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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晋商成型的,是明中叶以后促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重要因素。从世界环境来说,航海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来到东亚。就周边环境而言,则是嘉靖一朝喧闹一时的“倭乱”最终消除了“海禁”。据《明神宗实录》,明廷开放海禁的确切时间为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设市舶于福建。是改变了明初用茶作为“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的战略物资的制约政策。万历初年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逐渐开放了榷禁。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结束了朱元璋《大诰》确立的“农本经济”与“乡里社会”的制度模式,形成了又一次以商品经济与人口大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大转型。连万历皇帝都撇开了中央财政,迫不及待地四派矿监,亲自动手“与民争利”去了。
中西海洋上的碰撞,南北陆上的通商,套句俗话说,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历史大机遇”。实则北立边贸,南弛海禁,而中国本土,则成为亚欧贸易的大通道。当时,香料、珠宝多出于南亚、非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略谓欧洲喜食肉类,但保存不易,易腐烂,其味甚恶。贵族、富商遂以东方香料借以佐味,故其价甚昂。而麦哲伦航海的初衷,也正是为追逐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以牟暴利而来。偶遇风暴,无意中却发现了东方航线。历史机遇之杳不可测,正在此处,非侈谈“历史规律”者所能证明。董其昌所著《筠轩清閟录》中曾津津有味地讲述刘瑾“有祖母碌绦环,重斤许,用黄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钱宁有祖母碌佛一尊,亦用价至黄金千余斤。”其贵重程度可资比较。
当年,在这条亚非欧大通道上,最为活跃的匆匆身影,正是晋商。
说巧不巧,力主并保持北方茶马交易正常进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随后继任张居正担任的内阁首辅的张四维,都是晋南大盐商出身的高级官员。
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遂以此地为家。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问,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①弟四教亦长袖善贾。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按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日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②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其弟马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有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③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④
由于山多地少,务农以“崇本”缺乏自然优势,故晋、徽两地久有“逐末”经商的传统。《尚书·酒诰》所言“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描绘的即是河东贩盐的景象。而自中唐开放茶瓷禁榷以来,婺源、浮梁便成为茶、瓷的生产及销售中心。鉴于盐、茶两端为日用必需,所以即使明初社会转型,限制商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传统,反而促使两帮商人融汇盐、茶两道。一般认为徽商经手两淮盐业是由中晚明开始的,但最近有论者研究徽州黄氏宗谱,发现黄氏家族是最早进入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群体,早在明弘治、正德间至少有七位黄姓徽商在淮盐中占据重要地位。⑤鉴于明代淮盐已占优势,故徽商的“第一桶金”也以盐利最为丰厚,以致造出“吾乡贾者,首鱼盐”,或者“盐策祭酒甲天下”的口号来。但万历时闽人谢肇涮却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⑥王士性亦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⑦
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盐运使奥屯茂在潞村创建了被称为“运学”的盐务专学,所谓“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⑧并沿袭后世,论者咸以此为盐商子弟所办官学,以便中试做官,或离籍经商。余英时曾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⑨
顾起元也道及山西蒲州商人孟桐定居天津,专门经营长芦盐的贩卖。⑩万历《四川总志·经略志·盐法》载巡抚都御史曾省吾《议处盐课疏》云:
“川中民贫资鲜,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人民。”
嘉庆《江都县续志》载:
“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
证明晋商得风气之先,很早就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但因支援边防的“边商”,纷纷改为对内贸易牟利的“中商”,也使明代边防制度受到损害。《明史》概括说: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这就不能不稍微议论一下明代边防的军需制度。宋接受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尝置重兵守都城。明代又接受宋亡教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以重兵成边。故如何供应边镇,便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山西北部边境长期保持着蒙古人的军事压力,而明代盐业长期实行由宋代“折中”演变而来的“开中”之法,主要内容是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才能支盐行销。实已兼有元人“斡脱”制度,军队后勤由私人承包的遗意。“开中法”实为解决大同军粮而兴起的。《明史·食货三·盐法》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後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河渠志》言,明初就曾“由开封运粟河达渭,以给陕西。”也是唐宋“仰食东南漕粮”的遗意。《食货三·漕运》则言: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后)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
直到嘉靖时期,这仍然是一项沉 重的负担。山西右布政使王宗沐尝言:
“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
