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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人”是政治经济学继“经济人”之后的著名提法，理论上的假设对应现实的理解，这与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实为异曲同工。本文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塑造整理出与理论匹配可相互印证的重要部分，将两种经验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加深对“政治人”的理解。
关键词：政治人;《鹿鼎记》;人力资源
继亚当·斯密《国富论》提出“经济人”这一著名说法，美国学者戈登·塔洛克提出了“政治人（politician）”。二者存在理论上的类似性，塔洛克同样利用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行为来说明等级制度中的管理理论。他的贡献在于将人们政治中的关系区分为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两大类，重点在政治关系的解析，同时没有忽略经济关系的伴生。在金庸先生1969年的作品《鹿鼎记》中，男主韦小宝是一个青楼出身的泼皮无赖，几乎不懂高深武功，具有其以往小说中的反英雄气质。但就是他在青楼、皇宫与江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屡建奇功，官拜一等鹿鼎公。他的成功经历当然可以算是写了几十年政治评论的金庸对于“政治人”的一个形象诠释。下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归纳出这一人物形象对于“政治人”的经典体现。
一、“政治人”的道德偏离
经济学依赖于人的假设行为，即在经济环境中，人们要尽力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政治人”同样适用于这一假设，即在政治环境中采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优选制中，会用晋级来奖励那些既有头脑又有雄心壮志的人。但同时又有一种对相对缺乏道德的人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会依组织的效率不同而变化。塔洛克应当对于此类人给予特别关注，并视为典型的“政治人”。在《鹿鼎记》中，康熙朝属于帝国蒸蒸日上富有朝气的阶段。但韦小宝似乎除了并不十分可靠的义气，实在谈不上具有多么优秀的道德品质，在小说中出现的索额图、康亲王等大臣同样如此。而与他们对立的南明小王朝中，道德品质优异的陈近南则只有死路一条。在晋级与获得领导信任的道路上，完美的道德主义者更多的是陷入各种观念或执念之中从而束手束脚不能采取更加果断有效的现实行动。而韦小宝这一类的人物反而因为道德上的偏离，在人性欲望的满足上取得某种共鸣认同，从而保持了政治行为上的灵活机动。他是没有高深武功，但是却取得了“无招胜有招”的实际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受到道德方面的顾忌困扰的人，比起相对正直的人反而占了了便宜，正是有基于此，塔洛克指出“考察一个聪明而有抱负但无德的人的行为就变得必要了。”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人也因此认为“政治”是一种不可能干净的游戏，而政治从业者在相对意义上有着相当的不道德。比如韦小宝为迎合康熙的政治方略，对吴三桂的叛乱倾向予以添油加醋地坐实。这里就不能以一般实事求是的诚实去要求他了。
二、“政治人”的一般氛围
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看，各个组织之间呈现出的不同点几乎是无穷尽的，但从任何单个组织某个成员的角度看，所有结构都具有许多相同的因素。所以在韦小宝眼里，皇宫只是一个更大的妓院，皇后是老婊子，公主是小婊子。而皇宫官场里的成功经验，同样让他在天地会这个江湖场所不用费劲就可以适应，对香主的工作胜任愉快。在“政治人”必须工作于其中的一般氛围内，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恐怕是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塔洛克指出中国人通常只与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关系”的人打交道。韦小宝参加一次次的堂会饭局给人面子结拜兄弟，利用当红太监总舵主高徒的身份搭建通达了自己的關系网。这种来自其他所在的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可以是完全下意识的。作为其青楼母文化模式教化的结果，韦小宝意识不到做事情还能有其他的选择方法，而又势必因理性思考而强化，比如他意识到的说十句话，九句为真，一句是假往往可令人深信不疑。