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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延绿洲，有许多古城。
黑城子、绿城子、红城子……还有破城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对这些古城大都以各种色彩来称呼。但破城子例外。小小的古城耸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岁月沧桑，像一个衰迈的老人。
2000多年，白发垂地，化为道道干沟。
2000多年，将星陨落，化为满目碎石。
破城子不大，只有几十米见方，形状如同砌了高墙的北方四合院——但“院墙”却是高大的城垣，只是一角已经坍塌。我就从这豁口，登上了城墙。
在白茫茫的戈壁滩上，在浩浩漠风灼灼烈日下，破城子显得既小且破。登高远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与感慨。这小小的古城遗址，被冻结在大西北历史浩繁的卷帙上。
破城子在本地，冷落得连牧羊人都很少走近一一因为它离绿洲已经很远，但它却举世闻名。破有破的魅力。1930年秋天，由10个中国学者和19个外国人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牵着疲惫不堪的骆驼，在此地搭起了小小的帐篷，一行人进行了调查并作小规模发掘，但没有太多的发现。40多年后，甘肃居延考古队又来到了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次发现震动了世界——“居延汉简”展现了2000年前被湮没的辉煌。
破城子是汉甲渠侯的官衙。
侯官是戍守汉王朝边疆的一级军事组织。汉代兵制分为正卒与戍卒两大类，这有点像今天的野战军和属地方部队的边防军。作为野战军的正卒的长官称将军、校尉、军侯、官长、屯率，平时由所在郡太守节制，郡都尉率领，有事凭兵符征发。而戍卒由边郡太守节制，由都尉统率，下有侯、侯长、燧长。都尉称府，侯的治所为侯官。一个侯下辖数个侯长，侯长居一燧，统辖数个燧长，燧长负责一个烽燧。
甲渠侯的官职并不太，应当于现在团一级的军官。这从城内的建筑遗址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中国的行政体制与现在不同，没有省一级的建制。省一级的建制，是元代以后才有的。当时张掖郡在太守之下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甲渠侯宫即居延都尉下辖之甲渠侯之治所。那时候的西北县团级干部的生活水准与今天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的住所也只是几间大一些的土坯房。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的一曲《诉衷情》，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理想。他当年神往的就是这种为国守边的艰苦生活?“封侯”与侯官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有一块世袭的领地，可供子孙享用。而侯官连这一点都没有。血洒疆场，眼前是无垠的黄沙与戈壁，是岁月冲刷过的干涸的河道与历史的残阳。秦汉时期，盛唐时期，是我们民族精神高扬的时代。那时候的文人，一无所有，只有建功才能立业。而中国的西北，正是振起大漠雄风，塑造铁血男儿形象的地方。像名垂青史的陕西固城人张骞，当时是以“郎”的身份应募。“郎”与今天的后备干部不同，只是一种预备性官职。后备干部是有了干部的职务，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后准备提拔重用，列入向更高一级官员晋升的梯队。而“郎”是一种或因出身、或因入粟、或因上书言事所授的“预备役”官员，无功便不能受禄，如家境不好的，可能吃饭都成问题。张骞急于立功，从“预备役”转正，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冒险深入西域，联络大月氏，以便将来共同夹击匈奴的重任。
到了陆游生活的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以身许国而无门，对沦丧后的大西北，自然只有到梦中去寻觅了。在陆游的梦中，一定出现过汉代的烽燧和长城，大唐的铁骑旌旗。
甲渠侯遗址由一个方形城堡和坞城组成。
方堡叫障，边长20多米，厚四五米，现存的残高就有4.5米。作为一个要塞来说，还是很坚固的。
方堡只有一个门，门是朝南的。挨着西墙的是几间高大的房屋，应是甲渠侯的住宅和厅堂，障门内西侧还有登上城墙的阶梯形马道。而与方形城堡相连的坞城，无论城的高度与厚度都要差得多。城内有房址33间，均为夯土筑墙。这里当是士兵及家属的住处。居延绿洲位于大西北，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南下西征的必经之地。战事纷繁，烽烟四起，枕戈待旦，“万里觅封侯”也需要超人的勇气和胆略。
官以渠命名，顾名思义，这里应有一条大的引水渠，引的是黑河的水。
守边的官兵还要农耕屯垦，生产粮食。
登上高耸的古堡，一个抹不去的人物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他就是河西平州人路博德。
