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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晋商成型的，是明中叶以后促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重要因素。从世界环境来说，航海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来到东亚。就周边环境而言，则是嘉靖一朝喧闹一时的“倭乱”最终消除了“海禁”。据《明神宗实录》，明廷开放海禁的确切时间为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设市舶于福建。是改变了明初用茶作为“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的战略物资的制约政策。万历初年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逐渐开放了榷禁。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结束了朱元璋《大诰》确立的“农本经济”与“乡里社会”的制度模式，形成了又一次以商品经济与人口大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大转型。连万历皇帝都撇开了中央财政，迫不及待地四派矿监，亲自动手“与民争利”去了。
中西海洋上的碰撞，南北陆上的通商，套句俗话说，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历史大机遇”。实则北立边贸，南弛海禁，而中国本土，则成为亚欧贸易的大通道。当时，香料、珠宝多出于南亚、非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略谓欧洲喜食肉类，但保存不易，易腐烂，其味甚恶。贵族、富商遂以东方香料借以佐味，故其价甚昂。而麦哲伦航海的初衷，也正是为追逐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以牟暴利而来。偶遇风暴，无意中却发现了东方航线。历史机遇之杳不可测，正在此处，非侈谈“历史规律”者所能证明。董其昌所著《筠轩清閟录》中曾津津有味地讲述刘瑾“有祖母碌绦环，重斤许，用黄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钱宁有祖母碌佛一尊，亦用价至黄金千余斤。”其贵重程度可资比较。
当年，在这条亚非欧大通道上，最为活跃的匆匆身影，正是晋商。
说巧不巧，力主并保持北方茶马交易正常进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随后继任张居正担任的内阁首辅的张四维，都是晋南大盐商出身的高级官员。
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遂以此地为家。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问，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①弟四教亦长袖善贾。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按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日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②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其弟马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有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③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④
由于山多地少，务农以“崇本”缺乏自然优势，故晋、徽两地久有“逐末”经商的传统。《尚书·酒诰》所言“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描绘的即是河东贩盐的景象。而自中唐开放茶瓷禁榷以来，婺源、浮梁便成为茶、瓷的生产及销售中心。鉴于盐、茶两端为日用必需，所以即使明初社会转型，限制商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传统，反而促使两帮商人融汇盐、茶两道。一般认为徽商经手两淮盐业是由中晚明开始的，但最近有论者研究徽州黄氏宗谱，发现黄氏家族是最早进入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群体，早在明弘治、正德间至少有七位黄姓徽商在淮盐中占据重要地位。⑤鉴于明代淮盐已占优势，故徽商的“第一桶金”也以盐利最为丰厚，以致造出“吾乡贾者，首鱼盐”，或者“盐策祭酒甲天下”的口号来。但万历时闽人谢肇涮却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⑥王士性亦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⑦
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盐运使奥屯茂在潞村创建了被称为“运学”的盐务专学，所谓“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⑧并沿袭后世，论者咸以此为盐商子弟所办官学，以便中试做官，或离籍经商。余英时曾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⑨
顾起元也道及山西蒲州商人孟桐定居天津，专门经营长芦盐的贩卖。⑩万历《四川总志·经略志·盐法》载巡抚都御史曾省吾《议处盐课疏》云：
“川中民贫资鲜，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人民。”
嘉庆《江都县续志》载：
“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
证明晋商得风气之先，很早就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但因支援边防的“边商”，纷纷改为对内贸易牟利的“中商”，也使明代边防制度受到损害。《明史》概括说：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这就不能不稍微议论一下明代边防的军需制度。宋接受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尝置重兵守都城。明代又接受宋亡教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以重兵成边。故如何供应边镇，便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山西北部边境长期保持着蒙古人的军事压力，而明代盐业长期实行由宋代“折中”演变而来的“开中”之法，主要内容是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才能支盐行销。实已兼有元人“斡脱”制度，军队后勤由私人承包的遗意。“开中法”实为解决大同军粮而兴起的。《明史·食货三·盐法》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後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河渠志》言，明初就曾“由开封运粟河达渭，以给陕西。”也是唐宋“仰食东南漕粮”的遗意。《食货三·漕运》则言：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后)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
直到嘉靖时期，这仍然是一项沉 重的负担。山西右布政使王宗沐尝言：
“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
