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家庭的联合，家族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家族主义所具有的行政功能和司法功能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方面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法律一直承认并保护着家长和族长的一些权力。近代以来，传统家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如何对家族主义取利去弊，将其合理规范地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使其成为当代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父权；家族；秩序；治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与国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传统社会中的“家”在结构上属于依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家族主义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起点，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家庭的联合，家族的稳定影响着社会安定。
一、家族主义在传统社会中的体现
在古代社会中，家族常表现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居在某一区域，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庭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权力之下，包括惩戒权、经济权、法律权以及对子女婚姻状况的决定权等。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父或家长为一家之主，他的意思即命令，全家人口皆在其绝对的统治之下。
家族是家庭的综合体，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最高首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第一，主持祭祀典礼之权。由于大多数宗族未立宗子，因此族长通常为祭祀典礼的主祭人；第二，主管族产之权。通过主管族产，可以攫取许多经济利益，利用族产收入又可进一步约束控制族人，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使族长能够拥有实现族权的物质基础。第三，对族人的教化和惩戒之权。族长可以利用祭祀、团拜、续谱等仪式以及其他场合向族人宣扬封建道德，族人必须听从教诲。第四，处理族中的各类纠纷，享有调停争端之权。
二、家族主义的近现代变迁
（一）传统家庭的变迁
中国传统家庭在构建和存在过程中大概呈现出这几个特征：第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其可以延着亲属插叙向外扩大。中国家庭的扩大路线是单系的，通常情况下只包括父系这一方。第二，从家庭所承担的职能看，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轴是父子、婆媳等纵向的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只是配轴。男女双方的结合除了孕育子女，延续宗族之外，更重要的是源于对祖先的崇拜。第三，从家庭关系看，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伦常纲纪影响，在家庭关系中形成了“最尊莫如父，妇以夫为天”的观念。在传统家庭中，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种现象还并非偶然。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中国家庭在规模和结构层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成员结构简单化。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打破了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多子女家庭观念，导致家庭关系延展发生一定变化。其次，当代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纵向的父子、婆媳关系逐步转化为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最后，从家庭关系看，由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男女平等观念渐入人心，使得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都有转。
（二）家族主义的近现代变迁
家族，是以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家族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历史程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正所谓“中國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就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瞿同祖先生针对这种现象也曾指出“在社会与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这种权力的时代，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之内的纠纷及冲突首先应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近千年的变迁过程中，家族势力始终与政权礼教紧密结合，对中国传统社会起着深厚而长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传统家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价值标准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与现代法制的要求格格不入，家族制度受到很大程度地抑制，家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伴随着国家权力在农村的深入，尤其是在确立了较完备的基层自治机构和自治制度之后，农村家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都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民间固有的许多知识被视为封建迷信遭到批判和禁止；伴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实施，家族法规不再成为处理纷争的依据；家谱、宗祠、村庙被大量焚烧毁损，家族组织被压制在最小范围内活动。可以说，家族权力已很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全面建成民主法治社会的今天，家族势力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低谷。
三、家族主义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在传统社会里，家族制度为内部成员提供了一种框架或模式，在这个框架里，人们可以相互影响监督。这种行为模式通过世代相承的血缘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长幼尊卑各司其职，默守着本家族的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皆不得逾越本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改变。由于家族组织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我们不得不客观辩证地看待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尽管家族势力的复兴会带来某些程度的危害，但我们不能全盘对其否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农业人口占绝多数的国家。近代以来，法律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广大农村社会，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制的碰撞依然多见。苏力老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通过对《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两部电影的分析指出：“当社区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时，社区内部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和权力行使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长期以来，除了重大的纠纷外，一般问题都是乡间自己解决，并因此产生许多规则、习惯、风俗。但当正式的法律来了之后，这些地方性‘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局面。”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具体到法律运行环节仍存在很多问题，国家在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方面也有欠缺，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仍然是超越正式法律的控制的。因此，在家族组织引导规范下所形成的规则、习惯、风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中国社会历来便有“息讼”的传统，尤其是在以礼治教化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这也是现代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诉讼本身来看，一旦选择这条道路，势必会面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对于农村社会的大多数人口而言，其运用权利的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在寻求国家法律帮助时，还需耗费更多的精力。