而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他人信任，尤其是领导信任，把康熙或陈近南作为自己行事的坚强后盾。在成为“组织里的人”这一点上，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韦小宝显然都是一个卓越的“个性推销员”，深得领导欢心于信任，表现出人们认为他们这个特定群体应具有的无论什么特征。比如皇帝面前的忠心办事，天地会面前的大义凛然与义气深重。不管他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道德观，但是他确实有能力给上级、下属、平级留下诚实可信的印象。
三、单个领导关系中的缺陷
单个领导很容易受到谄媚的影响，个中原委不难知晓。这一缺陷取决于领导的个性，有可能产生历史上描述的严嵩、和珅类的组织效率降低，或者保留在可控制范围内。有些领导几乎唯一看重业绩，另一些领导则只以谄媚定取舍。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对这两方面的相对重视程度会受到他在其中活动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政治人”在等级制的不同部分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冲突，必须在“谄媚”和“业绩”两者中求得某种平衡。在《鹿鼎记》中，清廷、天地会、神龙教呈现的政治结构都是单个领导而非集体领导。在这样的结构中，现实主义者韦小宝迅速认识到花花轿子抬人的好处。其一，他执行领导的意愿，把领导想完成的事情都做好;其二，使自己与领导保持愉悦的关系。当意识到谄媚的重要性，韦小宝式的下属就会在与领导的关系形式上下功夫，这同样取决于领导的个性。韦小宝面对逐渐成年的康熙、师傅陈近南、邪教教主洪安通时，就像一个心有灵犀的“政治人”能根据他们不同的个性调整自己的行为。不仅表现得对领导佩服，还必须符合领导的想法，做个风趣的陪伴。他还培养起对领导特感兴趣的话题的兴趣，尽力去发展领导认为最趣味相投的个性。到《鹿鼎记》第五卷时，韦小宝居然主动捐出一百五十万两白银给台湾灾民，满足康熙“鸟生鱼汤”的政治理想。如此知趣，怎会得不到康熙一句“也保佑你升官发财，多福多寿。”但韦小宝的谄媚又不是只有一味谄媚。正如塔洛克所言：“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与他的上级打交道时，可以双管齐下，同时利用谄媚和业绩。”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溜须拍马的韦小宝也是杀鳌拜、五台山救驾、联络蒙古、破神龙教、攻雅克萨……“小事不算，大事刚好七件”的业绩一路伴随。谄媚在这里并没有成为行政管理等机制的唯一特色。
关键词：政治人;《鹿鼎记》;人力资源
继亚当·斯密《国富论》提出“经济人”这一著名说法，美国学者戈登·塔洛克提出了“政治人（politician）”。二者存在理论上的类似性，塔洛克同样利用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行为来说明等级制度中的管理理论。他的贡献在于将人们政治中的关系区分为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两大类，重点在政治关系的解析，同时没有忽略经济关系的伴生。在金庸先生1969年的作品《鹿鼎记》中，男主韦小宝是一个青楼出身的泼皮无赖，几乎不懂高深武功，具有其以往小说中的反英雄气质。但就是他在青楼、皇宫与江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屡建奇功，官拜一等鹿鼎公。他的成功经历当然可以算是写了几十年政治评论的金庸对于“政治人”的一个形象诠释。下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归纳出这一人物形象对于“政治人”的经典体现。
一、“政治人”的道德偏离
经济学依赖于人的假设行为，即在经济环境中，人们要尽力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政治人”同样适用于这一假设，即在政治环境中采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优选制中，会用晋级来奖励那些既有头脑又有雄心壮志的人。但同时又有一种对相对缺乏道德的人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会依组织的效率不同而变化。塔洛克应当对于此类人给予特别关注，并视为典型的“政治人”。在《鹿鼎记》中，康熙朝属于帝国蒸蒸日上富有朝气的阶段。但韦小宝似乎除了并不十分可靠的义气，实在谈不上具有多么优秀的道德品质，在小说中出现的索额图、康亲王等大臣同样如此。而与他们对立的南明小王朝中，道德品质优异的陈近南则只有死路一条。在晋级与获得领导信任的道路上，完美的道德主义者更多的是陷入各种观念或执念之中从而束手束脚不能采取更加果断有效的现实行动。