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鹿鸣”？想想，也没特别的原因，只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鹿鸣》编辑部老师们的指导，自然就有了对“鹿鸣”的好感和感激。但在心里头也有了一丝的疑问，《诗经》上所说的“呦呦鹿鸣”，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它和《鹿鸣》又有何关联？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于是就形而上的顾名思义，呦呦鹿鸣，应该就和咩咩羊叫，汪汪狗叫，喵喵猫叫差不多吧。
《鹿鸣》这份文学刊物，迄今已快六十年了，刊名由大名鼎鼎的茅盾先生题写，是继《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啄木鸟》《民族文学》之后，我所知道的由茅盾先生亲笔题写的第5家文学刊物。杂志社在包头，在我认为很遥远的大草原上，但在网上看到，除了钢城，包头还有一个唯美诗意的别称，就是鹿城。鹿城里一定有鹿，有好多的鹿，自然就能听到呦呦的鹿鸣声了，于是，刊物才叫《鹿鸣》的吧。
中国地大物博，报刊众多，但少有“鹿鸣”这样以鹿这样的动物为名的纯文学刊物，而且透过刊物名，可以看出包头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学生态观。或许他们身处于大草原，才会比外人更懂得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密关系，以及良好的生态对一方自然文化和地域的重要性。记得内蒙古作家乌尔热图曾写过一篇《七岔犄角的公鹿》的小说，据说这部小说发表后，为作者赢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荣誉。
曾在动物园见过几次鹿，但就是无缘于鹿鸣，没有听到过鹿叫。所以就对诗经里的那句“呦呦鹿鸣”有了很多的遐想。虽然接下来的“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笙吹笙”比较好理解，但我着迷的还是“呦呦鹿鸣”，那是怎样的一声鸣唱？或许只有深入草原，在有鹿的地方，才能听到那迷人悠扬的鹿的叫声吧。
说起内蒙古，于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在星期四每晚八点三十分播出过的“北国文坛”，就是我必听的一道“大餐”。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只是喜欢听，喜欢看，身边的收音机就是我热爱文学的老师，那时候的我，总会把寒冷的冰雪和遥远北国这样的字眼跟内蒙古联系起来，于是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遥远冰冷的北国”这样的句子，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竟然发现山西和我认为很遥远的内蒙古，竟有着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内在联系。二年前的大年初三，和朋友坐火车到内蒙古参加一个医药界的交流会，虽然是春节过后的几天，但是，小饭店依旧关门大吉，一日三餐只能在大酒店里进行。酒店里的饭菜无非就是那样，但我和朋友一致认为只有街边小店里的小吃，才能吃出一个地方的味道，看着紧紧关闭的小饭店，我们便进了一家超市买方便面吃，刚拿起方便面，就进来一个老太太，身体硬朗，她一张嘴，我们就愣住了，因为老太太说着一口地道的山西话，我们不禁多看了老人家几眼。里面的老板显然和老人熟，两个拉着家常，说着那一刻在我们看来的乡音，真的让人感到亲切。虽然未与老人交谈半句话，但对老人在异地他乡几十年仍保留着的乡音的习惯，让我们在那一刻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温暖。
后来才逐渐了解了一下山西和内蒙古的关系，尤其是内蒙古著名的草原钢城包头，更是和山西人有着难解之缘。据说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可见复盛公对包头城市建设是有过自己的大功绩的，不然不会平白无故留下这么一句老话。还有件事，忘记是那年了，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当代》，读过路远老师的《神汉》，反映的就是山西旅蒙商人经历的小说，虽不敢说小说写的就是包头城里的山西商人，但在那段历史中，山西旅蒙商有情有义不说，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以民族大业大义为重，读的我心潮澎湃。记得小说后面，还用括弧括住，标注着小说即将改编成电影。多少年过后，仍记得小说里一个情节，那便是旅蒙商经过内斗，两败俱伤，妄想坐收渔翁之利的日本人，则露出豺狼野心，但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结局。
路远老師的小说改没改成电影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改编了我没看到。但我知道当年山西人走西口，硬是靠自己的辛酸和辛苦，走出了一条天下晋商的致富路。而包头，就是山西人走西口一个最大的集结地，一个能够获得希望和重生的福地，然后，好多山西人在包头立足，凭着自己的辛苦，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了资本后，他们便有了更大雄心，向着更远的恰克图和俄罗斯行进。