宣、大两镇正处在山西北部，又是关乎京师安危最重要的军事要塞。鉴于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所占比例极大，故明代盐政牵涉问题广泛复杂。笔者在研读陈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后，发现还有几个未可小觑的细节，可供一说。
第一是据《明代盐运司盐课银分配表》，河东虽然向太仓提供的盐银额度不高，但是加上宣、大、陕西布政司、宁武及平阳府的解银之後，总额明显提升；第二是河东盐课曾有明显增长，由洪武三十万、弘治三十八万，直达万历五十万两，仅次于淮盐；第三是陈著以把持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河南归德府及江南徐州府盐业专卖的“山东纲商”为例，说明由“开中法”向形成垄断权的“万历纲法”转变过程中的组织系统中，十四家纲商中晋商独多。仅从名目上看，就有“晋泽”、“晋兴”、“洪晋”、“庆汾”，还有后来由“永公”改称的“晋公”(人数最多者)的几家，显然为晋商无疑。所持盐引数约占全部的 1／3。实际上的比重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自洪武四年规定“山东、山西盐课折收棉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大同驻军粮饷例由山东府县负担，这项差役本来无利可图，且需长途转般，费尽繁难。而近在咫尺的晋商，自然更容易插手其间。
“万历纲法”延续至清，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商制度”。商鸿逵先生曾著有《清代皇商介休范家》，指出明清之际在张家口已有八家晋商取得了后世“皇商”的特权，其中介休范家既与其它几家晋商一起，在新朝“定鼎燕京”时即“承诏入都，宴便殿”，取得清廷内宫供应的特许权，又在康熙时“以家财运饷万石赡察汉庾儿(原注：即察罕泊，在喀尔喀西部，为接济吐鲁番的战略仓储地)，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如以范氏事先承诺每石四十两银计算，这次战事由私人垫支的粮饷银两，就达四十万两之巨。前些年台湾富有史学素养的作家高阳曾写《红顶商人》，以清末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粮饷，倏起忽落的命运大反差作为线索，构筑全篇脉络经纬，一时畅销海内外。但我以为自明代“开中法”至清代“皇商”制度之肯綮，其实在于沿袭了元代“斡脱”制度，即国家军队后勤保障的私营化机制。至今美国国防部仍然定期招标，将军队后勤供应转包给私人企业。晋商垄断边贸，称雄四百年的奥秘，部分原因实应由此寻找。
李梦阳曾描述一位晋商的经历说：
“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
可知早期晋商的冒险精神无远弗届。随着包揽淮盐、浙盐、长芦盐，足迹也遍布全国，故晋商涉茶的历史也不可小觑。
(编辑：关建)
注：①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著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②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⑤《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明史·张四维传》。
⑤参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⑥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按谢肇淛(1567～?)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福州市)人。万历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熟悉河流水利，曾作《北河记略》。能诗。笔记《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并撰有《文海披沙》等。
⑦《广志绎》卷三。按王士性(1547～1598)，浙江临海人。王宗沐之子，万历五年进士。他在许多地方作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所著《广志绎》一书地理资料十分丰富，被视为徐霞客以前最重要的明代地理著作。
⑧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十，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懒真草堂集》卷二十四。按顾起元(1565～1628)，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著有《客座赞语》、《说略》、《尔雅堂诗说》等。
中西海洋上的碰撞，南北陆上的通商，套句俗话说，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历史大机遇”。实则北立边贸，南弛海禁，而中国本土，则成为亚欧贸易的大通道。当时，香料、珠宝多出于南亚、非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略谓欧洲喜食肉类，但保存不易，易腐烂，其味甚恶。贵族、富商遂以东方香料借以佐味，故其价甚昂。而麦哲伦航海的初衷，也正是为追逐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以牟暴利而来。偶遇风暴，无意中却发现了东方航线。历史机遇之杳不可测，正在此处，非侈谈“历史规律”者所能证明。董其昌所著《筠轩清閟录》中曾津津有味地讲述刘瑾“有祖母碌绦环，重斤许，用黄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钱宁有祖母碌佛一尊，亦用价至黄金千余斤。”其贵重程度可资比较。
当年，在这条亚非欧大通道上，最为活跃的匆匆身影，正是晋商。
说巧不巧，力主并保持北方茶马交易正常进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随后继任张居正担任的内阁首辅的张四维，都是晋南大盐商出身的高级官员。
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遂以此地为家。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问，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①弟四教亦长袖善贾。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按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日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②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其弟马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有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③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④
由于山多地少，务农以“崇本”缺乏自然优势，故晋、徽两地久有“逐末”经商的传统。《尚书·酒诰》所言“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描绘的即是河东贩盐的景象。而自中唐开放茶瓷禁榷以来，婺源、浮梁便成为茶、瓷的生产及销售中心。鉴于盐、茶两端为日用必需，所以即使明初社会转型，限制商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传统，反而促使两帮商人融汇盐、茶两道。一般认为徽商经手两淮盐业是由中晚明开始的，但最近有论者研究徽州黄氏宗谱，发现黄氏家族是最早进入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群体，早在明弘治、正德间至少有七位黄姓徽商在淮盐中占据重要地位。⑤鉴于明代淮盐已占优势，故徽商的“第一桶金”也以盐利最为丰厚，以致造出“吾乡贾者，首鱼盐”，或者“盐策祭酒甲天下”的口号来。但万历时闽人谢肇涮却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⑥王士性亦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⑦
