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12月2日，秀美挺拔的黄山松敞开怀抱，迎来了促进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与县域减贫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国内外知名财经专家和财政部门领导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促进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研究提高县域减贫能力的现实途径，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GDP连续20多年9.4%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6位。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减少贫困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此次黄山会议期间，本刊记者就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和谐问题，采访了财政部综合司的王保安司长和孙燕副司长。
四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改革
《决策》：减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中两大政府调控手段之一，在这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保安：减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既是公共财政自身“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又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关键时期对财政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财政工作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线，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在减少农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推出了四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改革：一是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从2006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变革。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对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初步解决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自己拿钱办学的问题，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三是推出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产业导向政策，建立并落实了“三补贴”政策，积极引导农业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四是正在探索建立农村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今后农村五保户都吃皇粮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四项重大举措，开创了财政支农工作的新局面，为今后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财政要有的放矢地支持解决好“三农”问题
《决策》：“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之一，也是促进减贫及社会和谐的核心。对“三农”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保安：“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进程的大问题。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九亿农民没有过上小康生活，中国就不能算是进入了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首先就要解决“三农”问题。所以，这次会议我们以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域减贫能力为切入点，邀请专家学者来研究分析如何运用财政税收手段，增强减贫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将“三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对财政支农、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财政支持解决“三农”问题，将更加积极、主动买单、整体规划，建立健全财政支农工作的良好机制。“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问题，对于财政份内之事，财政部门理应责无旁贷地抓紧、抓好；对需要支持的工作，财政要想办法积极支持、推动。
为此，财政要有的放矢地支持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实行产业倾斜政策，支持农业发展。在现代社会，农业天然就是一个弱质产业，财政不但要直接加大投入，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给予支持，而且要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二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推动农村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受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因素所限，广大农村在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欠账较多，今后要集中更多的资金，加大对交通、通讯、饮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广大农村地区，逐步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三是努力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体制，保障农民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逐步探索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
因地制宜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决策》：据我们的观察，增强县域减贫能力，“造血”重于“输血”。当前，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是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财政政策在支持县域发展方面如何作为？
王保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禀赋和社会历史状况千差万别，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县域减贫能力要突出区别对待的原则：对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具有内在活力的地区，财政要“无为而治”，重在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激励与约束并重，鼓励自主发展；对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地区，要将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财政要发挥杠杆作用，积极引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相对差的地区，财政要保住底线，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发展县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重要的政府调控手段，财政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务。必须统筹谋划、精心安排，灵活运用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决策》：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看到，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以及国内财经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做出了精彩演讲，理论分析缜密又贴近现实，点评客观实际、见解独到，授课耐心细致，回答问题更是丝丝入扣，妙趣横生。这次研讨会加深了我们对促进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以及提高县域减贫能力建设等问题的认识。
孙燕：本次研讨和培训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从理论上，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研讨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罗伊先生、社科院财贸所的高培勇教授和财科所的贾康研究员等专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罗伊先生的报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分析框架。罗伊先生认为，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在自身有限条件内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减贫作用的主要工具，即强调财政政策工具的“黄金规则”，中心内容就是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并能够支持扶贫工作。高培勇教授的报告，站在宏观角度，在财税改革的大棋盘上，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决策的回顾，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确定的明年八项工作任务，联系财政部“十一五”规划的工作指导思想，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稳健财政政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并给出了包括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调整支出结构等内容丰富的财政改革清单，为如何在我国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背景下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理清了思路，找到了财政可能的作用空间。贾康研究员的报告，通过对我国1994年以来实施分税制改革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今后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思路应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向，在适度简化政府级次的前提下按照“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建完整的多级财政，为解决该课题涉及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有价值的思路。华盛顿大学黄佩华教授，亚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博士，联合国的赖尚龙教授等专家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通过演讲和点评等方式，对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理论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个人见解和政策建议。
其次，从国际比较方面，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这次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国际性的特点，几位国际组织机构的专家学者，为我们介绍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不同类型国家财政政策促进减贫的国际经验。罗伊先生结合自己在联合国执行项目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孟加拉、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的经验，赖尚龙教授则运用丰富而生动的实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减贫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彭龙运博士运用大量翔实的例证、以宽阔的视野分析了在促进减少贫困方面的政策经验，提出了独特的观点：益贫式财政政策可能更加有效。黄佩华教授则通过自己长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的经验，结合长期从事财政研究工作的经历，在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时，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促进减少贫困的预算管理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做法。
再次，在实践方面，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工具。关注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和解决“三农”问题，增强我国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的实际操作能力，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政策局扶贫组的罗伊先生，利用自己在这一领域得天独厚的经验优势，对我们进行了“减贫财政政策设计：主要观点与政策工具综述”的授课；国家发改委的马晓河所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路径安排和政策措施建议；黄佩华教授通过“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公共财政与农村公共服务”两个方面的演讲及授课，全面而翔实地为我们分析了中国改善基层财政困难状况，提出了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和改革政策工具运用方式的建议；彭龙运博士和赖尚龙教授也都利用自身在亚行和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对中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减贫工具选择运用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注人类发展，减少和消除贫困既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骗关注，也是我国政府今后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缩小地区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继续深入研究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问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GDP连续20多年9.4%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6位。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减少贫困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此次黄山会议期间，本刊记者就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和谐问题，采访了财政部综合司的王保安司长和孙燕副司长。
