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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于香港某藏家处见一宋定柳斗杯，因感其靓罕，遂有探寻梳理古代柳斗纹器之念，现将心得供诸同好。
该柳斗杯轻盈小巧，呈半圆球状，小平底略呈正方形，上有数枚支钉垫烧痕，高约6厘米，薄胎，胎质细腻，施牙黄釉，釉面局部有垂釉及杂质斑点，堆垛如脂。器内光素无纹，器外口沿饰两道弦纹，在弦纹之上等距离平錾两道一组的竖纹，呈用绳捆绑扎编柳条状，器身以下通体饰柳编纹，系模制成型﹙图1A、1B﹚。
柳斗杯
柳斗杯是指一种造型、纹饰均模仿自柳条编织的箩﹙斗﹚的杯子。基本造型为敞口，圆唇外翻或无唇，束颈溜肩，鼓腹，卧足或小平底。颈部饰数道弦纹或乳丁纹，或二者兼有之。腹部以下满饰象征柳条编织纹的同心圆多条圆弧纹，小者高度一般在5.5～8.5厘米之间，口径6.2～13.3厘米左右，故有柳斗杯﹙罐﹚﹙钵﹚之异称。唐宋之际，各种质地的柳斗杯在杯类中留下了独特的倩影，为人称道。艺术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是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不是生搬硬套去吸收，但在表达形式上也往往力求形似、神似。早在唐代，就已出现银质柳斗杯﹙又称“银网目碗”﹚，如浙江省发现一处唐代窖藏（见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原载《考古》1984年第11期979页）就有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图2﹚，相传系上世纪20年代出自洛阳北邙山的一座古墓中。据考证这种“银网目碗”最迟在9世纪即已出现（见桑坚信《淳安朱塔唐代窖藏银器刍议》，原载《文物》1991年第2期91页）；江西省星子县陆家山宋代窖藏及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窖藏亦先后发现了同类银网目碗﹙宋代窖藏见《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二卷73页宋银柳编纹杯，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辽代窖藏见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原载《文物》1980年第5期49页，图一三。前者一件，后者两件）。
至于唐宋时期生产陶瓷质地的柳斗杯，已知有以下窑场：
瓯窑、越窑：如浙江省苍南县文物馆藏的五代瓯窑青瓷水波纹（应为柳斗纹﹚杯（图3）。瓯窑始于汉，至唐代窑址分布于温州、永嘉等地，与越窑不同的是胎呈灰白或浅灰色。北京白明先生著《片面之瓷——用瓷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一书第53页，即有一件据说是唐越窑柳斗杯残器，是不可多得的标本。
磁州窑系：见载不超过1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图4﹚、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等博物馆均有收藏，这些柳斗纹杯尺寸相当，皆卧足内凹，所饰柳斗纹有三种形式，一为同心圆状，二为多重水波纹状，三为简单纵纹，时代窑口特征明显。由于深刻的刀纹显露出瓷胎的褐色，和表面涂上的白衣﹙白色化妆土﹚形成了深浅鲜明的对比，是磁州窑系登封窑珍贵的名品（见蓑丰《磁州窑深刻花器小记》原载《敏求精舍30年纪念论文集》100页，敏求精舍、两木出版社1995年出版）。
赣州窑：赣南地区宋元民间瓷窑，窑址位于赣州七里镇，所烧品种以青白瓷、酱黑釉等为主，其中柳斗杯是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品种有青白釉、酱釉、素胎等﹙图5﹚。
耀州窑：宋代耀州窑中柳斗杯亦多有发现。其始于晚唐，五代时流行，且以写实性的柳斗纹为主。到宋代纹样简化，不见写实编织纹，改以象征纹为特征（见《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宋﹙上﹚编号13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难得的是其中两件柳斗杯还带有原配盏托，一为五代耀州黄堡镇窑址出土，纹饰写实细腻，口沿亦刻出柳斗的窝桩纹（见袁胜文、刘佐亮《学界对柴窑的看法》原载《文物天地》2006年第12期101页，五代耀州窑青釉盏托）。另一件藏陕西省博物馆（图6），柳斗纹为象征式，在宋代众多的茶盏托中，更具一番韵致，展示了千多年前柳斗杯的搭配原貌。上世纪90年代，耀州窑遗址五代文化层中还出土了一件带“丁家”铭的柳斗纹陶范﹙图7﹚，系批量生产之证。