路博德年青时就有远大的抱负，经常谈兵说剑。他曾任右北平太守。右北平在今天的辽宁凌源县，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他随霍去病征伐匈奴，屡建战功，封为符离侯。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是汉代的两个军事天才，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卫青的妹妹卫子夫被汉武帝带进宫后受宠，后来封为皇后。卫子夫和卫青出身于奴隶家庭，从小饱受苦难，汉武帝屡次派卫青率兵征战，使他有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据《史记·卫将军骡骑列传》记载，18岁的霍去病“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国相、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以21岁的年龄任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据史书记载，霍去病曾经过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深入2000余里，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通了中原通住西域的道路，根本扭转了战局。这条进军路线，大抵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今天的阿拉善北部戈壁草原，到达居延海，然后再折向南，沿黑河直插河西走廊。
路博德的战功，不是在河西走廊，而是漠北建立的。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从今天的河北蔚县西南和右北平率军五万余出塞，分两路向北作钳形攻势。作为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率东路大军，渡过老哈河、西拉木伦河，越过今天的锡林郭勒草原，表现了过人的胆略与才能。这次北征长驱2000余里，直抵大漠，俘匈奴屯头王、韩王，共斩杀匈奴3万余人。还在狼居胥山祭祀了天神，在姑衍山祭祀了地神。从此漠北安定。狼居胥山即今天的肯特山，是流向北冰洋的著名大河鄂嫩河的发源地，姑衍山在今天的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当然，史书把所有的功劳，全都记到了霍去病身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打雨吹去……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在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封狼居胥山”成了北伐成功，直捣敌军老巢的象征。可是往后悠长的岁月里，我们民族已经很少见到像太守路博德这样的英雄豪气，在一次又一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时，都只有“赢得仓皇北顾”这种失败逃跑的可怜相。
路博德的更大功业，是在公元前112年建立的。这一年，在岭南的南越宰相吕嘉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杀了汉朝的使者及国王赵兴，重新立赵建德为国王，并率领士卒反叛。消息传来，长安震动。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兵向南越发起进攻。征途迢迢，路博德和将士们备尝艰辛。大军进抵，几度交锋，反叛的南越军队终于土崩瓦解。公元前111年冬，路博德平定了南越，抓获了南越王赵建德和丞相 吕嘉，并在今天的广州，以及广西梧州、桂平，和越南的河内市、清化省、广治省等地设立了9个郡。
但路博德的显赫仅仅维持了几年，便被汉武帝“除国失侯”，降为强弩都尉。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谪到居延屯戍。史书上只有二个简单得不能再简略的字“因罪”，究竟是什么罪，却没有记载。在汉初的时候，刘邦分封有功之臣为列侯，达143人。战乱之后，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大侯的食邑也超不过万户，小侯的食邑只有五六百户，与今天的村长乡长管理范围差不多，皇上当然不会在意。随着社会的安定，流亡的百姓陆续回到了故乡，人口也不断繁衍增加，列侯们的食邑大为增加，大者有三四万户，小者也比原先增加了几倍。家产的积累也与此相称。汉武帝对他们的防范也越加严密，且不断加罪，撤除他们的封国，仍保留侯爵的仅有4人。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曾信誓旦旦：“使黄河如带，太山若砺，国以永存，爱及苗裔”。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即使黄河水枯，河道狭窄得像条裤腰带，泰山经风吹日晒，毁坏得像块小石子一样，封国依然要永远存在，且传给子孙后代，政策一万年不变。帝王们的许愿自然是不足数的，说有罪便有罪，没有杀头，仅仅除国失侯已算是万幸了。毛泽东说得更加干脆：“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萧瑟的秋风中，路博德踏上西行的路途时，已是英雄暮年。汉武帝把他安置在居延，自然知道他的军事才能，而且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在和平年代，朝廷需要的是弄臣。随同这位将军西行的，还有18万“戍甲卒”，河西道上，一时黄尘蔽日，景象是十分惨淡的。
