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丑行或浪漫》后沉寂四年的张炜近日隆重推出长篇小说《刺猬歌》。小说叙述了廖麦、美蒂40余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及整个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变迁，故事光怪陆离极富传奇色彩。但张炜又不自觉地继承了《九月寓言》的怀旧与批判主题，只是这次是通过对欲望时代的书写来传达对乡村文明怀念的。小说塑造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表征了文本寓言化的性质：以唐童为代表的欲的世界，荒原莽林的自在世界。唐童对莽林的毁灭象征了现代欲望时代对人类原始文明的侵略与破坏，而作为人类家园的最后一片净土——廖麦与米蒂的家园最终也走向被吞噬的命运，展示了欲望以惊人的力量与速度占据了整个世界这一残酷现实。张炜将笔触深入欲望世界内部，深刻剖析了在现代工业文明挤压之下乡村本土文明坚守者的无奈与焦虑。飘忽的结构、象征的意象、哲学化的深思共同铸造了具有高度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小说文本。
一、欲望场中的人物分析
在《刺猬歌》中，张炜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莽林动物世界。在这里有通情达理的野猪精，有俊俏美丽、香喷喷的花鹿精，有缠缠绵绵且不失热辣心劲的刺猬精，高兴了她们还会唱起悦耳的刺猬歌。这是一个人畜和谐相处、相依相存的自在世界，它代表了生命的原始状态。在整部小说中莽林是乡村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理想的乌托邦。然而以欲望为表征的现代工业文明正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在逼近它、吞噬它。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将人的欲望分为三类：一、自然而必须的，如吃饱穿暖，渴饮困睡；二、自然却非必须的，如佳肴美酒，男欢女爱；三、非自然亦非必须的，如富有和名望。追求第一类欲望的满足是人之本性，但欲望不是纯粹的、绝对的东西，它需要道德、责任的控制，过度推崇与放纵欲望（如权欲与性欲）是愚蠢的，人不能只沉溺于性爱，不能盲目追求权欲、钱欲等等的满足。张炜在《刺猬歌》中便是通过对欲望场中人物的书写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
首先，是对权欲代表者的书写。现代工业文明制度下，权力首先是制度、法律、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其次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控制力与支配力。权力关系相应地表现为征服与屈从,获得权利便获得了对人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唐童父子便是权利的疯狂追逐者。他们为了获取在棘窝镇的霸权地位，为了驱逐曾经的权利拥有者——霍公，不惜杀人如麻，扬言掘地三尺也要将所有姓霍之人斩尽杀绝。他们之所以烧、砍那篇莽林，也只是因为他们相信林中畜类野物与霍家都是一伙。他们渴求的结果就是：“棘窝镇如今姓什么？姓唐。石头、树、街上跑的狗，还有一片片的田地，都姓唐。这与当年凡物皆有主、样样都姓霍一个道理。”① 在疯狂的权欲支配下，“踢呀踢”的行动开始了，一种强盗式的破坏、扩张渐渐笼罩了整个棘窝镇。
权欲除了表现为对物的占有,更深层次上表现为对人肉体、情感的占有和支配。唐童对幼时美蒂的要求就是“你谁的也不是，你是我的，知道吗？这是我爹允了的”②。可美蒂后来爱上了廖麦。于是当家之后的唐童便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实现了权力的再生功能，利用金钱、权势逼使米蒂在肉体上屈从于他。更惊人的是，他让美蒂的女儿认自己为干爹，不觉中纯洁的蓓蓓便成了认贼作父的罪人。在权利的庇护下唐童几乎获得了他想拥有的一切。张炜利用唐童这一形象实现了对现代社会权力威力的生动阐释。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私欲，又可折磨、抑制其人性，使人性变态地呈现出来，姗婆便是一个例证。她是极富神秘色彩的怪人，自心上人良子消失后，曾长期在莽林中游走，与动物和谐相处并为难产的花鹿、山羊、野猪、海猪、豹子、狼等接生。此时是爱的力量促使她走进了纯朴的乡村文明。但从莽林回到棘窝镇这欲望的地带后，她变成了被征服欲强烈的怪人。而被征服欲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性来实现。“姗子立志找一个两足兽，一个真正的野兽。这家伙最好还是个强奸犯。”③ 终于她在乌龟老头和渔把头近似暴力的性生活中得到了满足。不难看出姗子身上有虐恋倾向。“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是被权力边缘化的性实践。”④ 虐恋行为是对权力关系中征服与屈从的模拟与复制。姗子在想占有良子的计划失败后便成为了唐童背后权力的帮凶，在背后谋划解决了困扰唐童的许多事情。姗子在欲望时代对权力的渴望所促成的畸形心理证明了权欲对正常人的异化作用。
