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大学“型”在何处
　　如何把握大学的“型”？康德在研究现象学时，曾论述了客观性与现实性——在应用型话题中，分别对应“应然应用型状态”和“实然应用型状态”——应该办成什么状态是客观性，实际办成什么状态是现实性，这一客观性和现实性不完全相同，甚至两者之间存有着巨大距离，即使成功的院校也有很大距离。
　　因此，需要找到理论和实际中的切合点——弄清楚到底理论处于什么程度、实践落在什么程度，才能真正办成应用型。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如何把“应用型”落到实处非常重要。
　　方才，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席酉民校长提到，我们改变了教学方式，结果学生一毕业，三五年就会面临“被失业”的状况，然后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搞的教学改革方式，结果培养出来的人就应该被很快被淘汰吗？什么是应用型大学？我们可以学习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的教育方式。在瑞士，应用型大学被称之为应用科学大学，而非应用技术大学——科学和技术两者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不必过多解读，需要理解的是，培养一个科技型人才和纯技术型人才之间的差异。
　　因此，我不太同意把企业办成大学，把大学办成企业。我觉得大学之所以到今天依然存在，源于自身的特质。英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英国大学高速发展的时候，其实传统大学没起到作用，而在一旁袖手旁观。真正推动英国大学发展的是英国的新大学，但在英国的新大学真正发展起来之后，最终还是走入了正轨，与传统的牛津剑桥大学一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大学，即完全迎合工商界企业界大学，把传统大学的内在逻辑融入了进去。因此，应用型大学不能放弃自身传统，不能把企业办成像大学，又把大学办成像企业。
　　二、应用型转型发展的掣肘非常明显
　　第一，选聘教师问题。当前，应用型大学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一面喊着办应用型，一面源源不断从硕士和博士当中引进大量人才，而这些人才没有一个是所谓应用型人才，都是学术型人才。因此，由这一波人才来培养应用型人才，或许有点南辕北辙之味道。
　　第二，课堂教学问题。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提到一句话，教学方法远比教学内容重要。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应用型大学的传统教学痕迹恰恰非常明显。许多应用型大学的课堂中依然随处可见传统大学的教学痕迹。用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应用型人才，确实要打一个问号。
　　第三，教学管理队伍。吴岩司长在东莞理工学院调研时提及，应用型大学中的管理队伍建设比师资队伍建设还要重要。之所以提这一点，我认为是，应用型大学原先由传统院校转型而来，本身就有一种文化滞后的现象——所有教师的教学方式没有改变，却定位为应用型，这种定位会影响大家的判断。以下用两个现象加以说明。
　　现象一：我在对全国30多所应用型本科院校调研时发现，在应用型院校的高级职称教师中，职称与教学质量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可以说并不相关。也就是说，职称越高的教师并不意味着教学质量越高，那么，作为学术水平比较高的教师人员而言，他们研究的是什么？不是应用型研究，也不是横向研究，他们的教学并未直接影响应用型人才培养，这是第一个危机。
　　现象二：包括校长、校级、中层领导在内的管理层，比教师更加认同现在的课堂教学质量是在朝应用型发展，质量很好。也就是说，教师认为教学质量不怎么样，没有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而管理层则认为已达到要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这种意识势必会阻碍这类大学教学改革或者是接近革命性教学改革的步伐。两者之间的信息需要沟通，应用型大学的建设之路依然任重道远，要真正做好产教融合，需要每一位實践者的认真探索。
　　编辑 王昕 校对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