包头，也就从一个小小的包头村，慢慢成了包头镇，尔后又发展成了包头县。这种坚实的发展步伐，很好的诠释了包头早已经具备了良好发展的前景和胸怀。并且能够容纳化解各地来包头的人们不同的文化习惯和口味，这是胸襟，更是眼光，包头终于成了一座扬名塞外的国际性大都市，各地商人在此云集。这是一座因商而兴而富的城市，是当时内地联通西北边疆与俄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枢纽地带。汇集了东西南北最有魄力与胆略的商队，而街边简陋的住宿地与充斥着骆驼腥臊味和酒气的商人，成了包头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只是我不知道那时的包头城，有没有鹿的身影，有没有鹿的呦呦鸣叫。随着明清两代对大西北的开拓，晋商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对包头这座塞外明珠充满了无尽的迷恋。
草原，大漠，驼队，这粗犷的景象，这长河落日孤烟的风光，似乎与诗无关。在这条商路上，有发了财的，也与命丧此路的。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这些人，日后都成了包头这座城市最早的开发者和建造者，幸运的人，把名字留在了时间之上，不幸的人，则永远成了草原上无名的土丘，任春来春又回，最终消逝于光阴之外。只是这些人，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歇过脚的地方，会是日后北中国著名的钢城。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没有研究过此话有没有掺杂水分，但我以为，过去的人敬纸惜字的传统要比现代人深厚，所以，此话肯定不是一句虚言妄言，它既然能在茫茫草原上流传那么久，应该十之八九还是可信的。走在现在的包头，贵发山庄，西口雄风等词汇，就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这座城市和山西人水乳交融的关系。
女儿现在就读的太原市成成中学，亦和包头这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彼时的晋省太原，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的要地，闫锡山以商人眼光算计着目前时局，深知国共都对自己这块地盘感兴趣，可是他娘的日本人侵略中国，山西和晋绥军是决不能当亡国奴的，他和赵戴文等一干人商量后，对周恩来彭雪枫等共产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有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和成成中学共产党组织的兴起。成成中学师生在校长刘塘如的带领下，放下手中的笔，走出教室，组成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汇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他们转战晋西北，参加了收复七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成成中学抗日游击四支队奉命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工作委员会挺进大青山地区，共同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察绥战役、绥远战役、绥包战役、平津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我党接通外蒙边境，沟通和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提供了战略上的保障。而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却有三百多名师生，把鲜血洒在了大青山。后来曾有系列数字电影《成成烽火》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就是根据此史实编拍的。 开家长会时，看到成成中学校园里矗立着的“成成中学师生抗日纪念碑”，总要靠近纪念碑，前前后后走上几圈，然后拿起手机一阵乱拍，每次去，都要拍，女儿说老拍一样的照片有什么意思。我对女儿说，这不是照片，是历史。而那段血染的历史，对这所中学来说，也是一段光荣的校史，镌刻在历届成成中学学子们的心中。忆往昔，师生拿枪打鬼子，看今朝，不忘先烈英雄志。宁静祥和的校园，绿树繁花的景致，是很难让人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但是，有了这段历史，就有了一种厚重的底色。若没有过去那些先烈的舍生忘死，哪來得今天的幸福生活？虽然意思人人都明白，但要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决然的拿起枪，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是需要大勇气的。当时，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师生们，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多岁，最小的十五岁。他们从太原一路向北，转战于塞北大青山，这又是人人难能为之的一件事。所以，永远铭记历史，才不会让那血与火交织的青春往事，以及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年轻生命，被时间埋葬。只有屹立不倒的纪念碑，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这算不算我与包头这座城市的缘分呢？