路博德晚年依旧为朝廷效力。在他的指挥下，今天额济纳河流域几百里的狭长地带，构筑了一系列城障亭燧，把居延地区建成西北边疆的重要军事要塞。从破城子出土的汉简中，最早的有“元狩四年”木简，当时路博德还在右北平任太守，可见居延地区的屯垦在路博德经略这一地区前已经开始。但整个居延乃至河西走廊西部的防御体系的建立，是这位老将军晚年的一大贡献。
在“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日子里，强弩都尉路博德来到甲渠侯官衙，登高东望，衰草枯杨，大漠荒烟，一时老泪纵横。幸亏司马迁在《史记》上给他留下辉煌的一笔：“使强弩都尉筑居延泽上”、“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从太守，到封侯进爵，一个野战军的统帅，最后到终老边地的小小军分区的司令，一个南征北战，从今天的外蒙古一直打到越南南方的后无来者的军事天才，在居延大泽和浩浩黄沙中完成了最后的造型。但对他的最后归宿，《史记·卫将军骡骑列传》中只有四个字：“屯居延，卒”。可见他是死在居延城的。霍去病死后在茂陵伴陪着汉武帝，马踏匈奴的石刻记载着他的功勋。而同在北伐匈奴中封侯的路博德早已和塞北的大漠融为一体了。我想，称路博德为我国军垦事业的创始人，并不为过。如果在额济纳河畔给这位将军立一尊塑像，一定别有风采。
现在，黑河已经改道，渠水也已经干涸。但2000年前灌溉水渠的遗迹还隐约可辨。
现代的生态和环境学家认为，在西北干旱的半荒漠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农耕造成了表土的破坏，加剧了沙漠的进程。当年的甲渠侯衙成了一座荒城，成了破城子，便是证明。
但是，历史绕不开破城子。
如果没有长城，没有烽燧和障塞的阻隔，来自北方的铁骑就要长驱直下。《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是岁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录徐自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亭障列城至庐朐……其秋匈奴大入云中、五原、定襄、朔方，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录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杀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得而去。”可见，当时围绕这些方堡障城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在破城子上盘垣，在障城内踯躅，我忽然看到了存放整齐的成堆的卵石，这是守城将士用的?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于是，历史上又多了几分汉唐的雄风，多了几分西北的强悍与苦难——我明白了，为什么把战场称为沙场——碧血黄沙，就这样写进历史的卷帙。如果没有这些古城古塞，没有将士的守边，中国的版图中还会有今天的大西北吗?
在与方形城堡相连的夯筑小城内，有三四十间房屋的遗址。这些房屋都是夯筑土墙、草泥地面。这些房屋有守门卒的住处，有灶屋和吏卒们的居室。这些房屋都不大，可见当时守边将士们的居住条件是相当恶劣的。在其中最大的一间，设有火墙，隆冬中室内会暖和一些，考古工作里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等简册，这个品约是居延都尉府颁发的，共17简，其中根据匈奴犯塞的不同情况和人数，对各侯官使用篷、鼓和烽火等。不同信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又猜测这间房屋原是甲渠侯的住处——他只有在形势急迫时才进入城堡，沿着阶梯马道登上障顶，指挥战斗。
边地的冬夜也很漫长，北风在城外怒号，沙砾不停地奔走。在淡淡的轻烟中，路博德也一定曾与甲渠侯在室内围炉饮酒夜谈，摇动的火焰勾出了他们铁铸似的背影。
考古工作者在破城子内发现了6865枚竹简，其中在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内竟发现了近900枚木简。如此之多的木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的文书档案室。汉简上的墨迹清晰，一行行隶书写得潇洒飘逸，极有灵气，可见军旅之中不乏秀才。后来还出了《汉简字帖》。此外，破城子内还出土了弓箭、铜簇、铁甲、货币、猎具、木板画……弓箭的箭头、箭羽、箭杆都十分完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一根竹笛!