宣、大两镇正处在山西北部,又是关乎京师安危最重要的军事要塞。鉴于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所占比例极大,故明代盐政牵涉问题广泛复杂。笔者在研读陈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后,发现还有几个未可小觑的细节,可供一说。
第一是据《明代盐运司盐课银分配表》,河东虽然向太仓提供的盐银额度不高,但是加上宣、大、陕西布政司、宁武及平阳府的解银之後,总额明显提升;第二是河东盐课曾有明显增长,由洪武三十万、弘治三十八万,直达万历五十万两,仅次于淮盐;第三是陈著以把持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河南归德府及江南徐州府盐业专卖的“山东纲商”为例,说明由“开中法”向形成垄断权的“万历纲法”转变过程中的组织系统中,十四家纲商中晋商独多。仅从名目上看,就有“晋泽”、“晋兴”、“洪晋”、“庆汾”,还有后来由“永公”改称的“晋公”(人数最多者)的几家,显然为晋商无疑。所持盐引数约占全部的 1/3。实际上的比重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自洪武四年规定“山东、山西盐课折收棉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大同驻军粮饷例由山东府县负担,这项差役本来无利可图,且需长途转般,费尽繁难。而近在咫尺的晋商,自然更容易插手其间。
“万历纲法”延续至清,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商制度”。商鸿逵先生曾著有《清代皇商介休范家》,指出明清之际在张家口已有八家晋商取得了后世“皇商”的特权,其中介休范家既与其它几家晋商一起,在新朝“定鼎燕京”时即“承诏入都,宴便殿”,取得清廷内宫供应的特许权,又在康熙时“以家财运饷万石赡察汉庾儿(原注:即察罕泊,在喀尔喀西部,为接济吐鲁番的战略仓储地),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如以范氏事先承诺每石四十两银计算,这次战事由私人垫支的粮饷银两,就达四十万两之巨。前些年台湾富有史学素养的作家高阳曾写《红顶商人》,以清末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粮饷,倏起忽落的命运大反差作为线索,构筑全篇脉络经纬,一时畅销海内外。但我以为自明代“开中法”至清代“皇商”制度之肯綮,其实在于沿袭了元代“斡脱”制度,即国家军队后勤保障的私营化机制。至今美国国防部仍然定期招标,将军队后勤供应转包给私人企业。晋商垄断边贸,称雄四百年的奥秘,部分原因实应由此寻找。
李梦阳曾描述一位晋商的经历说:
“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
可知早期晋商的冒险精神无远弗届。随着包揽淮盐、浙盐、长芦盐,足迹也遍布全国,故晋商涉茶的历史也不可小觑。
(编辑:关建)
注:①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著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②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⑤《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明史·张四维传》。
⑤参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⑥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按谢肇淛(1567~?)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福州市)人。万历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熟悉河流水利,曾作《北河记略》。能诗。笔记《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并撰有《文海披沙》等。
⑦《广志绎》卷三。按王士性(1547~1598),浙江临海人。王宗沐之子,万历五年进士。他在许多地方作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所著《广志绎》一书地理资料十分丰富,被视为徐霞客以前最重要的明代地理著作。
⑧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十,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懒真草堂集》卷二十四。按顾起元(1565~1628),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著有《客座赞语》、《说略》、《尔雅堂诗说》等。
中西海洋上的碰撞,南北陆上的通商,套句俗话说,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历史大机遇”。实则北立边贸,南弛海禁,而中国本土,则成为亚欧贸易的大通道。当时,香料、珠宝多出于南亚、非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略谓欧洲喜食肉类,但保存不易,易腐烂,其味甚恶。贵族、富商遂以东方香料借以佐味,故其价甚昂。而麦哲伦航海的初衷,也正是为追逐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以牟暴利而来。偶遇风暴,无意中却发现了东方航线。历史机遇之杳不可测,正在此处,非侈谈“历史规律”者所能证明。董其昌所著《筠轩清閟录》中曾津津有味地讲述刘瑾“有祖母碌绦环,重斤许,用黄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钱宁有祖母碌佛一尊,亦用价至黄金千余斤。”其贵重程度可资比较。
当年,在这条亚非欧大通道上,最为活跃的匆匆身影,正是晋商。
说巧不巧,力主并保持北方茶马交易正常进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随后继任张居正担任的内阁首辅的张四维,都是晋南大盐商出身的高级官员。
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遂以此地为家。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问,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①弟四教亦长袖善贾。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按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日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②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其弟马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有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③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④
由于山多地少,务农以“崇本”缺乏自然优势,故晋、徽两地久有“逐末”经商的传统。《尚书·酒诰》所言“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描绘的即是河东贩盐的景象。而自中唐开放茶瓷禁榷以来,婺源、浮梁便成为茶、瓷的生产及销售中心。鉴于盐、茶两端为日用必需,所以即使明初社会转型,限制商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传统,反而促使两帮商人融汇盐、茶两道。一般认为徽商经手两淮盐业是由中晚明开始的,但最近有论者研究徽州黄氏宗谱,发现黄氏家族是最早进入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群体,早在明弘治、正德间至少有七位黄姓徽商在淮盐中占据重要地位。⑤鉴于明代淮盐已占优势,故徽商的“第一桶金”也以盐利最为丰厚,以致造出“吾乡贾者,首鱼盐”,或者“盐策祭酒甲天下”的口号来。但万历时闽人谢肇涮却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⑥王士性亦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⑦