其次，是对性欲代表者的书写。“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礼记·礼运》）。除权欲之外，性欲也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性欲本无好坏之分，但过分追求性欲甚至为了性欲置伦理道德于不顾便是纵欲了，行为与动物无异。《刺猬歌》中张炜花费了极大笔墨来书写性欲场上的奇人轶事，包括动物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性行为，这其中当以唐童和米蒂最具代表性。唐童是性欲文化积极的推行者,他将棘窝镇改名为鸡窝镇，将做皮肉生意的发廊街命名为“锦鸡大街”。应该说，“鸡窝镇”的名称是种隐喻也是种讽刺。这一名字所受到的众人的赞许代表着人们都目睹并认同了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如果说唐童是显性的纵欲者那么米蒂便是隐形的纵欲者。她幼时纯真无邪，可经历了唐童的一番斗争后，逐渐实现了性欲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廖麦发现她越来越爱吃“丑鱼”，“丑鱼”又明“淫鱼”，“淫鱼”恰与淫欲谐音。此鱼是品性淫荡之鱼“征欢深水下，日日易其妻。淫情炽如火，不克餍所欲……”⑤ 吃过此鱼米蒂便性欲勃发，“妈呀，真逮住汉子啦！”的呼叫也越来越响亮、频繁。在文中，廖麦固执地认为丑鱼是唐童偷偷放进园中池塘的，而这也正是张炜在暗喻：米蒂的转变也是受唐童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传染，是一种悄悄进行的异化。而米蒂作为刺猬的明显性征——脊部呈八字形的金色绒毛最后也消失了，这是纯朴人性被复杂欲望时代异化的结果，是美被毁灭的悲剧。
不难看出张炜在小说中肆意书写欲望是为了展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物欲横流的现实，挖掘人性中最为深层的东西，包括善的一面，也包括恶的一面。但他最终的目的是反对工业文明，渴望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眷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传统，从根本上讲，张炜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现代文明的拒斥者，畸形商业文明的批判者。
二、批判欲望，反思现代工业文明
张炜不只描绘欲壑难填的人类，他还对其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小说有“黄毛授课”和“致天童”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小节。“黄毛授课”目的是传达“纵欲等于爱国”的理论，为纵欲寻找现实根据 。“致天童”以辩论的形式紧接前者出现，传达“万恶淫为首”的理念。张炜作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自觉肩负起了现实社会需要的责任和使命，通过这两个近似辩论的小节实现了理论上对欲望的批判和对以欲望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否定。但仅从理论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效力不足。张炜还尝试从人物出发，以廖麦的视角进一步思考欲望背后的现代工业文明。
在廖麦眼里，人世间由两大部分组成：不幸和爱。廖麦的不幸表面上是由于唐童父子的挤压与迫害，父亲被害，自己被迫背井离乡，与爱人长期分离。而其心理上更大的不幸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廖麦在外流浪多年，与其说是仇恨和爱的力量不如说是土地的魔力把他召回故土，可回乡后他却目睹了天童公司对自然莽林的破坏，切身体会了乡村文明在工业文明挤压下的裂变。面对欲壑难填的现代人类，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廖麦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过晴耕雨读的生活，写一部丛林秘史。写丛林秘史，廖麦将重拾记忆的碎片，重组逝去的经验，记录荒原莽林的历史变迁、人文轶事，记录那个自在的乡村文明时代，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唱一曲挽歌。
然而廖麦的家园作为乡村文明的最后一片净土，也难逃被掠夺、占领的命运。晴耕雨读看似是朴实无欺、最易实现的理想，但天童公司的逐渐扩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步步紧逼剥夺了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支撑廖麦生命的还有一大部分是爱，然而纯真的爱情已成过去，最终他看到的是欲望时代挤压下妻子的蜕变和不忠。此时廖麦进行着自我反思：“农场，书籍，舒适的，有浴室和卫生间的居所，现代耕作——这的确是一种新概念。我已经在不自觉间走近了它……我突然明白它简直就是一种蛊——我们走进了默默中蛊的时代。”⑥ “莫名其妙的情感和欲望就这样将人一把攥住，任谁也没办法……是的，情和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个世界，一个绝望的世界。”⑦
