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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延芹为“87版”《红楼梦》设计了2700多套服饰，却因此牺牲了家庭
史延芹（口述）
本刊记者 龚新叶（采访整理）
1987年春节，筹拍两年、拍摄三年，邀请周汝昌、王蒙、沈从文等红学名家参与创作的电视剧《红楼梦》开始试播，马上引起全国轰动。
所谓“人靠衣装”，剧中人物的精美服装也起了锦上添花的效果，数千套形色各异的服饰，做工极为考究。在这项浩大工程中，史延芹功不可没。作为该剧首席服装设计师，她亲手设计了《红楼梦》剧中的2700多套服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奴仆婢女，无一重样。仅林黛玉一角就单独设计超过40套。
如今，古稀之年的史延芹在苏州定居。虽然是北方人，但长久在江南水乡工作、生活，吴侬软语和弄堂河池更让她觉得亲切熟悉。苏州是史延芹梦想起步的地方，也是她与《红楼梦》结缘的地方。在春风吹拂的太湖边上，莺莺燕燕，花花柳柳，史延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起自己与《红楼梦》的往事。
名字就跟《红楼梦》有缘
其实在做《红楼梦》的服装设计之前，我心里没谱，害怕搞砸了。于是就找到上海的戴敦邦先生请教，他是专门画《红楼梦》连环画的人。他听到我的担心后笑道：“要有信心，你肯定能做好。你的名字就跟《红楼梦》有关系：史，史湘云；芹，曹雪芹。这名字就跟《红楼梦》有缘。”
我被《红楼梦》剧组选上，周围的人也很惊讶，北京那么多大设计师不用，偏偏选了我这个山东话剧团来的。这大概就是缘分。
我祖籍是山东青州，小时候家里有本《石头记》。平日里扫地、擦桌子的时候，我就老听姨妈和我妈讲里面的故事，比如说“晴雯这个性格太强了，说话老带刺，不然不会吃亏”“袭人爱溜须拍马”“王熙凤怎么这么狠心”之类的，我姨妈能把《葬花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久而久之，我也就把书里的每个人物和情节都记清楚了。
那年在广州拍摄电视剧《南拳王》，我闲着就跟人聊《红楼梦》，剧组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有一天，副导演跟我说，北京在筹拍《红楼夢》电视剧，导演是中央电视台的王扶林，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很想去参与，但原计划还要回山东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凑巧的是，《水浒传》的一个副导演认识王扶林，看到我这么喜欢《红楼梦》，就给了我中央电视台的地址，鼓励我去试试。我立刻回家挑了一部分设计作品，包括电影《精变》的，兴高采烈地去了，也没想北京有多大，找不找得到人。
等到了中央电视台一问，王扶林不在台里，而是在天宁寺那边住着。我又跑到天宁寺，敲开门一看，只见一个矮小的老头儿，有点驼背，正在写东西，就是王扶林。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这里是不是在拍《红楼梦》？”他说对。我就毛遂自荐，说自己想做服装设计。没等他让我进门，就赶紧把背着的画夹取下来，把设计图摆了一地。王扶林看完不动声色地问：“这都是你画的？”我说是。他叹了口气说：“班子已经组建起来了，不缺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设计师都是从中央艺术团体来的，有北京人艺的、中央歌舞团的、中国京剧院的，等等。
王扶林的意思是我来晚了，想让我知难而退。我再三请求留下，他看我很诚心，就请我在家里吃了顿饭。当时他的桌子上全是稿纸，他用胳膊扫到旁边，腾出空间，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瓷罐，说：“我煮面去。”面煮好后，他从瓷罐里舀出两勺炸酱，将就着吃。吃完后，王扶林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去找负责舞美的制片主任蔡世福，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我就跑到东城。那时候没出租车，只能背着我的全部行李和画夹转公共汽车。
蔡世福知道我的来意后也叹了口气，说已经开始做了，名额也定好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打进来一个电话。蔡世福接完电话立刻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去找服装设计组组长。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电话是王扶林打的，他让蔡世福去电影资料馆调《精变》的资料，确认电影里的服饰是不是我设计的。《精变》讲的是《聊斋志异》里的一段，我给狐狸精小翠设计的是唐朝抹胸，脖子和肩胛骨那儿光溜溜的，在当时非常大胆，但王扶林很喜欢。
不过，到了设计组组长那里事情就不好办了，说工作都开始了，我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就求他让我留下，干杂活也行，只要能待在剧组里。前前后后去了他家好几趟，终于留下来了。
“48个小人物”成唯一的机会
剧组里的人都是上边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下边上来的，资历摆在那儿，重要的活儿跟我没关系。一开始，我做的是服装监制，就是图纸设计好之后，我去工厂盯着制作。后來剧组要在苏州拍一段“十里长街”的情节，有很多人物：和尚、道士、说书人、杂耍艺人、妓女……服装都要贴合身份，但并没有涉及主要人物。