我觉得算。
当然山西人最早来到包头，应该始于明清时期。那时候的山西，土地贫瘠，没有办法，很多人只有走西口。当然，出走口外，也是很无奈凄惨的，要是能吃饱饭，谁还愿意背井离乡抛弃妻儿老小，再说，树挪死，人挪活嘛。可是一出口外，这走西口的悲凉调调就变得高亢激昂，因为广袤的草原深处，有着丰厚的土壤和人情，可以接纳饥肠辘辘的身心。从离家苦到创业难，直至苦尽甘来，山西人走西口的历史，全在茫茫草原深处书写着，记忆着。如果没有走西口，恐怕也没有晋商500年的辉煌。
就如我，从最初投稿给《鹿鸣》，到终于赢得编辑老师认可，刊登在《鹿鸣》上，这也是一个走西口的过程，只不过旧时山西商人用的是诚信经营的理念，我则用文字编织，也是以诚心诚意打动编辑老师的心门。一年年韶光流逝，但对《鹿鸣》的感激之情却越来越深。我知道，编辑是他们的工作，业余时间，他们很多人也是好的诗人，好的小说家，好的散文家，好的评论家。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生命的高度。
我多么想做一个关于草原和鹿的梦，一个鲁迅先生那样的“好的故事”的梦，或许，呦呦鹿鸣，就会在此悠扬响亮的叫起来，长久留存于我的内心。那清亮无比的鹿鸣，说不定还会引领着我，来到那青青草地上，看钢城夜景，看万马奔腾。而复盛公和大青山游击队的故事，电影般缭绕于我的脑海。漫漫西口路上，一个个山西人身背铺盖，跋涉于茫茫草原上，接着又是狼烟四起，敌寇侵我国土，一群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同学，放下手中的粉笔和书本，拿起钢枪，穿行于枪林弹雨中……我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岁月记录，应该多在这样的画面前驻足停留。
《鹿鸣》，是包头这个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这张文化品牌的背后，是一群热爱文学的朝圣者，在做着近六十年如一日的虔诚修行。当爱好写作的人把他们的文字投往《鹿鸣》时，他们内心一定装着一个诗一样的草原梦境，就如古老的《诗经》吟诵的那样，“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一只金色的鹿，正箭般奔向草原深处。
《鹿鸣》这份文学刊物，迄今已快六十年了，刊名由大名鼎鼎的茅盾先生题写，是继《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啄木鸟》《民族文学》之后，我所知道的由茅盾先生亲笔题写的第5家文学刊物。杂志社在包头，在我认为很遥远的大草原上，但在网上看到，除了钢城，包头还有一个唯美诗意的别称，就是鹿城。鹿城里一定有鹿，有好多的鹿，自然就能听到呦呦的鹿鸣声了，于是，刊物才叫《鹿鸣》的吧。
中国地大物博，报刊众多，但少有“鹿鸣”这样以鹿这样的动物为名的纯文学刊物，而且透过刊物名，可以看出包头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学生态观。或许他们身处于大草原，才会比外人更懂得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密关系，以及良好的生态对一方自然文化和地域的重要性。记得内蒙古作家乌尔热图曾写过一篇《七岔犄角的公鹿》的小说，据说这部小说发表后，为作者赢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荣誉。
曾在动物园见过几次鹿，但就是无缘于鹿鸣，没有听到过鹿叫。所以就对诗经里的那句“呦呦鹿鸣”有了很多的遐想。虽然接下来的“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笙吹笙”比较好理解，但我着迷的还是“呦呦鹿鸣”，那是怎样的一声鸣唱？或许只有深入草原，在有鹿的地方，才能听到那迷人悠扬的鹿的叫声吧。