现代工业文明以其强大的力量腐蚀了廖麦，给理想坚守者以重击，造成了廖麦的无奈与焦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思也凸现了张炜思想的局限性：他一方面怀恋着原始状态的乡村文明，一方面又已经渐渐妥协于现代工业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这从文本中廖麦对自己理想的困惑和质疑中就可见一斑：女儿、妻子都自觉认同了这个时代，唯有自己还在苦守，是理想本身出错了？是自己太保守？其实现代性的强大就在于，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不难看出张炜也处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难以自拔。
三、欲望批判背后张炜矛盾心理的呈现
《刺猬歌》故事主干表达的无疑是一个现代性的老问题：进人现代世界的孤独个体在欲望化时代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坚守。通过对欲望的书写，张炜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表现出自己对乡村文明这一理想乌托邦的执著坚守。但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现代工业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与转化，这种冲突从而使得张炜处在价值与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
张炜的文化回归趋向和乡土立场表现非常显露，但其中也透露了他在文化选择时的矛盾心理。故乡和童年的美好记忆难以磨灭，传统的民间文化深刻地烙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认为：“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⑧ 而长大后面对着喧闹的城市张炜觉得，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那里物欲泛滥,沦丧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他始终被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缠绕着，很难在心理上真正地融入城市，所以要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心中的这片热土。在《一辈子的寻找》中，张炜说“我觉得我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尽头。当明白了是这样的时候，我回头看着一串脚印，心中怅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和解释同一种东西，同一个问题——永远也寻找不到，永远也解释不清，但偏要把这一切继续下去”⑨。这就是执著而倔强的张炜，情感上固执地钟情于乡村文明的张炜，也是人们冠之为“保守主义者”的张炜。可是情感阻止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一切终将灰飞烟灭。现代工业文明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取代着乡村文明。
但一味赞赏乡村文明也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乡村文明真的完美无缺吗？莽林之中动物和谐相处之时不也有残暴、凶恶的狼存在着吗？霍公的融入自然不也带有情欲的成分吗？霍公时代不也少不了“响马”的烧杀抢掠、为虎作伥吗？这些都显示了乡村文明的难以遮蔽的缺陷，而对这些现象的客观描述证实了张炜的矛盾心态。他仍不自觉地唱响了乡村文明的挽歌。
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否认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具有的魅力，不能怀疑当它被无情抛入现代洪流时人们对它的眷恋和怀念。如果没有以唐童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侵入，人类平和、美好的精神家园也不会发生质的突变。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无法拒绝这个时代及与它相伴的负面影响的到来，更无法挽留那个人类诗意文明的栖息地。
小说通过层出不穷的生活细节展示了人们对丰富物质生活的向往，实际上宣告了现代工业文明更适合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斑鸠大道的工人工作一夜后第二天早晨仍精神焕发，在心理上人们更喜欢接近这景色优美、代表高品位的斑鸠大道；当廖麦踏入女儿蓓蓓的豪华房间，他是用欣赏的眼光观察房屋中一切高档设施的；三叉岛的居民更喜欢乘坐旅游区的交通船而不是靠自己划小舢板；孩子不再驾船弄桨，更愿到天童集团的旅游区去挣钱。
