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金运昌先生曾在《台北故宫》纪录片中谈到书法鉴赏的原则：并非以技法高低、完美程度为考量，而是以是否自然，笔下有没有情感来评判。因此，“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稿》当之无愧地入选。二者虽然不算是历代写得最好的书作，但都是因缘和合、当机而书的结果，所映射出背后的事件、内心的情感都感人肺腑，堪称隽永。从前者，我们可以读出“和乐”；从后者，可以读出“悲愤”，而《兰亭序》在“和乐”之后更有超脱生死、打破时空的感悟升华。如果把文字的书写当做相的话，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外相观照到它背后的实相，那就是相外真如；也可理解为透过事物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日本自然农耕先驱福冈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中提到：“一物之中有万物，积万物却难成一物。”一物之成为一物，必有其因缘。一物中藏万物，更藏有“空”。事物的整体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拆散成局部来研究就早已不再是同一个事物了，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会准确和完整。好比克隆法也无法还原本来的生命体，二玄社的“次真迹”也难见到原件的灵魂。盖万物皆有“空”。而空性不可复制。据说，王羲之曾事后重写《兰亭序》，也无法超越或复制那段空性。
　　以上是对近期所获信息的思考，虽不相干。但也有可联系。个中道理，想来一是“心物一元”；二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心物一元”不是单纯唯心也不是全然唯物，把这二者视作一体两面，同时存在，相互作用。没有独立存在的“物”，也没有孤立飘浮的“心”。
　　王羲之在书写《兰亭序》时并没有达到他一生艺术的巅峰，其《丧乱帖》在艺术成就上被公认为远超过《兰亭序》，但这丝毫不影响《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可以假设，如果不是“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天在会稽山兰亭的那场雅集，如果不是有四十一位贤人在“曲水流觞”并当场作了三十七首诗。就不会有王羲之当场为诗集作序的“因”，也就没有《兰亭序》。在那通讯交通不便、战乱不息的“奈何”年代，万缘的具足，才有这一会一纸的诞生，不容易啊!一期一会，今天的我们不能看到集会，但能在这一纸“陈迹”中去感受兰亭的惠风，太息晋人的风骨。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加上因缘才有作品。这因缘即是与作品一“物”相附的“心”，“物”可重来，而“心”不可得。
　　返观茶席、茶艺，恍惚也能借鉴。一席之中有万物，积万物却难成一席；一艺之中有万物，积万物而难成一艺。茶席、茶艺的好坏，也看是否自然，有没有情感的流露。虽然拥有很多华丽或古旧的器具，但或许这是一种障碍；虽然学了很多动作和技法，但也许这又是另一种障碍。有时候，不是器具不精美，动作不漂亮，而是其它的问题，如同书法讲究字外之功，由内化而外显。积物只是表浅的有为法，不等于拥有；万物不为所有，而为所用，才是真有。
　　茶席、茶艺如何才能“自然”，当想这个问题时已经不是自然了。我们所了解的“自然”，受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局限，“想当然”并代表自然的原本。我们也会把“放任”误以为是“自然”。“天地不言，万物生焉”，自然本身就是对“自然”最好的诠释。只要知道了自己并没有了解自然，这就是自然。放弃分辨、不起分别，智慧自然会出现。“道法自然”，只有接近自然、不离自然，把自己也化作自然的一分子，自然就“自然”了。陆羽在《茶经·九之略》中连续用了八个“废”字表明到了自然当中，造具、煮器等等无不可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茶圣最高明处。福冈正信也说：如果地炉旁的粗茶要比茶席上的“玉露”香美，那么茶文化也就开始接近尾声了。言外之意，茶席、茶艺要自然，就不能脱离朴素真实的生活。而《兰亭序》也只是王羲之那群人那天的“生活”。“艺”字从字源追溯就是上古农耕生活，后演变为“农艺”、“艺术”。艺术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就不自然；有了生活，就有了生长自然产物的泥土，就有了因缘。
　　人可以以职业为生，但职业不代表生活。别人的茶席好、茶艺高，那多半是因为那就是他生活的写照，是模仿不来的。我们可以这样自问：那是我的生活吗?如果回答是，那就离自然不远了。
　　烧水之余的胡思乱想，是为记。想得太多，不如烧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