那些大牌设计师不愿意设计小人物的服装，觉得大材小用，于是就把整条街人物的设计工作都推给了我，一共48张，半个月交图。说实话，任务量很重，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每天1.2元生活补助。剧组在香山，但房子不够住，我就被分到陶然亭公园去住。那儿有一溜儿小平房，是厕所改的，没有暖气，还透风。当时正值冬天，很冷，我穿着棉裤还浑身发抖。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又添了一张桌子，就在上面画图纸。饿了就跑出去买一张饼，5分钱。那饼有油有盐，吃着很香，还能吃饱。我就一边吃，一边看资料，一边画，直到眼睛睁不开，我就睡一会儿，起来接着画。
工作很辛苦，但也有乐趣。我喜欢设计有特色的东西，就把苏州的条子布、格子布和粗布等都用上了。水乡人物适合清雅风格，我把小樱花、小香囊也加了进去，还有小背心、十字挑花的腰裙，非常有意思。最后审核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设计图摆在地上。我先拿出一些主要人物的设计图，结果一位摄影师看完后说颜色太鲜艳、太纯，不适合电视摄影，就放到了一边，又问：“十里长街的呢？”我心惊胆战地把图纸摆了出来。编剧周岭看完后问我：“你画的？”我说是。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没人认识我。后来在场的人都说好，我的设计图也就通过了。 1987版《红楼梦》没有投资，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拍的，所以经费很紧张。不久，原服装设计组提出每张图纸300元的高价，剧组负担不起，就跟他们解约了。王扶林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也能吃苦，就跟央视副台长戴林峰建议，让我一个人来做服装设计。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第一次正式拍摄是在四川拍“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她有财有势，要有贵妇人的样子，我给她设计了一套黑色缂丝大皮袄，用的都是真狐皮。拍这场戏时，我还在北京赶图纸，现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王扶林和摄制组特别满意，我激动得不行。王熙凤是邓婕饰演的，那身装束她现在还摆放在家里，这是对我最好的肯定。那通电话给了我很大信心，让我坚定了要把《红楼梦》的服装设计做完、做好的决心。这就是我跟《红楼梦》的开始。
家庭和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无论是从艺术生涯上还是从个人生活上，1987版《红楼梦》都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进剧组的时候是1983年底，电视剧1987年开播。我在剧组待了3年多，拼命工作，精力全放在了《红楼梦》里，基本上管不了家。这点我很愧疚，在家庭和事业上，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耽误丈夫，最后跟他商量，选择了和平分手。之前我们有些存款，还有房子和家具，都留给了他。我自己用不着，因为几乎整年不回家，吃住都在剧组。最后离开家时，我只带了一台照相机，因为要用它拍剧照和资料。
离婚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心无旁骛地投身服饰研究。1991年，中国服饰研究设计中心把我从山东话剧团调到了北京，负责筹建中国服饰艺术博物馆。第一项工作就是办一场中国历代服饰展演活动。
在我看来，服装设计不是会画个画，再缝成样子就行的，设计师还要知道服装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现在一些做影视服装的，连原著都不看，历史也不查证，为了钱粗制滥造、胡编瞎说，不是误导观众吗？抗战片的服装有几个是真实的？女演员画着浓妆，穿漂亮的丝质旗袍，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根本不可能，就是有钱人也不会。在战乱的时候，人们不会穿鲜艳衣服，中国有这个传统。
为了让服饰最大程度符合历史，我跑了9省18市的博物馆，考察了仰韶文化、江陵楚墓和长沙汉墓等，获得了新知。比如唐代有种人，叫“服妖”，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模特，专门穿漂亮、前卫的衣服，贵族们吃饭的时候就请过来观看，相当于走秀。魏晋南北朝的时间很短，但服饰很摩登，造型很怪，女性上身的衣服很紧、很贴身，下身却是宽大的裙子，梳的发型也很大，像乌鸦的翅膀，叫鸦鬓。
我要感谢冯其庸先生。我在《红楼梦》剧组的时候认识了他，他见我朴实好学，便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凭借此信，我得以去各大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地下藏品我都见到了。在南京博物院的地下三层，有一套明代服饰，为了防止风化，放在玻璃柜里。太美了，我趴在玻璃柜上，脸贴在上面看。那个地方很脏，也很潮湿，馆员们都戴着口罩，叫我别趴在那儿。我不管那么多，掏出尺子就开始量。因为藏品不让画图，出了博物馆我就赶紧跑回去，凭借记忆画下来。有些东西不看到实物就是不行，比如那套明代服飾的尺寸就跟书上的不同。
