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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将示人，没有人和事能够逃得过时间的审判
[编者按]
2019年6月1日到8月8日，以丝绸之路为线索的国际当代艺术展——“沉默的叙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宁夏是丝路古道上的起点，策展人黄梅协同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了当今丝绸之路诸国如中国、伊拉克、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的25位（组）位艺术家们，让他们的当代艺术作品与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相呼应于同一空间。展览如古丝绸之路的地图布局，始于东亚而终于西欧。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对本刊表示：“丝绸之路这些地区的衰落或者危机，基本上就是所谓欧洲海洋时代到来之后造成的。尽管这些地区原来也有;中突，但对其文明打击最大的还是随着西欧的崛起，海洋时代到来——西方人把自己的一套关系强加给他们。”古丝绸之路始于中国，止于土耳其。策展人黄梅两度为“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去过伊斯坦布尔，在她眼中，这个城市在各个层面所具备的激烈矛盾性，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似乎也印证了其文化和宗教的衰落与西欧文明强加于此的关联。
宗教的矛盾
第一次踏上伊斯坦布尔时，觉得脚下的土地异常陌生，甚至很难觉得这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其实伊斯坦布尔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丝绸之路上，都认为意大利罗马是“西方”的终点站，实际上那是前二三世纪的事了。在四世纪以后从东方通往罗马和地中海王国的路便由“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了。1453年奧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土耳其人便掌握了控制这条经济命脉的权力，这也为他们累积了巨额财富。有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避免奧斯曼帝国的高额海关税，西葡二国才开始派人探索新的去亚洲海洋航线，因而发现了新大陆。这也是为什么哥伦布在发现拉丁美洲人的时候把他们叫作“印度人”。
伊斯坦布尔有两个部分：西部和东部，由一条分割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水界分开。西部是更加欧洲化的部分，城区为偏欧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可以找得到有机超市、嬉皮咖啡厅，还有制作各种鸡尾酒的酒吧、水烟厅、艺术机构和穿着暴露时尚的叼着烟的年轻人。东部则是更加保守的部分，女人还是带着头巾，更有甚者就是高居在阁楼上不下来，要买什么就用竹筐吊起篮子放下来，请家人或是街坊帮她。餐馆多为清真餐厅。两个区一对比，如在两个国度一般。
矛盾的激烈碰撞，我认为是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例如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隔街相望。徘徊在两座宗教圣殿之间，我脑海里总是出现《天国王朝》中十字军东征夺回圣城的血腥战争和作为基督教领土的最后一站——拜占庭帝国里东正教与伊斯兰王国民族融合的故事场景。蓝色清真寺庄严坚硬，几何形的轮廓层层叠叠。女人要穿上寺院提供的袍子，遮住头发和四肢的裸露部位，脱了鞋子方能进入。寺内构图庄严，不奉神像，地毯老旧却干净，有因朝拜而磨损的痕迹。对面的圣索菲亚曾是拜占庭的大教堂。我一直不喜欢中文语言里对“教堂”和“大教堂”的翻译，非常不严谨。古拉丁语里教堂是Ecclesia，大教堂是Cathedrali。Cathedrali设有中枢主教，统领Ecclesia的所有掌事神父。这两个词有本质的区别，不是仅通过一个“大”字就可诠释。圣索菲亚虽然被伊斯兰教翻修多次，并立上了四根柱塔，但却无法掩饰那浓重华丽的血红墙色的拜占庭风格。在教堂的旧址上翻建清真寺，清真寺原址拆了再盖更高的教堂，教堂还可以再被覆盖。这取决于谁掌握权力，这是欧洲地中海区宗教的一个普遍特征。圣索非亚的内壁被重新上了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漆剥落，露出了东正教圣像的影子。历史终将示人，没有人和事能够逃得过时间的审判。
拜占庭东正教的造像相比天主教的文艺复兴，少了很多柔情浪漫的人文关怀，多了严厉和刻板的審视，这也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之所以被当今诸多西方左派人士所不齿，大抵是由于中世纪时期引发的大批黑暗战乱。尤其是“审判者（Inquisitio）”这个词，因为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与其一向以宽容待人和普渡众生温柔示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这段历史档案格外有一种扭曲的魅力，正如圣索非亚大教堂那猩红色的墙壁也如温润的血液一般警示着世人：所谓“宗教圣人”也会犯致命的错误。
这个城市总会给你一种双重错觉。这有点像《开罗时间》里的美国女人初到同为穆斯林城市的埃及开罗时的错乱感。
文化的自身矛盾性