不难看出，对故乡的眷恋、对物欲泛滥时代的排斥使张炜坚守着回归乡村本土文明的理想，但社会现实又使他不能无视现代工业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这便使张炜在价值取舍及文化选择上矛盾重重。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张炜：《刺猬歌》，《当代》2007年第1期。
④李银和：《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⑧张炜：《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⑨张炜：《一辈子的寻找》，《批评与理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欲望场中的人物分析
在《刺猬歌》中，张炜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莽林动物世界。在这里有通情达理的野猪精，有俊俏美丽、香喷喷的花鹿精，有缠缠绵绵且不失热辣心劲的刺猬精，高兴了她们还会唱起悦耳的刺猬歌。这是一个人畜和谐相处、相依相存的自在世界，它代表了生命的原始状态。在整部小说中莽林是乡村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理想的乌托邦。然而以欲望为表征的现代工业文明正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在逼近它、吞噬它。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将人的欲望分为三类：一、自然而必须的，如吃饱穿暖，渴饮困睡；二、自然却非必须的，如佳肴美酒，男欢女爱；三、非自然亦非必须的，如富有和名望。追求第一类欲望的满足是人之本性，但欲望不是纯粹的、绝对的东西，它需要道德、责任的控制，过度推崇与放纵欲望（如权欲与性欲）是愚蠢的，人不能只沉溺于性爱，不能盲目追求权欲、钱欲等等的满足。张炜在《刺猬歌》中便是通过对欲望场中人物的书写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
首先，是对权欲代表者的书写。现代工业文明制度下，权力首先是制度、法律、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其次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控制力与支配力。权力关系相应地表现为征服与屈从,获得权利便获得了对人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唐童父子便是权利的疯狂追逐者。他们为了获取在棘窝镇的霸权地位，为了驱逐曾经的权利拥有者——霍公，不惜杀人如麻，扬言掘地三尺也要将所有姓霍之人斩尽杀绝。他们之所以烧、砍那篇莽林，也只是因为他们相信林中畜类野物与霍家都是一伙。他们渴求的结果就是：“棘窝镇如今姓什么？姓唐。石头、树、街上跑的狗，还有一片片的田地，都姓唐。这与当年凡物皆有主、样样都姓霍一个道理。”① 在疯狂的权欲支配下，“踢呀踢”的行动开始了，一种强盗式的破坏、扩张渐渐笼罩了整个棘窝镇。
权欲除了表现为对物的占有,更深层次上表现为对人肉体、情感的占有和支配。唐童对幼时美蒂的要求就是“你谁的也不是，你是我的，知道吗？这是我爹允了的”②。可美蒂后来爱上了廖麦。于是当家之后的唐童便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实现了权力的再生功能，利用金钱、权势逼使米蒂在肉体上屈从于他。更惊人的是，他让美蒂的女儿认自己为干爹，不觉中纯洁的蓓蓓便成了认贼作父的罪人。在权利的庇护下唐童几乎获得了他想拥有的一切。张炜利用唐童这一形象实现了对现代社会权力威力的生动阐释。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私欲，又可折磨、抑制其人性，使人性变态地呈现出来，姗婆便是一个例证。她是极富神秘色彩的怪人，自心上人良子消失后，曾长期在莽林中游走，与动物和谐相处并为难产的花鹿、山羊、野猪、海猪、豹子、狼等接生。此时是爱的力量促使她走进了纯朴的乡村文明。但从莽林回到棘窝镇这欲望的地带后，她变成了被征服欲强烈的怪人。而被征服欲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性来实现。“姗子立志找一个两足兽，一个真正的野兽。这家伙最好还是个强奸犯。”③ 终于她在乌龟老头和渔把头近似暴力的性生活中得到了满足。不难看出姗子身上有虐恋倾向。“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是被权力边缘化的性实践。”④ 虐恋行为是对权力关系中征服与屈从的模拟与复制。姗子在想占有良子的计划失败后便成为了唐童背后权力的帮凶，在背后谋划解决了困扰唐童的许多事情。姗子在欲望时代对权力的渴望所促成的畸形心理证明了权欲对正常人的异化作用。