1994年，我把近3年的理论研究付诸实践，设计了750套服饰，把中国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按历史顺序搬到了当年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名为《昨日的辉煌》。这样系统完整的服装展，在国内服装史上是第一次。很多名人都来了，国际知名设计师皮尔·卡丹看完后给我写了一句话：“看了今天的中国历代服饰表演，很兴奋，我更加热爱中国了。”能让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新的了解，我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一个人生活也挺好
2000年，我被调回山东，在省歌舞剧院工作。刚出山东的时候为的是《红楼梦》，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7年。到现在又过了17年，《红楼梦》剧组的老人儿慢慢都不在了。人上了年纪就图个清静，喜欢过闲云野鹤的生活，2004年，我办了退休手续。
苏州和镇江是中国影视服装基地，30多年来我一直和这里的工厂打交道，有了感情，加上平时还接一些闲活儿，不免还要来这里，于是索性就在苏州住下了，马路对面就是每天工作的工厂。
开始的四五年，我一直住在郊区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荒郊野外的，晚上工人都坐班车回市里了，整个厂除了我，就剩传达室的一个老头儿，他又睡得早。那么大个厂区，一个聊天的人都没有，挺吓人的。加上附近没吃的没玩的，路灯也没有。我一个人生活惯了，本以为自己受得了，结果还是觉得太无聊了，于是搬了出来，租了栋小别墅。它有个大院子，可以让猫撒野。我喜欢猫，养了好几只，天天跟它们在一起，感觉有了伴儿，就不孤单了。王扶林曾经几次想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没同意。一个人生活也挺好，抬起脚就走。我也不用靠谁来养活，自己挣钱自己花。
今年是1987版《红楼梦》播出30周年，可惜晓旭（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不在了。我跟王扶林、欧阳奋强这些主创人员都还保持着联系，感情很好。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养老了，我的脑子里却还有些想法，也还有些体力，想在服装设计上再做点事情。近段时间正在和导演钱雁秋筹备新版《神探狄仁杰》的拍摄工作，昨天还跟他就服饰问题争执不下。他想把我历代服饰展演中的鴉鬓用上，我觉得不合适，明天再跟他说说吧。
史延芹（口述）
本刊记者 龚新叶（采访整理）
1987年春节，筹拍两年、拍摄三年，邀请周汝昌、王蒙、沈从文等红学名家参与创作的电视剧《红楼梦》开始试播，马上引起全国轰动。
所谓“人靠衣装”，剧中人物的精美服装也起了锦上添花的效果，数千套形色各异的服饰，做工极为考究。在这项浩大工程中，史延芹功不可没。作为该剧首席服装设计师，她亲手设计了《红楼梦》剧中的2700多套服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奴仆婢女，无一重样。仅林黛玉一角就单独设计超过40套。
如今，古稀之年的史延芹在苏州定居。虽然是北方人，但长久在江南水乡工作、生活，吴侬软语和弄堂河池更让她觉得亲切熟悉。苏州是史延芹梦想起步的地方，也是她与《红楼梦》结缘的地方。在春风吹拂的太湖边上，莺莺燕燕，花花柳柳，史延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起自己与《红楼梦》的往事。
名字就跟《红楼梦》有缘
其实在做《红楼梦》的服装设计之前，我心里没谱，害怕搞砸了。于是就找到上海的戴敦邦先生请教，他是专门画《红楼梦》连环画的人。他听到我的担心后笑道：“要有信心，你肯定能做好。你的名字就跟《红楼梦》有关系：史，史湘云；芹，曹雪芹。这名字就跟《红楼梦》有缘。”
我被《红楼梦》剧组选上，周围的人也很惊讶，北京那么多大设计师不用，偏偏选了我这个山东话剧团来的。这大概就是缘分。
我祖籍是山东青州，小时候家里有本《石头记》。平日里扫地、擦桌子的时候，我就老听姨妈和我妈讲里面的故事，比如说“晴雯这个性格太强了，说话老带刺，不然不会吃亏”“袭人爱溜须拍马”“王熙凤怎么这么狠心”之类的，我姨妈能把《葬花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久而久之，我也就把书里的每个人物和情节都记清楚了。
那年在广州拍摄电视剧《南拳王》，我闲着就跟人聊《红楼梦》，剧组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有一天，副导演跟我说，北京在筹拍《红楼夢》电视剧，导演是中央电视台的王扶林，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很想去参与，但原计划还要回山东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凑巧的是，《水浒传》的一个副导演认识王扶林，看到我这么喜欢《红楼梦》，就给了我中央电视台的地址，鼓励我去试试。我立刻回家挑了一部分设计作品，包括电影《精变》的，兴高采烈地去了，也没想北京有多大，找不找得到人。
