁的，同时他也用每天洗一次澡来维持肉体的干净。但随后小说开始堆满青春躁动的文字，从在被窝里犯罪到偷看女人洗澡，郁达夫将这样的情节真实大胆揭露出来，让人看到“我”的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它给人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也会引发人对自己心灵的责问与恐惧。
“我”对人内在的意识如性欲的大胆追求是没有错的，这是“我”早熟的正常表现，也是“我”在追求“我”之为“我”的结果，是对“我”的解放抑或自觉。但“我”对本我的追求却充斥着与传统文化撕扯的过程，反而使“我”向“非我”转换。
性曾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当作人动力的重要源泉，但“我”仍然在这一寻找自我或蜕变的过程中压抑自己，“我”无形地受到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牵引。这样“我”就充满无尽的抑郁情结，这样的本我也就不再是“我”。
这些掺满性的文字，赤裸裸的剖析了人内在的灵魂。“我”在人们的心中变成忧郁的代表也更是“欲望”的标签。“我”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让我拼命地渴望性的展露来表现我的“人”性，但恰恰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丧失了自己。
郁达夫对“我”由性压抑所产生的痛苦最大的发泄便是让文字泛滥着这种“忧郁”情结。这样，小说在着重刻画人物心理的同时，也让文字失去了客观描写的力度，而带有“牢骚”的散文化趋势。我的形象就在这种语言中变得不鲜明，“我”变成了一个充满欲望特别是性意识下的精神空壳，而缺乏一组多元而复杂的人格结构，这样的形象是显得不鲜明的。
二、自觉与颓废：思想巨人，行动矮子
“我”虽在沉沦但也在不断地自觉，这表明我是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就不再单纯是个精神的空架子，在我的心中还有促发自己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我”对性的大胆追求是一种对自我的勇敢表现。
当然，除了性意识的激进大胆描述外，“我”还饱含着对祖国强大的渴望。“我”在日本时完全没有一个留学生的优越感，相反我处处感到自己在遭受“弱国子民”的不公待遇，这和理想中的我是有很大差异的。“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才能让自己的国人不再承受苦难，因而也自觉的产生对改变祖国的强烈愿望和想法。
只是现实过于强大，生活在日本这个逐渐缺少对中国文化共融的环境里的“我”，仅凭一个人的自觉和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而郁达夫《沉沦》中的“我”却勇敢走到个体与社会强大的对立面上。他对社会有过激烈的反抗，使他身上带上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祖国热爱下的深重的灾难意识。他的思想是先锋的，他先将自己毁灭给人看，然后以此试图来警醒人们从中得出一种心灵的自觉。
“我”就成了一个思想的巨人，只是在实际状态下，“我”却带有“零余者”的悲剧情调。“我”还是这样一点点地沉沦，在行动上充满了怯弱表现，“我”不敢大胆的追求爱情，与异国人生活在一起时缺乏固有的自信。“我”变成了一个悲剧的象征，在心中充满了对失败的无尽的忧郁。
“从终极意义上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存在，都要走向死亡，更因为我的人性处于一种‘超越尘世治疗范围的分裂’［1］。”我就被陷入这个不断“分裂”的阴影里，爱情的不可得、性欲的压抑、兄弟的绝交，使自己变得异常的脆弱。在现实在不断加剧这一分裂的过程时，我便走向遁世的死亡。我在行动上退后，使我呈现出了一种自甘堕落的颓废形象。
“我”是五四时期以来一个觉醒的青年，文化的自觉也带来了“我”心灵的自觉。五四“使人日益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得以解脱，促使人们开始对自由、独立、平等和爱情的强烈追求，但是面对着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强大的封建势力，却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人格的独立，这是一种更大的失落和悲哀，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与迷茫。”郁达夫的《沉沦》就在这种复杂历史环境中诞生，颓废小说中那些灰色情节的描述或颓废情调的渲染，使得小说人物打上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沉沦》中的“我”就是这样一类人物。
“我”的悖论形象也充满合理的成分，当我们历时地去体认人物的感受时。郁达夫的写法就不是对感伤文学的机械模仿，倒是一个真实的自然流露。“我”形象的双重性或不确定性正是由于那个时代文化的断裂或精神无依所造成的，“我”的悲剧不仅是自我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样看来我就有了典型与圆整的形象特点。
三、圆整与扁平：环境与性格的相互印证