定窑：定窑是宋代名窑，柳纹器在此自然也大放异彩。所见即有柳编鱼篓瓶﹙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柳斗纹穿带扁壶﹙扬州文物商店藏﹚、柳斗﹙箩﹚杯﹙镶金边﹚等﹙图8﹚。据报道，河北定县宋代塔基亦曾出土四件白釉柳斗杯﹙高度4.8～5.6厘米，口径7.8～8.6厘米﹚，具体未详（见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处宋代塔基》原载《文物》1972年第8期39页）。存世宋代柳斗杯也有其他尚未能确认窑场的，如北京故宫收藏一宋代黄釉柳斗罐（图9），尖底﹙说明原应有盏托﹚，器身模印之柳条层次分明，迭压有序，清晰可辨，器口沿仿柳斗之四条窝桩纹，仿真度极高。2006年6月中国嘉德拍卖行推出的一件褐釉柳斗纹杯﹙图10﹚，则是目前仅见的宋代彩绘柳斗纹杯。
柳编工艺及柳纹器
编织工艺是人类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其以植物如藤、柳等的枝条、叶、茎加工修整后，用手工或编织机织成工艺品。柳编即以柳条为主要原料编织的工艺品和实用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柳条编的篮、筐，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杯桊﹙即外层涂了漆的柳编杯、盘等﹚，唐代则有沧州和山东宁津地区出土的“柳条箱”和新疆地区出土的“线柳编长方盒”，文献中亦有宋人取杞柳的细条，“水逼令柔曲，作箱箧”的记载。柳编品种花色可达三四百种。一般“系货”如箕、斗、箩等多用勒编技法，即以麻线为经，以柳条作纬，每穿一根，各条经线都紧勒一下以固定柳条，依次勒编。对器物的底、帮、沿口等处则分别采用不同工艺，底部可用梅花桩、筛子眼、经纬桩及绞、圈、挑等方法打底，器帮一般用经纬编，主要有单、双篾转编及胡椒眼等许多技法；作沿口窝桩、缠、编织等技法，既帮助定型、加固，又有美化作用；另外还有上链、布套等辅助工艺技法。同时用藤、竹篾等辅料帮助定型，用螺钉、木钉﹙胶粘暗接﹚绑扎等工艺进行组装。我国柳编器的产地计有河南、河北、内蒙古哲里木盟、湖北等地，其中河北固安市是我国柳编的主要产地之一，宋代已有，历史悠久，素称“柳编之乡”。由于柳编器具有古朴粗放的风格，于是便被引用到陶瓷、金属等工艺品上。
柳纹器顾名思义是指以各种材质制成的饰有柳﹙编﹚纹的器物，目前发现最早的陶质柳纹器应是经见于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陶器上的编织纹（编织纹是陶瓷器装饰的原始纹样之一，泛指竹、藤、麻等编织物遗留在器物上的印痕，以及后来摹拟这些印痕的装饰性纹样。编织纹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并普遍存在于仰韶、良渚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在商周原始青瓷上已有席状、方格状等编织纹，自唐代至青代，编织纹演变为锦纹，主要作为辅助纹或地纹出现在瓷器上）﹙图11﹚。由于编织工艺所涉及的原材料非常复杂，包括各种树木的枝条，各种木本、草本植物的纤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陶器上具体哪些属于柳纹，哪些属于藤纹或其它编织纹，但说它们是柳纹器的始祖应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各地区陶器上的最初纹样多摹拟先前器皿的肌理纹样，是当时人们认为先前器皿上的肌理纹样，也是使器皿具有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人们的意想中，构成这种肌理纹样是有效地产生器皿功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因此这类摹拟原器皿肌理纹样的花纹，最初出现时并不具装饰的目的，然而陶器上的纹样与原器皿的肌理纹样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虽然陶器的这类花纹脱胎于物质生产的表现形态，但已不再是真实的物质生产的表现形态，则成为精神生产的表现形态”（张明川《装饰纹样的起源》，原载《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9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历经商、周，柳纹陶瓷器在汉代开始大量出现，如汉墓中经常发现的柳纹罐，见有北京怀柔城北三一号东汉墓发现的陶质柳纹罐，亦系合模制成，或是当时的明器，新疆奇台坎儿子也曾发现突厥人早期的陶质柳纹罐﹙图12﹚。