此外，将一些日常的、普遍的社会纠纷都纳入到司法解决的模式里，不仅会带来“诉讼爆炸”的危机，也势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倡导社会治理多样化的今天，我们应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农村社会中日常的矛盾纠纷运用家族势力主导的民间方式来解决便未尝不可。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法律对家族长的权力既有所予也有所取，原因就在于其有利有弊，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应取其利去其弊，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将家族势力合理规范地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使其成为当代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第一，发挥家族在社会治理中的正面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敦睦和谐是维持家族团体团结的必要条件，是伦理上的积极要求，同族亲属之间有着互通有无、相互救济的责任。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已能基本解决一些普遍的物质性困难，但很多非物质性救助，国家力量仍不能充分顾及，家族关系在这样情形之下可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视家族的独特作用。
第二，重视法制宣传，引导家族势力规范化地发挥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封建意识、传统礼俗根深蒂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经过几十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农民的法律素质虽然在整体上有所提高，但不懂法律、漠视法律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依然常见。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利用多种渠道和形式送法下乡，使农村社会能逐步形成浓厚的法制氛围，将法律之治和软法之治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家法、族规和乡约的价值取向能基本符合现代法治的要 求，让家族势力在法律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能自觉有效地规范自身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及时减少和化解各类矛盾纷爭。
第三、对于家族势力应放控并举，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通过切实有效的管理方式对潜在危害力量进行重点防控。这一点可以参照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探索和大力推广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农村社会的管理，通常以村小组为单位，男女组长、中心户长为管理人员，初具网络模式。但该模式在农村推广同样具有一定的难度，比如网格管理系统的研发或购买需要大量费用，对于许多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的村子而言，实用性不高；此外，这样的基层治理方式可能会与村民长期以来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产生冲突。因此，可参照社区网格管理模式，在一些各方面条件都较为成熟的乡村可先行适用并最终达到普遍推广。
总之，家族组织的存在，能够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丰富并弥补国家制定法律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家族势力的合理运用是国家制定法的“延伸”部分和重要的支持系统，是社会支援和规范控制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农村社区中基本的聚合力量和维持社会秩序在常态下运转的重要保证。尤其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考虑家族组织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机制，并对其加以合理化地引导，使其内在优势发挥出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成为法治建设的健康力量。
参考文献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 1986年出版，第212页。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第28页。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34页。
作者简介
潘菲菲，女，汉族，陕西汉中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法学理论专业。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关键词：父权；家族；秩序；治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与国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传统社会中的“家”在结构上属于依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家族主义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起点，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家庭的联合，家族的稳定影响着社会安定。
一、家族主义在传统社会中的体现
在古代社会中，家族常表现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居在某一区域，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庭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权力之下，包括惩戒权、经济权、法律权以及对子女婚姻状况的决定权等。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父或家长为一家之主，他的意思即命令，全家人口皆在其绝对的统治之下。
家族是家庭的综合体，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最高首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第一，主持祭祀典礼之权。由于大多数宗族未立宗子，因此族长通常为祭祀典礼的主祭人；第二，主管族产之权。通过主管族产，可以攫取许多经济利益，利用族产收入又可进一步约束控制族人，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使族长能够拥有实现族权的物质基础。第三，对族人的教化和惩戒之权。族长可以利用祭祀、团拜、续谱等仪式以及其他场合向族人宣扬封建道德，族人必须听从教诲。第四，处理族中的各类纠纷，享有调停争端之权。
二、家族主义的近现代变迁
（一）传统家庭的变迁
中国传统家庭在构建和存在过程中大概呈现出这几个特征：第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其可以延着亲属插叙向外扩大。中国家庭的扩大路线是单系的，通常情况下只包括父系这一方。第二，从家庭所承担的职能看，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轴是父子、婆媳等纵向的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只是配轴。男女双方的结合除了孕育子女，延续宗族之外，更重要的是源于对祖先的崇拜。第三，从家庭关系看，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伦常纲纪影响，在家庭关系中形成了“最尊莫如父，妇以夫为天”的观念。在传统家庭中，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种现象还并非偶然。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中国家庭在规模和结构层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成员结构简单化。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打破了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多子女家庭观念，导致家庭关系延展发生一定变化。其次，当代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纵向的父子、婆媳关系逐步转化为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最后，从家庭关系看，由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男女平等观念渐入人心，使得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都有转。
（二）家族主义的近现代变迁
