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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行为是行为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基于环境意识而主动实施，直接或间接产生缓解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等正外部性效应的行为，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影响。对社会阶层变量与居民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环境行为存在差异。CGSS2010数据分析显示，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影响，即不同阶层在环境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职业阶层地位、教育阶层地位和经济收入阶层地位均与居民环境行为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此外，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已婚者比未婚者有着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
关键词： 环境行为；阶层差异；实证分析
环境行为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对环境行为的考察已成为学者们剖析环境问题的常用路径。从当前国内环境行为的文献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关注的变量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变量，如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等；另一类是社会结构性变量，主要有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等。但国内的研究尚需对阶层变量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讨论，环境行为的阶层差异就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一、相关文献梳理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直到2000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成长才使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成为重点，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丰富起来。基于归纳整理、综合分析的方式，通过尝试探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社会性因素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国内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1.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
与国外学术界相一致，国内学术界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研究往往遵循“环境知识影响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则决定环境行为”的研究思路，认为通过开展环境宣传与教育，能够改善环境态度，进而提升环境行为水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小中大学生、市民和工人的研究。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环境态度在环境行为影响因素中扮演着中间关键连接者的角色的结论；① 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②③④⑤，并得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是正向相关关系，同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具有相互正向促进性。对职工、市民、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环境知识既可以通过环境态度等中介变量影响环境行为，又可以直接影响环境行为；情景能够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并且还能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⑥⑦⑧⑨
尽管许多学者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多样化研究与探讨，但是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学者对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意识、环境参与、环境评价等概念内涵的理解存在不一致，而基于不同概念内涵开展的研究不利于相互比较，阻碍了彼此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难以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中取得进展和突破。此外，不同研究在样本确定、对象选取、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于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有待进一步推敲。
2.社会结构性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关系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处于社会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社会政策、历史传统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人的环境行为也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因此一些学者就从文化规范、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人口特性等方面来探讨环境行为。
（1）文化规范视角。麻国庆指出要在社会背景下来进行环境行为研究，要将社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置于重要的位置。同时，他还通过对几种不同类型农民的分析，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因对环境的认知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生存、发展方式⑩。马戎认为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社区规范、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及资源分布等对环境行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1。景军更为强调文化影响，指出宗族认同、民间信仰等地方性文化也深刻地形塑着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12。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污染研究显示，社区传统文化规范对于保持太湖水的清洁具有重要作用。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农村社区道德伦理能够有效制约农村居民的日常行为；而社区传统文化规范的衰落，使得农村社区居民由水域的保护者转变为污染者13。陈涛通过对某工业化自然村的个案研究，指出道德滑坡、组织松散、规则失效等使得居民改变原来的环境行为方式，导致生活污染加重14。
（2）社会制度视角。张玉林等指出，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这使得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对政府产生过重的依赖心理，制约了公民环境责任感的提升与环境行为的有效实施；同时，“唯GDP论”使政府与企业经常结成利益共同体，致使污染继续加重，而居于上层且负有主要责任的所谓“精英群体”选择逃离，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被动忍受15。林海认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完备性、认知的不全面性、规则的多重性以及监管的失效性使环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错位，产生了诸多负外部性16。王晓毅通过对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调查指出，不完善的环境制度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根源。就内蒙古草原而言，环境政策试图通过缩小人口规模进而减少资源消耗，并通过开展生态移民、休牧、禁牧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状况，但由于政策缺失了对生态迁徙负外部性以及政府经济性诉求等因素的考量，致使牧民“偷牧”“夜牧”，生态建设成为“跑项目”“经济创收”的幌子17。
（3）社会人口特性视角。龚文娟基于社会化理论、性别角色理论以及“成本—收益”理论，结合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数据着重分析了性别对于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在私人领域，女性比男性实施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在公共领域，性别对环境行为并未产生明显影响18。任莉颖探索了社会经济变量（如性别、教育年限、收入水平等）与环境参与水平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与环境参与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收入水平、教育年限对环境参与影响显著19。李文娟将环保行为划分为日常环保行为与参与环保行为两种类型，并通过对武夷山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日常环保行为和参与环保行为具有被动性特征，其中日常环保行为仅仅受群体压力影响；而参与环保行为则受性别、教育年限、知识水平、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王凤对陕西省城乡居民进行环境意识调查，并得出环境知识、环境责任感、教育年限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年龄、收入、性别并未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影响21。孙岩对大连工业园区居民的环境行为调查表明，环境情感、环境道德、社会规范能够对居民环境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2。清华大学课题组基于城市居民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发现，个体能源消费与主观节能意识、节能需求之间关系微弱，它更多地受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3。邢朝国等基于CGSS2005年数据，着重探讨了阶层变量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环境意识存在差异，其中统治精英、旧中间阶层和新社会阶层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反感程度明显高于个体户和劳动阶层，新社会阶层对环境不友好行为的反感程度高于旧中间阶层24。 