而韦小宝这一类的人物反而因为道德上的偏离，在人性欲望的满足上取得某种共鸣认同，从而保持了政治行为上的灵活机动。他是没有高深武功，但是却取得了“无招胜有招”的实际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受到道德方面的顾忌困扰的人，比起相对正直的人反而占了了便宜，正是有基于此，塔洛克指出“考察一个聪明而有抱负但无德的人的行为就变得必要了。”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人也因此认为“政治”是一种不可能干净的游戏，而政治从业者在相对意义上有着相当的不道德。比如韦小宝为迎合康熙的政治方略，对吴三桂的叛乱倾向予以添油加醋地坐实。这里就不能以一般实事求是的诚实去要求他了。
二、“政治人”的一般氛围
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看，各个组织之间呈现出的不同点几乎是无穷尽的，但从任何单个组织某个成员的角度看，所有结构都具有许多相同的因素。所以在韦小宝眼里，皇宫只是一个更大的妓院，皇后是老婊子，公主是小婊子。而皇宫官场里的成功经验，同样让他在天地会这个江湖场所不用费劲就可以适应，对香主的工作胜任愉快。在“政治人”必须工作于其中的一般氛围内，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恐怕是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塔洛克指出中国人通常只与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关系”的人打交道。韦小宝参加一次次的堂会饭局给人面子结拜兄弟，利用当红太监总舵主高徒的身份搭建通达了自己的關系网。这种来自其他所在的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可以是完全下意识的。作为其青楼母文化模式教化的结果，韦小宝意识不到做事情还能有其他的选择方法，而又势必因理性思考而强化，比如他意识到的说十句话，九句为真，一句是假往往可令人深信不疑。而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他人信任，尤其是领导信任，把康熙或陈近南作为自己行事的坚强后盾。在成为“组织里的人”这一点上，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韦小宝显然都是一个卓越的“个性推销员”，深得领导欢心于信任，表现出人们认为他们这个特定群体应具有的无论什么特征。比如皇帝面前的忠心办事，天地会面前的大义凛然与义气深重。不管他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道德观，但是他确实有能力给上级、下属、平级留下诚实可信的印象。
三、单个领导关系中的缺陷
单个领导很容易受到谄媚的影响，个中原委不难知晓。这一缺陷取决于领导的个性，有可能产生历史上描述的严嵩、和珅类的组织效率降低，或者保留在可控制范围内。有些领导几乎唯一看重业绩，另一些领导则只以谄媚定取舍。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对这两方面的相对重视程度会受到他在其中活动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政治人”在等级制的不同部分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冲突，必须在“谄媚”和“业绩”两者中求得某种平衡。在《鹿鼎记》中，清廷、天地会、神龙教呈现的政治结构都是单个领导而非集体领导。在这样的结构中，现实主义者韦小宝迅速认识到花花轿子抬人的好处。其一，他执行领导的意愿，把领导想完成的事情都做好;其二，使自己与领导保持愉悦的关系。当意识到谄媚的重要性，韦小宝式的下属就会在与领导的关系形式上下功夫，这同样取决于领导的个性。韦小宝面对逐渐成年的康熙、师傅陈近南、邪教教主洪安通时，就像一个心有灵犀的“政治人”能根据他们不同的个性调整自己的行为。不仅表现得对领导佩服，还必须符合领导的想法，做个风趣的陪伴。他还培养起对领导特感兴趣的话题的兴趣，尽力去发展领导认为最趣味相投的个性。到《鹿鼎记》第五卷时，韦小宝居然主动捐出一百五十万两白银给台湾灾民，满足康熙“鸟生鱼汤”的政治理想。如此知趣，怎会得不到康熙一句“也保佑你升官发财，多福多寿。”但韦小宝的谄媚又不是只有一味谄媚。正如塔洛克所言：“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与他的上级打交道时，可以双管齐下，同时利用谄媚和业绩。”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溜须拍马的韦小宝也是杀鳌拜、五台山救驾、联络蒙古、破神龙教、攻雅克萨……“小事不算，大事刚好七件”的业绩一路伴随。谄媚在这里并没有成为行政管理等机制的唯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