说起内蒙古，于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在星期四每晚八点三十分播出过的“北国文坛”，就是我必听的一道“大餐”。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只是喜欢听，喜欢看，身边的收音机就是我热爱文学的老师，那时候的我，总会把寒冷的冰雪和遥远北国这样的字眼跟内蒙古联系起来，于是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遥远冰冷的北国”这样的句子，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竟然发现山西和我认为很遥远的内蒙古，竟有着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内在联系。二年前的大年初三，和朋友坐火车到内蒙古参加一个医药界的交流会，虽然是春节过后的几天，但是，小饭店依旧关门大吉，一日三餐只能在大酒店里进行。酒店里的饭菜无非就是那样，但我和朋友一致认为只有街边小店里的小吃，才能吃出一个地方的味道，看着紧紧关闭的小饭店，我们便进了一家超市买方便面吃，刚拿起方便面，就进来一个老太太，身体硬朗，她一张嘴，我们就愣住了，因为老太太说着一口地道的山西话，我们不禁多看了老人家几眼。里面的老板显然和老人熟，两个拉着家常，说着那一刻在我们看来的乡音，真的让人感到亲切。虽然未与老人交谈半句话，但对老人在异地他乡几十年仍保留着的乡音的习惯，让我们在那一刻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温暖。
后来才逐渐了解了一下山西和内蒙古的关系，尤其是内蒙古著名的草原钢城包头，更是和山西人有着难解之缘。据说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可见复盛公对包头城市建设是有过自己的大功绩的，不然不会平白无故留下这么一句老话。还有件事，忘记是那年了，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当代》，读过路远老师的《神汉》，反映的就是山西旅蒙商人经历的小说，虽不敢说小说写的就是包头城里的山西商人，但在那段历史中，山西旅蒙商有情有义不说，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以民族大业大义为重，读的我心潮澎湃。记得小说后面，还用括弧括住，标注着小说即将改编成电影。多少年过后，仍记得小说里一个情节，那便是旅蒙商经过内斗，两败俱伤，妄想坐收渔翁之利的日本人，则露出豺狼野心，但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结局。
路远老師的小说改没改成电影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改编了我没看到。但我知道当年山西人走西口，硬是靠自己的辛酸和辛苦，走出了一条天下晋商的致富路。而包头，就是山西人走西口一个最大的集结地，一个能够获得希望和重生的福地，然后，好多山西人在包头立足，凭着自己的辛苦，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了资本后，他们便有了更大雄心，向着更远的恰克图和俄罗斯行进。
包头，也就从一个小小的包头村，慢慢成了包头镇，尔后又发展成了包头县。这种坚实的发展步伐，很好的诠释了包头早已经具备了良好发展的前景和胸怀。并且能够容纳化解各地来包头的人们不同的文化习惯和口味，这是胸襟，更是眼光，包头终于成了一座扬名塞外的国际性大都市，各地商人在此云集。这是一座因商而兴而富的城市，是当时内地联通西北边疆与俄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枢纽地带。汇集了东西南北最有魄力与胆略的商队，而街边简陋的住宿地与充斥着骆驼腥臊味和酒气的商人，成了包头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只是我不知道那时的包头城，有没有鹿的身影，有没有鹿的呦呦鸣叫。随着明清两代对大西北的开拓，晋商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对包头这座塞外明珠充满了无尽的迷恋。
草原，大漠，驼队，这粗犷的景象，这长河落日孤烟的风光，似乎与诗无关。在这条商路上，有发了财的，也与命丧此路的。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这些人，日后都成了包头这座城市最早的开发者和建造者，幸运的人，把名字留在了时间之上，不幸的人，则永远成了草原上无名的土丘，任春来春又回，最终消逝于光阴之外。只是这些人，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歇过脚的地方，会是日后北中国著名的钢城。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没有研究过此话有没有掺杂水分，但我以为，过去的人敬纸惜字的传统要比现代人深厚，所以，此话肯定不是一句虚言妄言，它既然能在茫茫草原上流传那么久，应该十之八九还是可信的。走在现在的包头，贵发山庄，西口雄风等词汇，就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这座城市和山西人水乳交融的关系。