其次，是对性欲代表者的书写。“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礼记·礼运》）。除权欲之外，性欲也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性欲本无好坏之分，但过分追求性欲甚至为了性欲置伦理道德于不顾便是纵欲了，行为与动物无异。《刺猬歌》中张炜花费了极大笔墨来书写性欲场上的奇人轶事，包括动物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性行为，这其中当以唐童和米蒂最具代表性。唐童是性欲文化积极的推行者,他将棘窝镇改名为鸡窝镇，将做皮肉生意的发廊街命名为“锦鸡大街”。应该说，“鸡窝镇”的名称是种隐喻也是种讽刺。这一名字所受到的众人的赞许代表着人们都目睹并认同了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如果说唐童是显性的纵欲者那么米蒂便是隐形的纵欲者。她幼时纯真无邪，可经历了唐童的一番斗争后，逐渐实现了性欲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廖麦发现她越来越爱吃“丑鱼”，“丑鱼”又明“淫鱼”，“淫鱼”恰与淫欲谐音。此鱼是品性淫荡之鱼“征欢深水下，日日易其妻。淫情炽如火，不克餍所欲……”⑤ 吃过此鱼米蒂便性欲勃发，“妈呀，真逮住汉子啦！”的呼叫也越来越响亮、频繁。在文中，廖麦固执地认为丑鱼是唐童偷偷放进园中池塘的，而这也正是张炜在暗喻：米蒂的转变也是受唐童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传染，是一种悄悄进行的异化。而米蒂作为刺猬的明显性征——脊部呈八字形的金色绒毛最后也消失了，这是纯朴人性被复杂欲望时代异化的结果，是美被毁灭的悲剧。
不难看出张炜在小说中肆意书写欲望是为了展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物欲横流的现实，挖掘人性中最为深层的东西，包括善的一面，也包括恶的一面。但他最终的目的是反对工业文明，渴望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眷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传统，从根本上讲，张炜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现代文明的拒斥者，畸形商业文明的批判者。
二、批判欲望，反思现代工业文明
张炜不只描绘欲壑难填的人类，他还对其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小说有“黄毛授课”和“致天童”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小节。“黄毛授课”目的是传达“纵欲等于爱国”的理论，为纵欲寻找现实根据 。“致天童”以辩论的形式紧接前者出现，传达“万恶淫为首”的理念。张炜作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自觉肩负起了现实社会需要的责任和使命，通过这两个近似辩论的小节实现了理论上对欲望的批判和对以欲望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否定。但仅从理论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效力不足。张炜还尝试从人物出发，以廖麦的视角进一步思考欲望背后的现代工业文明。
在廖麦眼里，人世间由两大部分组成：不幸和爱。廖麦的不幸表面上是由于唐童父子的挤压与迫害，父亲被害，自己被迫背井离乡，与爱人长期分离。而其心理上更大的不幸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廖麦在外流浪多年，与其说是仇恨和爱的力量不如说是土地的魔力把他召回故土，可回乡后他却目睹了天童公司对自然莽林的破坏，切身体会了乡村文明在工业文明挤压下的裂变。面对欲壑难填的现代人类，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廖麦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过晴耕雨读的生活，写一部丛林秘史。写丛林秘史，廖麦将重拾记忆的碎片，重组逝去的经验，记录荒原莽林的历史变迁、人文轶事，记录那个自在的乡村文明时代，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唱一曲挽歌。
然而廖麦的家园作为乡村文明的最后一片净土，也难逃被掠夺、占领的命运。晴耕雨读看似是朴实无欺、最易实现的理想，但天童公司的逐渐扩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步步紧逼剥夺了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支撑廖麦生命的还有一大部分是爱，然而纯真的爱情已成过去，最终他看到的是欲望时代挤压下妻子的蜕变和不忠。此时廖麦进行着自我反思：“农场，书籍，舒适的，有浴室和卫生间的居所，现代耕作——这的确是一种新概念。我已经在不自觉间走近了它……我突然明白它简直就是一种蛊——我们走进了默默中蛊的时代。”⑥ “莫名其妙的情感和欲望就这样将人一把攥住，任谁也没办法……是的，情和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个世界，一个绝望的世界。”⑦
现代工业文明以其强大的力量腐蚀了廖麦，给理想坚守者以重击，造成了廖麦的无奈与焦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思也凸现了张炜思想的局限性：他一方面怀恋着原始状态的乡村文明，一方面又已经渐渐妥协于现代工业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这从文本中廖麦对自己理想的困惑和质疑中就可见一斑：女儿、妻子都自觉认同了这个时代，唯有自己还在苦守，是理想本身出错了？是自己太保守？其实现代性的强大就在于，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不难看出张炜也处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难以自拔。
