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幕正再次上演。金融市场在2008年差点儿崩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金融公司存在严重缺陷的高管薪酬制度所致。
　　
　　去年，华尔街上市公司支付的总薪酬达到了创纪录的1350亿美元。拯救了银行的纳税人有权对过高的薪酬表示愤慨。股东与董事会有义务保护企业的长期价值。监管部门有必要一丝不苟地审视薪酬的形式，以遏制过高的薪酬。
　　在市场崩盘前夕，巨额薪酬被发放到了带领公司走入绝境的高管手上。2006年，在美林(MerrillLynch)驶向灾难之际，斯坦•奥尼尔(StanO’Neal)收获了9100万美元薪酬。在执掌美国国际集团(AIG)并让该集团沦为1800亿美元纳税人救助计划救助对象的四年里，马丁•沙利文(MartinSullivan)总计收获了1.07亿美元薪酬。花旗集团(Citigroup)的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在该行任职期间挣到了逾1.15亿美元；而作为该行投行业务联席主管的汤姆•马赫拉斯(TomMaheras)，仅在2006年就挣到了逾3400万美元，就在同一时期，该行几乎沦为美国政府的“被监护人”。
　　薪酬计划常常鼓励这类豪赌：押中时高管们会斩获巨大回报，没押中时高管们只会受到很少或根本不会受到负面影响。高管们因那些产生前期费用的交易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但后来这些交易却导致了巨额信贷亏损。2010年，美国证交会(SEC)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Schapiro)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SheilaBair)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CrisisInquiryCommission)作证时表示，不对称的薪酬方案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致因。
　　花旗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薪酬激励制度（投行家创造交易便会获得报酬）推动该行成为了风险较大的债务抵押债券(CDO)市场的关键参与者。花旗集团可从创造这些证券中赚取1%甚至更多的费用收入——考虑到该行仅在2005年和2006年两年就创造了33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CDO，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然而，因为该行无法找到独立购买方购买其中的部分CDO，最后它不得不保留了对有毒房贷的巨大敞口。当房地产市场崩盘时，花旗集团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它收取的那些前期费用。然而，马赫拉斯却保住了他数千万美元的薪酬，因为该行没有制定真正的“追回”(clawback)条款，不能在发生亏损时要求高管返还之前发放给他们的薪酬。
　　那么，花旗集团吸取教训了吗？显然没有。5月17日，该行宣布了一项针对其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Pandit)的价值逾2000万美元的薪酬方案。别的不说，这件事至少再次证明了一个老理：万变不离其宗。
　　根据这项薪酬方案，如果花旗集团2011年和2012年两年的税前利润达到120亿美元（比该行在2010年一年创造的200亿美元的利润还低不少），那么潘伟迪可获得至少665万美元“激励性”薪酬。这个利润目标将不考虑花旗控股(CitiHoldings)产生的亏损。花旗控股是花旗集团创建的、持有专门用于出售的问题资产的“坏银行”。授予潘伟迪的50万份期权会让他因冒险成功而斩获许多好处，同时不必因冒险失败而承担任何损失。
　　花旗集团的监管者似乎并没有反对这项严重不合格的方案。若真是如此，那这件事就要引起严重关切了。在金融监管部门即将采纳薪酬新规之际，我们希望，他们在规划未来时要以史为鉴。这意味着制定真正的追回条款、确保薪酬基于真正赚到的利润；意味着监管部门必须做好强有力地执行这些规定的准备；还意味着董事会与股东必须做出一个新的承诺、让薪酬真正与业绩挂钩。
　　过去的一幕正再次上演。金融市场在2008年差点儿崩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金融公司存在严重缺陷的高管薪酬制度所致。这种制度奖励快速交易和短期“利润”，最终付出代价的却是股东和纳税人。尽管这种助长金融业不负责任行为的“正面我赢、反面你输”薪酬计划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它似乎正不受欢迎地卷土重来。
　　本文作者系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