羌笛悠悠，画角声声……
在归途中，几辆越野车像野马似地在荒滩上驰骋，扬起滚滚烟尘。
面对如轮的落日，我再一次地回首东望。
残破的边城，2000年的沧桑，我们不能穷尽往事与文化的沉积。
昨日与明朝，前瞻与回想，天荒地老，耸立在戈壁上的这座城堡，又像一个历史的坐标。
黑城子、绿城子、红城子……还有破城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对这些古城大都以各种色彩来称呼。但破城子例外。小小的古城耸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岁月沧桑，像一个衰迈的老人。
2000多年，白发垂地，化为道道干沟。
2000多年，将星陨落，化为满目碎石。
破城子不大，只有几十米见方，形状如同砌了高墙的北方四合院——但“院墙”却是高大的城垣，只是一角已经坍塌。我就从这豁口，登上了城墙。
在白茫茫的戈壁滩上，在浩浩漠风灼灼烈日下，破城子显得既小且破。登高远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与感慨。这小小的古城遗址，被冻结在大西北历史浩繁的卷帙上。
破城子在本地，冷落得连牧羊人都很少走近一一因为它离绿洲已经很远，但它却举世闻名。破有破的魅力。1930年秋天，由10个中国学者和19个外国人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牵着疲惫不堪的骆驼，在此地搭起了小小的帐篷，一行人进行了调查并作小规模发掘，但没有太多的发现。40多年后，甘肃居延考古队又来到了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次发现震动了世界——“居延汉简”展现了2000年前被湮没的辉煌。
破城子是汉甲渠侯的官衙。
侯官是戍守汉王朝边疆的一级军事组织。汉代兵制分为正卒与戍卒两大类，这有点像今天的野战军和属地方部队的边防军。作为野战军的正卒的长官称将军、校尉、军侯、官长、屯率，平时由所在郡太守节制，郡都尉率领，有事凭兵符征发。而戍卒由边郡太守节制，由都尉统率，下有侯、侯长、燧长。都尉称府，侯的治所为侯官。一个侯下辖数个侯长，侯长居一燧，统辖数个燧长，燧长负责一个烽燧。
甲渠侯的官职并不太，应当于现在团一级的军官。这从城内的建筑遗址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中国的行政体制与现在不同，没有省一级的建制。省一级的建制，是元代以后才有的。当时张掖郡在太守之下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甲渠侯宫即居延都尉下辖之甲渠侯之治所。那时候的西北县团级干部的生活水准与今天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的住所也只是几间大一些的土坯房。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的一曲《诉衷情》，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理想。他当年神往的就是这种为国守边的艰苦生活?“封侯”与侯官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有一块世袭的领地，可供子孙享用。而侯官连这一点都没有。血洒疆场，眼前是无垠的黄沙与戈壁，是岁月冲刷过的干涸的河道与历史的残阳。秦汉时期，盛唐时期，是我们民族精神高扬的时代。那时候的文人，一无所有，只有建功才能立业。而中国的西北，正是振起大漠雄风，塑造铁血男儿形象的地方。像名垂青史的陕西固城人张骞，当时是以“郎”的身份应募。“郎”与今天的后备干部不同，只是一种预备性官职。后备干部是有了干部的职务，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后准备提拔重用，列入向更高一级官员晋升的梯队。而“郎”是一种或因出身、或因入粟、或因上书言事所授的“预备役”官员，无功便不能受禄，如家境不好的，可能吃饭都成问题。张骞急于立功，从“预备役”转正，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冒险深入西域，联络大月氏，以便将来共同夹击匈奴的重任。
到了陆游生活的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以身许国而无门，对沦丧后的大西北，自然只有到梦中去寻觅了。在陆游的梦中，一定出现过汉代的烽燧和长城，大唐的铁骑旌旗。
甲渠侯遗址由一个方形城堡和坞城组成。
方堡叫障，边长20多米，厚四五米，现存的残高就有4.5米。作为一个要塞来说，还是很坚固的。
方堡只有一个门，门是朝南的。挨着西墙的是几间高大的房屋，应是甲渠侯的住宅和厅堂，障门内西侧还有登上城墙的阶梯形马道。而与方形城堡相连的坞城，无论城的高度与厚度都要差得多。城内有房址33间，均为夯土筑墙。这里当是士兵及家属的住处。居延绿洲位于大西北，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南下西征的必经之地。战事纷繁，烽烟四起，枕戈待旦，“万里觅封侯”也需要超人的勇气和胆略。
官以渠命名，顾名思义，这里应有一条大的引水渠，引的是黑河的水。
守边的官兵还要农耕屯垦，生产粮食。
登上高耸的古堡，一个抹不去的人物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他就是河西平州人路博德。