“我”的社会角色和个体角色在相互的转化，但同时也遭到了环境的极大限制。“我”对生命个体的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角色的生存形态的追求，使“我”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性格特点。
从文本的内在分析上看，“我”的形象带有强烈的个体悲剧色彩，“我”的价值无法超越自身形象的内在局限性，这就必然带有扁平化的特点。“我”是文本中的第一叙事主体，“我”与叙述者是相等的，也几乎与作者也是相等的。文本中的“我”“由于国弱民穷，在异邦受尽欺凌和侮辱，十分痛苦和苦闷，这与郁达夫留日时期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心理感受非常接近，甚至主人公孤独忧郁、多愁善感的个性也留有郁达夫自身深重的影子。”［2］
这里的“我”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就很方便地通过主人公架设一条作者情感的流通桥梁。但这样作者便于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经历做大胆的主观披露，作品中其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是突出的表现。
另外，“我”与叙述者的对等，使两者处于“同时”观察的地位，这种视角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它“很难描写充当视点人物的主人公的外部形象，勉强这样做也像照镜子一样，不免有些扭捏造作。”［3］，对于这种片面的叙事角度，使人物处在一个平面之上，很难从其他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全面立体的观察，人物也因为一部分描写的缺失而呈现不完整的不饱满的扁平形象。
“扁的人物在17世纪叫做‘幽默人物’，而且有时称为类型性人物，有时又称为漫画式人物。他们最纯正的形式是围绕着一个概念或素质塑造出来的：如果有不止一个概念或素质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向圆的方向发展的那条曲线的起点。”［4］当我们将文本的形式要素剔除干净，从作品的外部进行研究时候，我们看到的“我”就具有圆整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发端就源于人物所处的环境要素，我的命运就极大的带上了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
《沉沦》中的“我”是一个忧郁、感伤、偏狭、敏感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呈现是受到自己内心以及现实生活环境的局限的。“我”所处的客观环境造就了“我”的性格，同时我主观情感也生成了主体环境。“我”的内在性格特点就在这种压抑外表形象下生成的，因而环境造就“我”，“我”的产生也带有环境的特点。
我是生活在一个文化断层死亡年代里，经过五四影响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观点一种是许多矛盾的，这也是人精神上的撕裂过程。国人在精神上的无依或混乱使得许多人生存的状态让人悲观，一些人把西方的文化当作解救自身的利器，他们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这只是精神上的幻象。而另一部分人就充满深重的悲观情绪，而“我”就是这种代表。
“我”生活在日本这个文化的角落里，“我”所受到的冷落，使“我”无法保持一个健康的性格，国家的日趋衰弱与“我”生存的畸形性格是相互印证的。这样是“我”的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具有一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性，因而也是悖论的。
在这重悖论中，我们要看到环境印证下的“我”性格就不仅是“忧郁”，他至少包括对自身身心成长的痛苦意识，也有对自己命运和祖国前途的一种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郁达夫的“我”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我们能看到文化上痛苦也让我们去好好的观照自己去更好的改变我们生存状态。
“我”的形象同时也是在不断生成的，他仍然在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向圆整的方向发展，这里的“我”就会被挖掘出更深更复杂的内涵出来。“我”的形象的悖论是难以解读的，但人物内在意蕴就常在这里，我们能从这层“召唤结构”中体会到“我”丰富的典型性和甚至是象征性的特点和圆整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张公善.《批判与救赎》［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63）。
［2］钱华主编.《中外文学作品选》［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235）。
［3］王确主编.《文学概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91）。
［4］汪正龙主编.《文学理论导引》［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