关于柳罐，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葵》“井别作桔槔辘轳，柳罐另受一石”，原注“罐小，用功则费”；唐代柳纹器除银柳斗杯外，还见有三彩钵式笸箩洗。入宋以后，如上所述，南北各大窑系均有不少柳斗杯作品，银器、玉器﹙图13﹚上亦偶见其踪影。元代则见有南韩新罗道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四件柳斗纹小罐，其窑口有吉州窑、赣州窑之说，然其中一件外素胎、内施酱釉，口沿带有同出浙江金华窑较为常见的天蓝釉乳浊斑，或属金华窑亦未可知（见《新安海底文物》编号236白浊釉乳头纹小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三和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又据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载纯金器皿，盘碗“金柳条盘一个，重八两七钱”。又明周祈《名义考·母毋爪刺屈膝叵罗》叵罗，本柳斗，刻纹似柳斗。到了清代，据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六：“柳罐，见《齐民要术》，今江北概以柳罐汲水”。可见清代还有柳罐沿用，惜其形质不明。由于柳、藤、竹等编织器在外观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加上由不同质地原料的模仿，以及陶瓷匠们的艺术加工，倒是清代景德镇窑生产的编织纹瓷尊，似柳非柳，似竹非竹，可供我们遐思﹙图14）。
宋代柳斗杯基本上都保留了柳斗的主要特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宋代以后，由于磁州窑系釉下彩的崛起，以及在后来元明清景德镇彩瓷的竞争下，形神俱备的柳斗杯与其他包括编织纹在内的多数胎体装饰工艺一样，异途同归，在宋代陶瓷史上演绎了其最为辉煌的一页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责编：雨岚）
该柳斗杯轻盈小巧，呈半圆球状，小平底略呈正方形，上有数枚支钉垫烧痕，高约6厘米，薄胎，胎质细腻，施牙黄釉，釉面局部有垂釉及杂质斑点，堆垛如脂。器内光素无纹，器外口沿饰两道弦纹，在弦纹之上等距离平錾两道一组的竖纹，呈用绳捆绑扎编柳条状，器身以下通体饰柳编纹，系模制成型﹙图1A、1B﹚。
柳斗杯
柳斗杯是指一种造型、纹饰均模仿自柳条编织的箩﹙斗﹚的杯子。基本造型为敞口，圆唇外翻或无唇，束颈溜肩，鼓腹，卧足或小平底。颈部饰数道弦纹或乳丁纹，或二者兼有之。腹部以下满饰象征柳条编织纹的同心圆多条圆弧纹，小者高度一般在5.5～8.5厘米之间，口径6.2～13.3厘米左右，故有柳斗杯﹙罐﹚﹙钵﹚之异称。唐宋之际，各种质地的柳斗杯在杯类中留下了独特的倩影，为人称道。艺术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是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不是生搬硬套去吸收，但在表达形式上也往往力求形似、神似。早在唐代，就已出现银质柳斗杯﹙又称“银网目碗”﹚，如浙江省发现一处唐代窖藏（见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原载《考古》1984年第11期979页）就有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图2﹚，相传系上世纪20年代出自洛阳北邙山的一座古墓中。据考证这种“银网目碗”最迟在9世纪即已出现（见桑坚信《淳安朱塔唐代窖藏银器刍议》，原载《文物》1991年第2期91页）；江西省星子县陆家山宋代窖藏及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窖藏亦先后发现了同类银网目碗﹙宋代窖藏见《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第二卷73页宋银柳编纹杯，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辽代窖藏见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原载《文物》1980年第5期49页，图一三。前者一件，后者两件）。