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盐运使奥屯茂在潞村创建了被称为“运学”的盐务专学，所谓“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⑧并沿袭后世，论者咸以此为盐商子弟所办官学，以便中试做官，或离籍经商。余英时曾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⑨
顾起元也道及山西蒲州商人孟桐定居天津，专门经营长芦盐的贩卖。⑩万历《四川总志·经略志·盐法》载巡抚都御史曾省吾《议处盐课疏》云：
“川中民贫资鲜，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人民。”
嘉庆《江都县续志》载：
“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
证明晋商得风气之先，很早就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但因支援边防的“边商”，纷纷改为对内贸易牟利的“中商”，也使明代边防制度受到损害。《明史》概括说：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这就不能不稍微议论一下明代边防的军需制度。宋接受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尝置重兵守都城。明代又接受宋亡教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以重兵成边。故如何供应边镇，便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山西北部边境长期保持着蒙古人的军事压力，而明代盐业长期实行由宋代“折中”演变而来的“开中”之法，主要内容是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才能支盐行销。实已兼有元人“斡脱”制度，军队后勤由私人承包的遗意。“开中法”实为解决大同军粮而兴起的。《明史·食货三·盐法》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後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河渠志》言，明初就曾“由开封运粟河达渭，以给陕西。”也是唐宋“仰食东南漕粮”的遗意。《食货三·漕运》则言：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后)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
直到嘉靖时期，这仍然是一项沉 重的负担。山西右布政使王宗沐尝言：
“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
宣、大两镇正处在山西北部，又是关乎京师安危最重要的军事要塞。鉴于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所占比例极大，故明代盐政牵涉问题广泛复杂。笔者在研读陈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后，发现还有几个未可小觑的细节，可供一说。
第一是据《明代盐运司盐课银分配表》，河东虽然向太仓提供的盐银额度不高，但是加上宣、大、陕西布政司、宁武及平阳府的解银之後，总额明显提升；第二是河东盐课曾有明显增长，由洪武三十万、弘治三十八万，直达万历五十万两，仅次于淮盐；第三是陈著以把持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河南归德府及江南徐州府盐业专卖的“山东纲商”为例，说明由“开中法”向形成垄断权的“万历纲法”转变过程中的组织系统中，十四家纲商中晋商独多。仅从名目上看，就有“晋泽”、“晋兴”、“洪晋”、“庆汾”，还有后来由“永公”改称的“晋公”(人数最多者)的几家，显然为晋商无疑。所持盐引数约占全部的 1／3。实际上的比重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自洪武四年规定“山东、山西盐课折收棉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大同驻军粮饷例由山东府县负担，这项差役本来无利可图，且需长途转般，费尽繁难。而近在咫尺的晋商，自然更容易插手其间。
“万历纲法”延续至清，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商制度”。商鸿逵先生曾著有《清代皇商介休范家》，指出明清之际在张家口已有八家晋商取得了后世“皇商”的特权，其中介休范家既与其它几家晋商一起，在新朝“定鼎燕京”时即“承诏入都，宴便殿”，取得清廷内宫供应的特许权，又在康熙时“以家财运饷万石赡察汉庾儿(原注：即察罕泊，在喀尔喀西部，为接济吐鲁番的战略仓储地)，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如以范氏事先承诺每石四十两银计算，这次战事由私人垫支的粮饷银两，就达四十万两之巨。前些年台湾富有史学素养的作家高阳曾写《红顶商人》，以清末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粮饷，倏起忽落的命运大反差作为线索，构筑全篇脉络经纬，一时畅销海内外。但我以为自明代“开中法”至清代“皇商”制度之肯綮，其实在于沿袭了元代“斡脱”制度，即国家军队后勤保障的私营化机制。至今美国国防部仍然定期招标，将军队后勤供应转包给私人企业。晋商垄断边贸，称雄四百年的奥秘，部分原因实应由此寻找。
李梦阳曾描述一位晋商的经历说：
“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
可知早期晋商的冒险精神无远弗届。随着包揽淮盐、浙盐、长芦盐，足迹也遍布全国，故晋商涉茶的历史也不可小觑。
(编辑：关建)
注：①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著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②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⑤《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明史·张四维传》。
⑤参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⑥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按谢肇淛(1567～?)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福州市)人。万历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熟悉河流水利，曾作《北河记略》。能诗。笔记《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并撰有《文海披沙》等。
⑦《广志绎》卷三。按王士性(1547～1598)，浙江临海人。王宗沐之子，万历五年进士。他在许多地方作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所著《广志绎》一书地理资料十分丰富，被视为徐霞客以前最重要的明代地理著作。
⑧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十，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懒真草堂集》卷二十四。按顾起元(1565～1628)，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著有《客座赞语》、《说略》、《尔雅堂诗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