三、欲望批判背后张炜矛盾心理的呈现
《刺猬歌》故事主干表达的无疑是一个现代性的老问题：进人现代世界的孤独个体在欲望化时代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坚守。通过对欲望的书写，张炜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表现出自己对乡村文明这一理想乌托邦的执著坚守。但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现代工业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与转化，这种冲突从而使得张炜处在价值与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
张炜的文化回归趋向和乡土立场表现非常显露，但其中也透露了他在文化选择时的矛盾心理。故乡和童年的美好记忆难以磨灭，传统的民间文化深刻地烙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认为：“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⑧ 而长大后面对着喧闹的城市张炜觉得，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那里物欲泛滥,沦丧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他始终被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缠绕着，很难在心理上真正地融入城市，所以要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心中的这片热土。在《一辈子的寻找》中，张炜说“我觉得我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尽头。当明白了是这样的时候，我回头看着一串脚印，心中怅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和解释同一种东西，同一个问题——永远也寻找不到，永远也解释不清，但偏要把这一切继续下去”⑨。这就是执著而倔强的张炜，情感上固执地钟情于乡村文明的张炜，也是人们冠之为“保守主义者”的张炜。可是情感阻止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一切终将灰飞烟灭。现代工业文明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取代着乡村文明。
但一味赞赏乡村文明也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乡村文明真的完美无缺吗？莽林之中动物和谐相处之时不也有残暴、凶恶的狼存在着吗？霍公的融入自然不也带有情欲的成分吗？霍公时代不也少不了“响马”的烧杀抢掠、为虎作伥吗？这些都显示了乡村文明的难以遮蔽的缺陷，而对这些现象的客观描述证实了张炜的矛盾心态。他仍不自觉地唱响了乡村文明的挽歌。
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否认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具有的魅力，不能怀疑当它被无情抛入现代洪流时人们对它的眷恋和怀念。如果没有以唐童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侵入，人类平和、美好的精神家园也不会发生质的突变。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无法拒绝这个时代及与它相伴的负面影响的到来，更无法挽留那个人类诗意文明的栖息地。
小说通过层出不穷的生活细节展示了人们对丰富物质生活的向往，实际上宣告了现代工业文明更适合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斑鸠大道的工人工作一夜后第二天早晨仍精神焕发，在心理上人们更喜欢接近这景色优美、代表高品位的斑鸠大道；当廖麦踏入女儿蓓蓓的豪华房间，他是用欣赏的眼光观察房屋中一切高档设施的；三叉岛的居民更喜欢乘坐旅游区的交通船而不是靠自己划小舢板；孩子不再驾船弄桨，更愿到天童集团的旅游区去挣钱。
不难看出，对故乡的眷恋、对物欲泛滥时代的排斥使张炜坚守着回归乡村本土文明的理想，但社会现实又使他不能无视现代工业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这便使张炜在价值取舍及文化选择上矛盾重重。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张炜：《刺猬歌》，《当代》2007年第1期。
④李银和：《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⑧张炜：《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⑨张炜：《一辈子的寻找》，《批评与理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