至于唐宋时期生产陶瓷质地的柳斗杯，已知有以下窑场：
瓯窑、越窑：如浙江省苍南县文物馆藏的五代瓯窑青瓷水波纹（应为柳斗纹﹚杯（图3）。瓯窑始于汉，至唐代窑址分布于温州、永嘉等地，与越窑不同的是胎呈灰白或浅灰色。北京白明先生著《片面之瓷——用瓷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一书第53页，即有一件据说是唐越窑柳斗杯残器，是不可多得的标本。
磁州窑系：见载不超过1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图4﹚、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等博物馆均有收藏，这些柳斗纹杯尺寸相当，皆卧足内凹，所饰柳斗纹有三种形式，一为同心圆状，二为多重水波纹状，三为简单纵纹，时代窑口特征明显。由于深刻的刀纹显露出瓷胎的褐色，和表面涂上的白衣﹙白色化妆土﹚形成了深浅鲜明的对比，是磁州窑系登封窑珍贵的名品（见蓑丰《磁州窑深刻花器小记》原载《敏求精舍30年纪念论文集》100页，敏求精舍、两木出版社1995年出版）。
赣州窑：赣南地区宋元民间瓷窑，窑址位于赣州七里镇，所烧品种以青白瓷、酱黑釉等为主，其中柳斗杯是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品种有青白釉、酱釉、素胎等﹙图5﹚。
耀州窑：宋代耀州窑中柳斗杯亦多有发现。其始于晚唐，五代时流行，且以写实性的柳斗纹为主。到宋代纹样简化，不见写实编织纹，改以象征纹为特征（见《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宋﹙上﹚编号13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难得的是其中两件柳斗杯还带有原配盏托，一为五代耀州黄堡镇窑址出土，纹饰写实细腻，口沿亦刻出柳斗的窝桩纹（见袁胜文、刘佐亮《学界对柴窑的看法》原载《文物天地》2006年第12期101页，五代耀州窑青釉盏托）。另一件藏陕西省博物馆（图6），柳斗纹为象征式，在宋代众多的茶盏托中，更具一番韵致，展示了千多年前柳斗杯的搭配原貌。上世纪90年代，耀州窑遗址五代文化层中还出土了一件带“丁家”铭的柳斗纹陶范﹙图7﹚，系批量生产之证。
定窑：定窑是宋代名窑，柳纹器在此自然也大放异彩。所见即有柳编鱼篓瓶﹙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柳斗纹穿带扁壶﹙扬州文物商店藏﹚、柳斗﹙箩﹚杯﹙镶金边﹚等﹙图8﹚。据报道，河北定县宋代塔基亦曾出土四件白釉柳斗杯﹙高度4.8～5.6厘米，口径7.8～8.6厘米﹚，具体未详（见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处宋代塔基》原载《文物》1972年第8期39页）。存世宋代柳斗杯也有其他尚未能确认窑场的，如北京故宫收藏一宋代黄釉柳斗罐（图9），尖底﹙说明原应有盏托﹚，器身模印之柳条层次分明，迭压有序，清晰可辨，器口沿仿柳斗之四条窝桩纹，仿真度极高。2006年6月中国嘉德拍卖行推出的一件褐釉柳斗纹杯﹙图10﹚，则是目前仅见的宋代彩绘柳斗纹杯。
柳编工艺及柳纹器
编织工艺是人类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其以植物如藤、柳等的枝条、叶、茎加工修整后，用手工或编织机织成工艺品。柳编即以柳条为主要原料编织的工艺品和实用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柳条编的篮、筐，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杯桊﹙即外层涂了漆的柳编杯、盘等﹚，唐代则有沧州和山东宁津地区出土的“柳条箱”和新疆地区出土的“线柳编长方盒”，文献中亦有宋人取杞柳的细条，“水逼令柔曲，作箱箧”的记载。柳编品种花色可达三四百种。一般“系货”如箕、斗、箩等多用勒编技法，即以麻线为经，以柳条作纬，每穿一根，各条经线都紧勒一下以固定柳条，依次勒编。对器物的底、帮、沿口等处则分别采用不同工艺，底部可用梅花桩、筛子眼、经纬桩及绞、圈、挑等方法打底，器帮一般用经纬编，主要有单、双篾转编及胡椒眼等许多技法；作沿口窝桩、缠、编织等技法，既帮助定型、加固，又有美化作用；另外还有上链、布套等辅助工艺技法。同时用藤、竹篾等辅料帮助定型，用螺钉、木钉﹙胶粘暗接﹚绑扎等工艺进行组装。我国柳编器的产地计有河南、河北、内蒙古哲里木盟、湖北等地，其中河北固安市是我国柳编的主要产地之一，宋代已有，历史悠久，素称“柳编之乡”。由于柳编器具有古朴粗放的风格，于是便被引用到陶瓷、金属等工艺品上。