路博德年青时就有远大的抱负，经常谈兵说剑。他曾任右北平太守。右北平在今天的辽宁凌源县，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他随霍去病征伐匈奴，屡建战功，封为符离侯。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是汉代的两个军事天才，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卫青的妹妹卫子夫被汉武帝带进宫后受宠，后来封为皇后。卫子夫和卫青出身于奴隶家庭，从小饱受苦难，汉武帝屡次派卫青率兵征战，使他有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据《史记·卫将军骡骑列传》记载，18岁的霍去病“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国相、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以21岁的年龄任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据史书记载，霍去病曾经过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深入2000余里，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通了中原通住西域的道路，根本扭转了战局。这条进军路线，大抵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今天的阿拉善北部戈壁草原，到达居延海，然后再折向南，沿黑河直插河西走廊。
路博德的战功，不是在河西走廊，而是漠北建立的。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从今天的河北蔚县西南和右北平率军五万余出塞，分两路向北作钳形攻势。作为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率东路大军，渡过老哈河、西拉木伦河，越过今天的锡林郭勒草原，表现了过人的胆略与才能。这次北征长驱2000余里，直抵大漠，俘匈奴屯头王、韩王，共斩杀匈奴3万余人。还在狼居胥山祭祀了天神，在姑衍山祭祀了地神。从此漠北安定。狼居胥山即今天的肯特山，是流向北冰洋的著名大河鄂嫩河的发源地，姑衍山在今天的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当然，史书把所有的功劳，全都记到了霍去病身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打雨吹去……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在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封狼居胥山”成了北伐成功，直捣敌军老巢的象征。可是往后悠长的岁月里，我们民族已经很少见到像太守路博德这样的英雄豪气，在一次又一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时，都只有“赢得仓皇北顾”这种失败逃跑的可怜相。
路博德的更大功业，是在公元前112年建立的。这一年，在岭南的南越宰相吕嘉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杀了汉朝的使者及国王赵兴，重新立赵建德为国王，并率领士卒反叛。消息传来，长安震动。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兵向南越发起进攻。征途迢迢，路博德和将士们备尝艰辛。大军进抵，几度交锋，反叛的南越军队终于土崩瓦解。公元前111年冬，路博德平定了南越，抓获了南越王赵建德和丞相 吕嘉，并在今天的广州，以及广西梧州、桂平，和越南的河内市、清化省、广治省等地设立了9个郡。
但路博德的显赫仅仅维持了几年，便被汉武帝“除国失侯”，降为强弩都尉。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谪到居延屯戍。史书上只有二个简单得不能再简略的字“因罪”，究竟是什么罪，却没有记载。在汉初的时候，刘邦分封有功之臣为列侯，达143人。战乱之后，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大侯的食邑也超不过万户，小侯的食邑只有五六百户，与今天的村长乡长管理范围差不多，皇上当然不会在意。随着社会的安定，流亡的百姓陆续回到了故乡，人口也不断繁衍增加，列侯们的食邑大为增加，大者有三四万户，小者也比原先增加了几倍。家产的积累也与此相称。汉武帝对他们的防范也越加严密，且不断加罪，撤除他们的封国，仍保留侯爵的仅有4人。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曾信誓旦旦：“使黄河如带，太山若砺，国以永存，爱及苗裔”。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即使黄河水枯，河道狭窄得像条裤腰带，泰山经风吹日晒，毁坏得像块小石子一样，封国依然要永远存在，且传给子孙后代，政策一万年不变。帝王们的许愿自然是不足数的，说有罪便有罪，没有杀头，仅仅除国失侯已算是万幸了。毛泽东说得更加干脆：“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萧瑟的秋风中，路博德踏上西行的路途时，已是英雄暮年。汉武帝把他安置在居延，自然知道他的军事才能，而且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在和平年代，朝廷需要的是弄臣。随同这位将军西行的，还有18万“戍甲卒”，河西道上，一时黄尘蔽日，景象是十分惨淡的。