女儿现在就读的太原市成成中学，亦和包头这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彼时的晋省太原，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的要地，闫锡山以商人眼光算计着目前时局，深知国共都对自己这块地盘感兴趣，可是他娘的日本人侵略中国，山西和晋绥军是决不能当亡国奴的，他和赵戴文等一干人商量后，对周恩来彭雪枫等共产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有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和成成中学共产党组织的兴起。成成中学师生在校长刘塘如的带领下，放下手中的笔，走出教室，组成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汇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他们转战晋西北，参加了收复七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成成中学抗日游击四支队奉命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工作委员会挺进大青山地区，共同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察绥战役、绥远战役、绥包战役、平津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我党接通外蒙边境，沟通和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提供了战略上的保障。而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却有三百多名师生，把鲜血洒在了大青山。后来曾有系列数字电影《成成烽火》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就是根据此史实编拍的。 开家长会时，看到成成中学校园里矗立着的“成成中学师生抗日纪念碑”，总要靠近纪念碑，前前后后走上几圈，然后拿起手机一阵乱拍，每次去，都要拍，女儿说老拍一样的照片有什么意思。我对女儿说，这不是照片，是历史。而那段血染的历史，对这所中学来说，也是一段光荣的校史，镌刻在历届成成中学学子们的心中。忆往昔，师生拿枪打鬼子，看今朝，不忘先烈英雄志。宁静祥和的校园，绿树繁花的景致，是很难让人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但是，有了这段历史，就有了一种厚重的底色。若没有过去那些先烈的舍生忘死，哪來得今天的幸福生活？虽然意思人人都明白，但要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决然的拿起枪，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是需要大勇气的。当时，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师生们，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多岁，最小的十五岁。他们从太原一路向北，转战于塞北大青山，这又是人人难能为之的一件事。所以，永远铭记历史，才不会让那血与火交织的青春往事，以及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年轻生命，被时间埋葬。只有屹立不倒的纪念碑，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这算不算我与包头这座城市的缘分呢？
我觉得算。
当然山西人最早来到包头，应该始于明清时期。那时候的山西，土地贫瘠，没有办法，很多人只有走西口。当然，出走口外，也是很无奈凄惨的，要是能吃饱饭，谁还愿意背井离乡抛弃妻儿老小，再说，树挪死，人挪活嘛。可是一出口外，这走西口的悲凉调调就变得高亢激昂，因为广袤的草原深处，有着丰厚的土壤和人情，可以接纳饥肠辘辘的身心。从离家苦到创业难，直至苦尽甘来，山西人走西口的历史，全在茫茫草原深处书写着，记忆着。如果没有走西口，恐怕也没有晋商500年的辉煌。
就如我，从最初投稿给《鹿鸣》，到终于赢得编辑老师认可，刊登在《鹿鸣》上，这也是一个走西口的过程，只不过旧时山西商人用的是诚信经营的理念，我则用文字编织，也是以诚心诚意打动编辑老师的心门。一年年韶光流逝，但对《鹿鸣》的感激之情却越来越深。我知道，编辑是他们的工作，业余时间，他们很多人也是好的诗人，好的小说家，好的散文家，好的评论家。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生命的高度。
我多么想做一个关于草原和鹿的梦，一个鲁迅先生那样的“好的故事”的梦，或许，呦呦鹿鸣，就会在此悠扬响亮的叫起来，长久留存于我的内心。那清亮无比的鹿鸣，说不定还会引领着我，来到那青青草地上，看钢城夜景，看万马奔腾。而复盛公和大青山游击队的故事，电影般缭绕于我的脑海。漫漫西口路上，一个个山西人身背铺盖，跋涉于茫茫草原上，接着又是狼烟四起，敌寇侵我国土，一群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同学，放下手中的粉笔和书本，拿起钢枪，穿行于枪林弹雨中……我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岁月记录，应该多在这样的画面前驻足停留。
《鹿鸣》，是包头这个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这张文化品牌的背后，是一群热爱文学的朝圣者，在做着近六十年如一日的虔诚修行。当爱好写作的人把他们的文字投往《鹿鸣》时，他们内心一定装着一个诗一样的草原梦境，就如古老的《诗经》吟诵的那样，“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一只金色的鹿，正箭般奔向草原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