柳纹器顾名思义是指以各种材质制成的饰有柳﹙编﹚纹的器物，目前发现最早的陶质柳纹器应是经见于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陶器上的编织纹（编织纹是陶瓷器装饰的原始纹样之一，泛指竹、藤、麻等编织物遗留在器物上的印痕，以及后来摹拟这些印痕的装饰性纹样。编织纹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并普遍存在于仰韶、良渚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在商周原始青瓷上已有席状、方格状等编织纹，自唐代至青代，编织纹演变为锦纹，主要作为辅助纹或地纹出现在瓷器上）﹙图11﹚。由于编织工艺所涉及的原材料非常复杂，包括各种树木的枝条，各种木本、草本植物的纤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陶器上具体哪些属于柳纹，哪些属于藤纹或其它编织纹，但说它们是柳纹器的始祖应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各地区陶器上的最初纹样多摹拟先前器皿的肌理纹样，是当时人们认为先前器皿上的肌理纹样，也是使器皿具有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人们的意想中，构成这种肌理纹样是有效地产生器皿功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因此这类摹拟原器皿肌理纹样的花纹，最初出现时并不具装饰的目的，然而陶器上的纹样与原器皿的肌理纹样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虽然陶器的这类花纹脱胎于物质生产的表现形态，但已不再是真实的物质生产的表现形态，则成为精神生产的表现形态”（张明川《装饰纹样的起源》，原载《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9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历经商、周，柳纹陶瓷器在汉代开始大量出现，如汉墓中经常发现的柳纹罐，见有北京怀柔城北三一号东汉墓发现的陶质柳纹罐，亦系合模制成，或是当时的明器，新疆奇台坎儿子也曾发现突厥人早期的陶质柳纹罐﹙图12﹚。关于柳罐，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葵》“井别作桔槔辘轳，柳罐另受一石”，原注“罐小，用功则费”；唐代柳纹器除银柳斗杯外，还见有三彩钵式笸箩洗。入宋以后，如上所述，南北各大窑系均有不少柳斗杯作品，银器、玉器﹙图13﹚上亦偶见其踪影。元代则见有南韩新罗道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四件柳斗纹小罐，其窑口有吉州窑、赣州窑之说，然其中一件外素胎、内施酱釉，口沿带有同出浙江金华窑较为常见的天蓝釉乳浊斑，或属金华窑亦未可知（见《新安海底文物》编号236白浊釉乳头纹小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三和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又据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载纯金器皿，盘碗“金柳条盘一个，重八两七钱”。又明周祈《名义考·母毋爪刺屈膝叵罗》叵罗，本柳斗，刻纹似柳斗。到了清代，据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六：“柳罐，见《齐民要术》，今江北概以柳罐汲水”。可见清代还有柳罐沿用，惜其形质不明。由于柳、藤、竹等编织器在外观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加上由不同质地原料的模仿，以及陶瓷匠们的艺术加工，倒是清代景德镇窑生产的编织纹瓷尊，似柳非柳，似竹非竹，可供我们遐思﹙图14）。
宋代柳斗杯基本上都保留了柳斗的主要特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宋代以后，由于磁州窑系釉下彩的崛起，以及在后来元明清景德镇彩瓷的竞争下，形神俱备的柳斗杯与其他包括编织纹在内的多数胎体装饰工艺一样，异途同归，在宋代陶瓷史上演绎了其最为辉煌的一页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