路博德晚年依旧为朝廷效力。在他的指挥下，今天额济纳河流域几百里的狭长地带，构筑了一系列城障亭燧，把居延地区建成西北边疆的重要军事要塞。从破城子出土的汉简中，最早的有“元狩四年”木简，当时路博德还在右北平任太守，可见居延地区的屯垦在路博德经略这一地区前已经开始。但整个居延乃至河西走廊西部的防御体系的建立，是这位老将军晚年的一大贡献。
在“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日子里，强弩都尉路博德来到甲渠侯官衙，登高东望，衰草枯杨，大漠荒烟，一时老泪纵横。幸亏司马迁在《史记》上给他留下辉煌的一笔：“使强弩都尉筑居延泽上”、“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从太守，到封侯进爵，一个野战军的统帅，最后到终老边地的小小军分区的司令，一个南征北战，从今天的外蒙古一直打到越南南方的后无来者的军事天才，在居延大泽和浩浩黄沙中完成了最后的造型。但对他的最后归宿，《史记·卫将军骡骑列传》中只有四个字：“屯居延，卒”。可见他是死在居延城的。霍去病死后在茂陵伴陪着汉武帝，马踏匈奴的石刻记载着他的功勋。而同在北伐匈奴中封侯的路博德早已和塞北的大漠融为一体了。我想，称路博德为我国军垦事业的创始人，并不为过。如果在额济纳河畔给这位将军立一尊塑像，一定别有风采。
现在，黑河已经改道，渠水也已经干涸。但2000年前灌溉水渠的遗迹还隐约可辨。
现代的生态和环境学家认为，在西北干旱的半荒漠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农耕造成了表土的破坏，加剧了沙漠的进程。当年的甲渠侯衙成了一座荒城，成了破城子，便是证明。
但是，历史绕不开破城子。
如果没有长城，没有烽燧和障塞的阻隔，来自北方的铁骑就要长驱直下。《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是岁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录徐自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亭障列城至庐朐……其秋匈奴大入云中、五原、定襄、朔方，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录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杀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得而去。”可见，当时围绕这些方堡障城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在破城子上盘垣，在障城内踯躅，我忽然看到了存放整齐的成堆的卵石，这是守城将士用的?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于是，历史上又多了几分汉唐的雄风，多了几分西北的强悍与苦难——我明白了，为什么把战场称为沙场——碧血黄沙，就这样写进历史的卷帙。如果没有这些古城古塞，没有将士的守边，中国的版图中还会有今天的大西北吗?
在与方形城堡相连的夯筑小城内，有三四十间房屋的遗址。这些房屋都是夯筑土墙、草泥地面。这些房屋有守门卒的住处，有灶屋和吏卒们的居室。这些房屋都不大，可见当时守边将士们的居住条件是相当恶劣的。在其中最大的一间，设有火墙，隆冬中室内会暖和一些，考古工作里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等简册，这个品约是居延都尉府颁发的，共17简，其中根据匈奴犯塞的不同情况和人数，对各侯官使用篷、鼓和烽火等。不同信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又猜测这间房屋原是甲渠侯的住处——他只有在形势急迫时才进入城堡，沿着阶梯马道登上障顶，指挥战斗。
边地的冬夜也很漫长，北风在城外怒号，沙砾不停地奔走。在淡淡的轻烟中，路博德也一定曾与甲渠侯在室内围炉饮酒夜谈，摇动的火焰勾出了他们铁铸似的背影。
考古工作者在破城子内发现了6865枚竹简，其中在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内竟发现了近900枚木简。如此之多的木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的文书档案室。汉简上的墨迹清晰，一行行隶书写得潇洒飘逸，极有灵气，可见军旅之中不乏秀才。后来还出了《汉简字帖》。此外，破城子内还出土了弓箭、铜簇、铁甲、货币、猎具、木板画……弓箭的箭头、箭羽、箭杆都十分完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一根竹笛!
羌笛悠悠，画角声声……
在归途中，几辆越野车像野马似地在荒滩上驰骋，扬起滚滚烟尘。
面对如轮的落日，我再一次地回首东望。
残破的边城，2000年的沧桑，我们不能穷尽往事与文化的沉积。
昨日与明朝，前瞻与回想，天荒地老，耸立在戈壁上的这座城堡，又像一个历史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