伊斯坦布尔激荡的矛盾不仅仅只存在于历史和宗教，而且也存在于文化和艺术中。土耳其总体来说是一个保守的国家，然而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却极其前卫和激烈，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实践方面，这与其独特的政治背景有关。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Ataterk）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发动土耳其国民运动井解放了国家，建立了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土耳其从伊斯兰教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确认了与欧盟靠拢的民主的政治方针。伊斯坦布尔尤其偏向欧盟，以至于当你走在街上，有时会感到自己身处欧洲的迷失。由于阿塔图尔克的军人出身，让部分土耳其军队认为把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斯兰教分开是自身的绝对任务。这也使得当身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想要恢复伊斯兰教的影响时，军方直接干涉而导致政局一度混乱，这成为土耳其保守势力复苏后当代政变整肃和混沌的开端。
2013与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妈妈，我是野蛮人吗？”“咸水”都是对政治的探讨。拿较近的“咸水”来说，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在定义此次展览时之所以用“咸水”之名，正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内部;中突。她在访谈里说道：“手机如果掉入淡水中晾干还能使用，但若是掉入咸水中就不可再用了，咸水具有破坏力，也有改变性。”伊斯坦布尔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正是欧洲与中东的文明交界之处。展览正如“咸水”这种比喻般，带着西方（或是欧洲）前卫和激烈的视角，不断地破坏和冲撞着原有的土耳其传统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作品场景是在IKSV（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主展场里，一位双性人艺术家裸露着自己的生殖器，在粉色的烟云中披着羽毛自恋地载歌载舞的影像。旁边有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伊斯兰妇女和她的丈夫在大声咒骂，并且朝着作品吐口水，这点让我很震撼，我差点分不清这是不是作品的一部分，直到他们二人被保安拖走。这个意外的情境给作品加分不少，也很完整地表现了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自身的矛盾性。
在文化方面，这个城市总会给你一种双重错觉。这有点像《开罗时间》里的美国女人初到同为穆斯林城市的埃及开罗时的错乱感。一方面，你可以痴迷于异域文化：欣赏着前奥斯曼帝国的雄伟精美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艺术，吃着精致健康的烤肉食物，在水烟厅里和友人喝着美酒，抽着苹果味的水烟到昏天黑地，仿佛迷失了时间感。另一方面，你也会被种种保守主义所束缚：作为身着夏日清凉打扮的异国女性，被本地男子投来异样的目光或是出言猥琐;或是在咖啡厅，看到门口明确标出“女人不许入内”的标志。
这便是我回忆中的伊斯坦布尔了。它不是黑白分明的，相反，它有浑浊的记忆混沌感，这大概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
[编者按]
2019年6月1日到8月8日，以丝绸之路为线索的国际当代艺术展——“沉默的叙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宁夏是丝路古道上的起点，策展人黄梅协同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了当今丝绸之路诸国如中国、伊拉克、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的25位（组）位艺术家们，让他们的当代艺术作品与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相呼应于同一空间。展览如古丝绸之路的地图布局，始于东亚而终于西欧。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对本刊表示：“丝绸之路这些地区的衰落或者危机，基本上就是所谓欧洲海洋时代到来之后造成的。尽管这些地区原来也有;中突，但对其文明打击最大的还是随着西欧的崛起，海洋时代到来——西方人把自己的一套关系强加给他们。”古丝绸之路始于中国，止于土耳其。策展人黄梅两度为“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去过伊斯坦布尔，在她眼中，这个城市在各个层面所具备的激烈矛盾性，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似乎也印证了其文化和宗教的衰落与西欧文明强加于此的关联。
宗教的矛盾
第一次踏上伊斯坦布尔时，觉得脚下的土地异常陌生，甚至很难觉得这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其实伊斯坦布尔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丝绸之路上，都认为意大利罗马是“西方”的终点站，实际上那是前二三世纪的事了。在四世纪以后从东方通往罗马和地中海王国的路便由“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了。1453年奧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土耳其人便掌握了控制这条经济命脉的权力，这也为他们累积了巨额财富。有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避免奧斯曼帝国的高额海关税，西葡二国才开始派人探索新的去亚洲海洋航线，因而发现了新大陆。这也是为什么哥伦布在发现拉丁美洲人的时候把他们叫作“印度人”。
伊斯坦布尔有两个部分：西部和东部，由一条分割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水界分开。西部是更加欧洲化的部分，城区为偏欧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可以找得到有机超市、嬉皮咖啡厅，还有制作各种鸡尾酒的酒吧、水烟厅、艺术机构和穿着暴露时尚的叼着烟的年轻人。东部则是更加保守的部分，女人还是带着头巾，更有甚者就是高居在阁楼上不下来，要买什么就用竹筐吊起篮子放下来，请家人或是街坊帮她。餐馆多为清真餐厅。两个区一对比，如在两个国度一般。