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盐运使奥屯茂在潞村创建了被称为“运学”的盐务专学,所谓“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⑧并沿袭后世,论者咸以此为盐商子弟所办官学,以便中试做官,或离籍经商。余英时曾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⑨
顾起元也道及山西蒲州商人孟桐定居天津,专门经营长芦盐的贩卖。⑩万历《四川总志·经略志·盐法》载巡抚都御史曾省吾《议处盐课疏》云:
“川中民贫资鲜,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人民。”
嘉庆《江都县续志》载:
“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
证明晋商得风气之先,很早就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但因支援边防的“边商”,纷纷改为对内贸易牟利的“中商”,也使明代边防制度受到损害。《明史》概括说: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这就不能不稍微议论一下明代边防的军需制度。宋接受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尝置重兵守都城。明代又接受宋亡教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以重兵成边。故如何供应边镇,便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山西北部边境长期保持着蒙古人的军事压力,而明代盐业长期实行由宋代“折中”演变而来的“开中”之法,主要内容是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才能支盐行销。实已兼有元人“斡脱”制度,军队后勤由私人承包的遗意。“开中法”实为解决大同军粮而兴起的。《明史·食货三·盐法》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後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河渠志》言,明初就曾“由开封运粟河达渭,以给陕西。”也是唐宋“仰食东南漕粮”的遗意。《食货三·漕运》则言: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后)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
直到嘉靖时期,这仍然是一项沉 重的负担。山西右布政使王宗沐尝言:
“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
宣、大两镇正处在山西北部,又是关乎京师安危最重要的军事要塞。鉴于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所占比例极大,故明代盐政牵涉问题广泛复杂。笔者在研读陈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后,发现还有几个未可小觑的细节,可供一说。
第一是据《明代盐运司盐课银分配表》,河东虽然向太仓提供的盐银额度不高,但是加上宣、大、陕西布政司、宁武及平阳府的解银之後,总额明显提升;第二是河东盐课曾有明显增长,由洪武三十万、弘治三十八万,直达万历五十万两,仅次于淮盐;第三是陈著以把持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河南归德府及江南徐州府盐业专卖的“山东纲商”为例,说明由“开中法”向形成垄断权的“万历纲法”转变过程中的组织系统中,十四家纲商中晋商独多。仅从名目上看,就有“晋泽”、“晋兴”、“洪晋”、“庆汾”,还有后来由“永公”改称的“晋公”(人数最多者)的几家,显然为晋商无疑。所持盐引数约占全部的 1/3。实际上的比重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自洪武四年规定“山东、山西盐课折收棉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大同驻军粮饷例由山东府县负担,这项差役本来无利可图,且需长途转般,费尽繁难。而近在咫尺的晋商,自然更容易插手其间。
“万历纲法”延续至清,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商制度”。商鸿逵先生曾著有《清代皇商介休范家》,指出明清之际在张家口已有八家晋商取得了后世“皇商”的特权,其中介休范家既与其它几家晋商一起,在新朝“定鼎燕京”时即“承诏入都,宴便殿”,取得清廷内宫供应的特许权,又在康熙时“以家财运饷万石赡察汉庾儿(原注:即察罕泊,在喀尔喀西部,为接济吐鲁番的战略仓储地),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如以范氏事先承诺每石四十两银计算,这次战事由私人垫支的粮饷银两,就达四十万两之巨。前些年台湾富有史学素养的作家高阳曾写《红顶商人》,以清末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粮饷,倏起忽落的命运大反差作为线索,构筑全篇脉络经纬,一时畅销海内外。但我以为自明代“开中法”至清代“皇商”制度之肯綮,其实在于沿袭了元代“斡脱”制度,即国家军队后勤保障的私营化机制。至今美国国防部仍然定期招标,将军队后勤供应转包给私人企业。晋商垄断边贸,称雄四百年的奥秘,部分原因实应由此寻找。
李梦阳曾描述一位晋商的经历说:
“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
可知早期晋商的冒险精神无远弗届。随着包揽淮盐、浙盐、长芦盐,足迹也遍布全国,故晋商涉茶的历史也不可小觑。
(编辑:关建)
注:①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著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②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⑤《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明史·张四维传》。
⑤参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⑥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按谢肇淛(1567~?)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福州市)人。万历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熟悉河流水利,曾作《北河记略》。能诗。笔记《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并撰有《文海披沙》等。
⑦《广志绎》卷三。按王士性(1547~1598),浙江临海人。王宗沐之子,万历五年进士。他在许多地方作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所著《广志绎》一书地理资料十分丰富,被视为徐霞客以前最重要的明代地理著作。
⑧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十,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懒真草堂集》卷二十四。按顾起元(1565~1628),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著有《客座赞语》、《说略》、《尔雅堂诗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