四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改革
《决策》：减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中两大政府调控手段之一，在这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保安：减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既是公共财政自身“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又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关键时期对财政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财政工作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线，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在减少农村贫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推出了四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改革：一是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从2006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变革。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对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初步解决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自己拿钱办学的问题，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三是推出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产业导向政策，建立并落实了“三补贴”政策，积极引导农业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四是正在探索建立农村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今后农村五保户都吃皇粮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四项重大举措，开创了财政支农工作的新局面，为今后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财政要有的放矢地支持解决好“三农”问题
《决策》：“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之一，也是促进减贫及社会和谐的核心。对“三农”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保安：“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进程的大问题。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九亿农民没有过上小康生活，中国就不能算是进入了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首先就要解决“三农”问题。所以，这次会议我们以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域减贫能力为切入点，邀请专家学者来研究分析如何运用财政税收手段，增强减贫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将“三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对财政支农、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财政支持解决“三农”问题，将更加积极、主动买单、整体规划，建立健全财政支农工作的良好机制。“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问题，对于财政份内之事，财政部门理应责无旁贷地抓紧、抓好；对需要支持的工作，财政要想办法积极支持、推动。
为此，财政要有的放矢地支持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实行产业倾斜政策，支持农业发展。在现代社会，农业天然就是一个弱质产业，财政不但要直接加大投入，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给予支持，而且要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二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推动农村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受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因素所限，广大农村在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欠账较多，今后要集中更多的资金，加大对交通、通讯、饮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广大农村地区，逐步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三是努力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体制，保障农民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逐步探索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
因地制宜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决策》：据我们的观察，增强县域减贫能力，“造血”重于“输血”。当前，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是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财政政策在支持县域发展方面如何作为？
王保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禀赋和社会历史状况千差万别，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县域减贫能力要突出区别对待的原则：对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具有内在活力的地区，财政要“无为而治”，重在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激励与约束并重，鼓励自主发展；对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地区，要将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财政要发挥杠杆作用，积极引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相对差的地区，财政要保住底线，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发展县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重要的政府调控手段，财政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务。必须统筹谋划、精心安排，灵活运用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决策》：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看到，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以及国内财经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做出了精彩演讲，理论分析缜密又贴近现实，点评客观实际、见解独到，授课耐心细致，回答问题更是丝丝入扣，妙趣横生。这次研讨会加深了我们对促进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以及提高县域减贫能力建设等问题的认识。
孙燕：本次研讨和培训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从理论上，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研讨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罗伊先生、社科院财贸所的高培勇教授和财科所的贾康研究员等专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罗伊先生的报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分析框架。罗伊先生认为，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在自身有限条件内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减贫作用的主要工具，即强调财政政策工具的“黄金规则”，中心内容就是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并能够支持扶贫工作。高培勇教授的报告，站在宏观角度，在财税改革的大棋盘上，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决策的回顾，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确定的明年八项工作任务，联系财政部“十一五”规划的工作指导思想，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稳健财政政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并给出了包括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调整支出结构等内容丰富的财政改革清单，为如何在我国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背景下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理清了思路，找到了财政可能的作用空间。贾康研究员的报告，通过对我国1994年以来实施分税制改革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今后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思路应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向，在适度简化政府级次的前提下按照“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建完整的多级财政，为解决该课题涉及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有价值的思路。华盛顿大学黄佩华教授，亚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博士，联合国的赖尚龙教授等专家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通过演讲和点评等方式，对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理论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个人见解和政策建议。
其次，从国际比较方面，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这次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国际性的特点，几位国际组织机构的专家学者，为我们介绍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不同类型国家财政政策促进减贫的国际经验。罗伊先生结合自己在联合国执行项目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孟加拉、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的经验，赖尚龙教授则运用丰富而生动的实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减贫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彭龙运博士运用大量翔实的例证、以宽阔的视野分析了在促进减少贫困方面的政策经验，提出了独特的观点：益贫式财政政策可能更加有效。黄佩华教授则通过自己长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的经验，结合长期从事财政研究工作的经历，在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时，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促进减少贫困的预算管理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做法。
再次，在实践方面，为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工具。关注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和解决“三农”问题，增强我国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的实际操作能力，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政策局扶贫组的罗伊先生，利用自己在这一领域得天独厚的经验优势，对我们进行了“减贫财政政策设计：主要观点与政策工具综述”的授课；国家发改委的马晓河所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路径安排和政策措施建议；黄佩华教授通过“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公共财政与农村公共服务”两个方面的演讲及授课，全面而翔实地为我们分析了中国改善基层财政困难状况，提出了促进减贫财税能力建设和改革政策工具运用方式的建议；彭龙运博士和赖尚龙教授也都利用自身在亚行和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对中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减贫工具选择运用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注人类发展，减少和消除贫困既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骗关注，也是我国政府今后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缩小地区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继续深入研究促进减贫的财税能力建设问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