家族，是以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家族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历史程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正所谓“中國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就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瞿同祖先生针对这种现象也曾指出“在社会与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这种权力的时代，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之内的纠纷及冲突首先应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近千年的变迁过程中，家族势力始终与政权礼教紧密结合，对中国传统社会起着深厚而长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传统家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价值标准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与现代法制的要求格格不入，家族制度受到很大程度地抑制，家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伴随着国家权力在农村的深入，尤其是在确立了较完备的基层自治机构和自治制度之后，农村家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都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民间固有的许多知识被视为封建迷信遭到批判和禁止；伴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实施，家族法规不再成为处理纷争的依据；家谱、宗祠、村庙被大量焚烧毁损，家族组织被压制在最小范围内活动。可以说，家族权力已很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全面建成民主法治社会的今天，家族势力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低谷。
三、家族主义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在传统社会里，家族制度为内部成员提供了一种框架或模式，在这个框架里，人们可以相互影响监督。这种行为模式通过世代相承的血缘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长幼尊卑各司其职，默守着本家族的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皆不得逾越本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改变。由于家族组织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我们不得不客观辩证地看待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尽管家族势力的复兴会带来某些程度的危害，但我们不能全盘对其否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农业人口占绝多数的国家。近代以来，法律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广大农村社会，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制的碰撞依然多见。苏力老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通过对《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两部电影的分析指出：“当社区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时，社区内部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和权力行使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长期以来，除了重大的纠纷外，一般问题都是乡间自己解决，并因此产生许多规则、习惯、风俗。但当正式的法律来了之后，这些地方性‘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局面。”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具体到法律运行环节仍存在很多问题，国家在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方面也有欠缺，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仍然是超越正式法律的控制的。因此，在家族组织引导规范下所形成的规则、习惯、风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中国社会历来便有“息讼”的传统，尤其是在以礼治教化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这也是现代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诉讼本身来看，一旦选择这条道路，势必会面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对于农村社会的大多数人口而言，其运用权利的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在寻求国家法律帮助时，还需耗费更多的精力。此外，将一些日常的、普遍的社会纠纷都纳入到司法解决的模式里，不仅会带来“诉讼爆炸”的危机，也势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倡导社会治理多样化的今天，我们应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农村社会中日常的矛盾纠纷运用家族势力主导的民间方式来解决便未尝不可。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法律对家族长的权力既有所予也有所取，原因就在于其有利有弊，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应取其利去其弊，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将家族势力合理规范地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使其成为当代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第一，发挥家族在社会治理中的正面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敦睦和谐是维持家族团体团结的必要条件，是伦理上的积极要求，同族亲属之间有着互通有无、相互救济的责任。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已能基本解决一些普遍的物质性困难，但很多非物质性救助，国家力量仍不能充分顾及，家族关系在这样情形之下可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视家族的独特作用。
第二，重视法制宣传，引导家族势力规范化地发挥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封建意识、传统礼俗根深蒂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经过几十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农民的法律素质虽然在整体上有所提高，但不懂法律、漠视法律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依然常见。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利用多种渠道和形式送法下乡，使农村社会能逐步形成浓厚的法制氛围，将法律之治和软法之治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家法、族规和乡约的价值取向能基本符合现代法治的要 求，让家族势力在法律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能自觉有效地规范自身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及时减少和化解各类矛盾纷爭。
第三、对于家族势力应放控并举，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通过切实有效的管理方式对潜在危害力量进行重点防控。这一点可以参照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探索和大力推广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农村社会的管理，通常以村小组为单位，男女组长、中心户长为管理人员，初具网络模式。但该模式在农村推广同样具有一定的难度，比如网格管理系统的研发或购买需要大量费用，对于许多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的村子而言，实用性不高；此外，这样的基层治理方式可能会与村民长期以来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产生冲突。因此，可参照社区网格管理模式，在一些各方面条件都较为成熟的乡村可先行适用并最终达到普遍推广。
总之，家族组织的存在，能够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丰富并弥补国家制定法律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家族势力的合理运用是国家制定法的“延伸”部分和重要的支持系统，是社会支援和规范控制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农村社区中基本的聚合力量和维持社会秩序在常态下运转的重要保证。尤其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考虑家族组织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机制，并对其加以合理化地引导，使其内在优势发挥出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成为法治建设的健康力量。
参考文献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 1986年出版，第212页。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第28页。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34页。
作者简介
潘菲菲，女，汉族，陕西汉中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法学理论专业。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