等到了中央电视台一问，王扶林不在台里，而是在天宁寺那边住着。我又跑到天宁寺，敲开门一看，只见一个矮小的老头儿，有点驼背，正在写东西，就是王扶林。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这里是不是在拍《红楼梦》？”他说对。我就毛遂自荐，说自己想做服装设计。没等他让我进门，就赶紧把背着的画夹取下来，把设计图摆了一地。王扶林看完不动声色地问：“这都是你画的？”我说是。他叹了口气说：“班子已经组建起来了，不缺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设计师都是从中央艺术团体来的，有北京人艺的、中央歌舞团的、中国京剧院的，等等。
王扶林的意思是我来晚了，想让我知难而退。我再三请求留下，他看我很诚心，就请我在家里吃了顿饭。当时他的桌子上全是稿纸，他用胳膊扫到旁边，腾出空间，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瓷罐，说：“我煮面去。”面煮好后，他从瓷罐里舀出两勺炸酱，将就着吃。吃完后，王扶林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去找负责舞美的制片主任蔡世福，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我就跑到东城。那时候没出租车，只能背着我的全部行李和画夹转公共汽车。
蔡世福知道我的来意后也叹了口气，说已经开始做了，名额也定好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打进来一个电话。蔡世福接完电话立刻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去找服装设计组组长。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电话是王扶林打的，他让蔡世福去电影资料馆调《精变》的资料，确认电影里的服饰是不是我设计的。《精变》讲的是《聊斋志异》里的一段，我给狐狸精小翠设计的是唐朝抹胸，脖子和肩胛骨那儿光溜溜的，在当时非常大胆，但王扶林很喜欢。
不过，到了设计组组长那里事情就不好办了，说工作都开始了，我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就求他让我留下，干杂活也行，只要能待在剧组里。前前后后去了他家好几趟，终于留下来了。
“48个小人物”成唯一的机会
剧组里的人都是上边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下边上来的，资历摆在那儿，重要的活儿跟我没关系。一开始，我做的是服装监制，就是图纸设计好之后，我去工厂盯着制作。后來剧组要在苏州拍一段“十里长街”的情节，有很多人物：和尚、道士、说书人、杂耍艺人、妓女……服装都要贴合身份，但并没有涉及主要人物。
那些大牌设计师不愿意设计小人物的服装，觉得大材小用，于是就把整条街人物的设计工作都推给了我，一共48张，半个月交图。说实话，任务量很重，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每天1.2元生活补助。剧组在香山，但房子不够住，我就被分到陶然亭公园去住。那儿有一溜儿小平房，是厕所改的，没有暖气，还透风。当时正值冬天，很冷，我穿着棉裤还浑身发抖。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又添了一张桌子，就在上面画图纸。饿了就跑出去买一张饼，5分钱。那饼有油有盐，吃着很香，还能吃饱。我就一边吃，一边看资料，一边画，直到眼睛睁不开，我就睡一会儿，起来接着画。
工作很辛苦，但也有乐趣。我喜欢设计有特色的东西，就把苏州的条子布、格子布和粗布等都用上了。水乡人物适合清雅风格，我把小樱花、小香囊也加了进去，还有小背心、十字挑花的腰裙，非常有意思。最后审核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设计图摆在地上。我先拿出一些主要人物的设计图，结果一位摄影师看完后说颜色太鲜艳、太纯，不适合电视摄影，就放到了一边，又问：“十里长街的呢？”我心惊胆战地把图纸摆了出来。编剧周岭看完后问我：“你画的？”我说是。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没人认识我。后来在场的人都说好，我的设计图也就通过了。 1987版《红楼梦》没有投资，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拍的，所以经费很紧张。不久，原服装设计组提出每张图纸300元的高价，剧组负担不起，就跟他们解约了。王扶林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也能吃苦，就跟央视副台长戴林峰建议，让我一个人来做服装设计。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第一次正式拍摄是在四川拍“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她有财有势，要有贵妇人的样子，我给她设计了一套黑色缂丝大皮袄，用的都是真狐皮。拍这场戏时，我还在北京赶图纸，现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王扶林和摄制组特别满意，我激动得不行。王熙凤是邓婕饰演的，那身装束她现在还摆放在家里，这是对我最好的肯定。那通电话给了我很大信心，让我坚定了要把《红楼梦》的服装设计做完、做好的决心。这就是我跟《红楼梦》的开始。