矛盾的激烈碰撞，我认为是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例如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隔街相望。徘徊在两座宗教圣殿之间，我脑海里总是出现《天国王朝》中十字军东征夺回圣城的血腥战争和作为基督教领土的最后一站——拜占庭帝国里东正教与伊斯兰王国民族融合的故事场景。蓝色清真寺庄严坚硬，几何形的轮廓层层叠叠。女人要穿上寺院提供的袍子，遮住头发和四肢的裸露部位，脱了鞋子方能进入。寺内构图庄严，不奉神像，地毯老旧却干净，有因朝拜而磨损的痕迹。对面的圣索菲亚曾是拜占庭的大教堂。我一直不喜欢中文语言里对“教堂”和“大教堂”的翻译，非常不严谨。古拉丁语里教堂是Ecclesia，大教堂是Cathedrali。Cathedrali设有中枢主教，统领Ecclesia的所有掌事神父。这两个词有本质的区别，不是仅通过一个“大”字就可诠释。圣索菲亚虽然被伊斯兰教翻修多次，并立上了四根柱塔，但却无法掩饰那浓重华丽的血红墙色的拜占庭风格。在教堂的旧址上翻建清真寺，清真寺原址拆了再盖更高的教堂，教堂还可以再被覆盖。这取决于谁掌握权力，这是欧洲地中海区宗教的一个普遍特征。圣索非亚的内壁被重新上了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漆剥落，露出了东正教圣像的影子。历史终将示人，没有人和事能够逃得过时间的审判。
拜占庭东正教的造像相比天主教的文艺复兴，少了很多柔情浪漫的人文关怀，多了严厉和刻板的審视，这也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之所以被当今诸多西方左派人士所不齿，大抵是由于中世纪时期引发的大批黑暗战乱。尤其是“审判者（Inquisitio）”这个词，因为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与其一向以宽容待人和普渡众生温柔示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这段历史档案格外有一种扭曲的魅力，正如圣索非亚大教堂那猩红色的墙壁也如温润的血液一般警示着世人：所谓“宗教圣人”也会犯致命的错误。
这个城市总会给你一种双重错觉。这有点像《开罗时间》里的美国女人初到同为穆斯林城市的埃及开罗时的错乱感。
文化的自身矛盾性
伊斯坦布尔激荡的矛盾不仅仅只存在于历史和宗教，而且也存在于文化和艺术中。土耳其总体来说是一个保守的国家，然而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却极其前卫和激烈，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实践方面，这与其独特的政治背景有关。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Ataterk）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发动土耳其国民运动井解放了国家，建立了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土耳其从伊斯兰教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确认了与欧盟靠拢的民主的政治方针。伊斯坦布尔尤其偏向欧盟，以至于当你走在街上，有时会感到自己身处欧洲的迷失。由于阿塔图尔克的军人出身，让部分土耳其军队认为把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斯兰教分开是自身的绝对任务。这也使得当身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想要恢复伊斯兰教的影响时，军方直接干涉而导致政局一度混乱，这成为土耳其保守势力复苏后当代政变整肃和混沌的开端。
2013与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妈妈，我是野蛮人吗？”“咸水”都是对政治的探讨。拿较近的“咸水”来说，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在定义此次展览时之所以用“咸水”之名，正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内部;中突。她在访谈里说道：“手机如果掉入淡水中晾干还能使用，但若是掉入咸水中就不可再用了，咸水具有破坏力，也有改变性。”伊斯坦布尔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正是欧洲与中东的文明交界之处。展览正如“咸水”这种比喻般，带着西方（或是欧洲）前卫和激烈的视角，不断地破坏和冲撞着原有的土耳其传统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作品场景是在IKSV（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主展场里，一位双性人艺术家裸露着自己的生殖器，在粉色的烟云中披着羽毛自恋地载歌载舞的影像。旁边有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伊斯兰妇女和她的丈夫在大声咒骂，并且朝着作品吐口水，这点让我很震撼，我差点分不清这是不是作品的一部分，直到他们二人被保安拖走。这个意外的情境给作品加分不少，也很完整地表现了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自身的矛盾性。
在文化方面，这个城市总会给你一种双重错觉。这有点像《开罗时间》里的美国女人初到同为穆斯林城市的埃及开罗时的错乱感。一方面，你可以痴迷于异域文化：欣赏着前奥斯曼帝国的雄伟精美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艺术，吃着精致健康的烤肉食物，在水烟厅里和友人喝着美酒，抽着苹果味的水烟到昏天黑地，仿佛迷失了时间感。另一方面，你也会被种种保守主义所束缚：作为身着夏日清凉打扮的异国女性，被本地男子投来异样的目光或是出言猥琐;或是在咖啡厅，看到门口明确标出“女人不许入内”的标志。
这便是我回忆中的伊斯坦布尔了。它不是黑白分明的，相反，它有浑浊的记忆混沌感，这大概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