家庭和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无论是从艺术生涯上还是从个人生活上，1987版《红楼梦》都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进剧组的时候是1983年底，电视剧1987年开播。我在剧组待了3年多，拼命工作，精力全放在了《红楼梦》里，基本上管不了家。这点我很愧疚，在家庭和事业上，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耽误丈夫，最后跟他商量，选择了和平分手。之前我们有些存款，还有房子和家具，都留给了他。我自己用不着，因为几乎整年不回家，吃住都在剧组。最后离开家时，我只带了一台照相机，因为要用它拍剧照和资料。
离婚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心无旁骛地投身服饰研究。1991年，中国服饰研究设计中心把我从山东话剧团调到了北京，负责筹建中国服饰艺术博物馆。第一项工作就是办一场中国历代服饰展演活动。
在我看来，服装设计不是会画个画，再缝成样子就行的，设计师还要知道服装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现在一些做影视服装的，连原著都不看，历史也不查证，为了钱粗制滥造、胡编瞎说，不是误导观众吗？抗战片的服装有几个是真实的？女演员画着浓妆，穿漂亮的丝质旗袍，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根本不可能，就是有钱人也不会。在战乱的时候，人们不会穿鲜艳衣服，中国有这个传统。
为了让服饰最大程度符合历史，我跑了9省18市的博物馆，考察了仰韶文化、江陵楚墓和长沙汉墓等，获得了新知。比如唐代有种人，叫“服妖”，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模特，专门穿漂亮、前卫的衣服，贵族们吃饭的时候就请过来观看，相当于走秀。魏晋南北朝的时间很短，但服饰很摩登，造型很怪，女性上身的衣服很紧、很贴身，下身却是宽大的裙子，梳的发型也很大，像乌鸦的翅膀，叫鸦鬓。
我要感谢冯其庸先生。我在《红楼梦》剧组的时候认识了他，他见我朴实好学，便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凭借此信，我得以去各大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地下藏品我都见到了。在南京博物院的地下三层，有一套明代服饰，为了防止风化，放在玻璃柜里。太美了，我趴在玻璃柜上，脸贴在上面看。那个地方很脏，也很潮湿，馆员们都戴着口罩，叫我别趴在那儿。我不管那么多，掏出尺子就开始量。因为藏品不让画图，出了博物馆我就赶紧跑回去，凭借记忆画下来。有些东西不看到实物就是不行，比如那套明代服飾的尺寸就跟书上的不同。
1994年，我把近3年的理论研究付诸实践，设计了750套服饰，把中国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按历史顺序搬到了当年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名为《昨日的辉煌》。这样系统完整的服装展，在国内服装史上是第一次。很多名人都来了，国际知名设计师皮尔·卡丹看完后给我写了一句话：“看了今天的中国历代服饰表演，很兴奋，我更加热爱中国了。”能让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新的了解，我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一个人生活也挺好
2000年，我被调回山东，在省歌舞剧院工作。刚出山东的时候为的是《红楼梦》，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7年。到现在又过了17年，《红楼梦》剧组的老人儿慢慢都不在了。人上了年纪就图个清静，喜欢过闲云野鹤的生活，2004年，我办了退休手续。
苏州和镇江是中国影视服装基地，30多年来我一直和这里的工厂打交道，有了感情，加上平时还接一些闲活儿，不免还要来这里，于是索性就在苏州住下了，马路对面就是每天工作的工厂。
开始的四五年，我一直住在郊区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荒郊野外的，晚上工人都坐班车回市里了，整个厂除了我，就剩传达室的一个老头儿，他又睡得早。那么大个厂区，一个聊天的人都没有，挺吓人的。加上附近没吃的没玩的，路灯也没有。我一个人生活惯了，本以为自己受得了，结果还是觉得太无聊了，于是搬了出来，租了栋小别墅。它有个大院子，可以让猫撒野。我喜欢猫，养了好几只，天天跟它们在一起，感觉有了伴儿，就不孤单了。王扶林曾经几次想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没同意。一个人生活也挺好，抬起脚就走。我也不用靠谁来养活，自己挣钱自己花。
今年是1987版《红楼梦》播出30周年，可惜晓旭（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不在了。我跟王扶林、欧阳奋强这些主创人员都还保持着联系，感情很好。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养老了，我的脑子里却还有些想法，也还有些体力，想在服装设计上再做点事情。近段时间正在和导演钱雁秋筹备新版《神探狄仁杰》的拍摄工作，昨天还跟他就服饰问题争执不下。他想把我历代服饰展演中的鴉鬓用上，我觉得不合适，明天再跟他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