总体来看，随着学术界对环境行为研究重心由心理性因素逐步转移到社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人口特征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然而，对上述因素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论述环境问题根源等内容时提及的。此外，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既有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等），又有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但是两种方法的使用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定性研究方法大多用于描述社区规范、价值观念、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变迁过程，对于深化环境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得出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涵，就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而定量研究目前则正是起步阶段，理论推导与论证过程较为薄弱，其研究结论的推广价值容易受到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及社科院共同组织开展，采用多阶段分层次概率抽样，调查范围涵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单位（港澳台地区除外），总共抽取12000个样本，获得11785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第一，阶层变量。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阶层分类，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经济收入、教育水平与职业类别最为普遍地被视为划分社会阶层等级的客观分层指标，本文在遵循学术传统及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三个变量进行了具体的细分，各变量具体测量情况如下：①收入水平：本文采用的是个人年收入水平，即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所获得各项利润的总和；②教育程度：以教育年限来衡量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并将教育程度划分为高等教育（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中等教育（高中、高职、中专、技校、大专）、基础教育（初中教育及以下），并对应赋予数值3，2，1；③职业类别：受调查问卷的限制，问卷中并未包含具体职业的选择性题目，同时，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程金华与吴晓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能够更为清晰、明确、适恰地体现中国职业阶层状况。他们依据被调查者工作性质（公共部门、私有部门）、职业类别（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负责人、专业和技术工作人员、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人员、商业和服务业工作人员、产业工人、个体户及农民）、行政级别（从无级别到厅局级以上）和专业职称（无职称、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对中国职业阶层进行划分，并将社会阶层划分为统治精英、旧中间阶层、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及劳动阶级。而本文则依据程金华、吴晓刚对社会阶层的分类进行研究，选取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作为职业阶层分类的标准25。
第二，环境行为变量。
本文将环境行为界定为“行为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基于环境意识而主动实施，直接或间接产生缓解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等正外部性效应的行为”，同时，本文将环境行为区分为私域环境行为与公域环境行为两种。由此，根据CGSS2010问卷内容，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子变量来测量被调查者的环境行为。
三、分析过程
（一）职业与环境行为自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1数据显示了以职业类别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统治精英阶层有11.7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88.24%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没有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间阶级中，有12.43%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2.82%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14.74%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8.55%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4.96%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6.48%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基本一致，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2数据反映了三个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5.56%的统治精英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94.44%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而没有人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间阶层中，20.3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2.2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7.4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15.48%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8.2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6.31%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统治精英，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3数据反映了三个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88.89%的统治精英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1.1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间阶层中，10.97%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3.62%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5.4%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5.3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2.8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31.82%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统治精英，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中间阶层、统治精英和劳动者阶层（该结果与前两种有一定差别，统治精英与中间阶层的排序发生改变，而劳动者阶层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职业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4）所示。
表3-4的数据反映，职业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25.95，P值为0.0000，因此职业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职业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二）教育变量与环境行为子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5数据显示了以教育程度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高等教育群体有12.1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4.54%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13.3%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有11.1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7.21%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21.68%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8.13%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4.71%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7.16%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教育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6数据反映了三个教育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8.95%的高等教育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3.74%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7.3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18.0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0.1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1.8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15.72%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7.58%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6.69%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教育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7数据反映了三个教育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1.42%的高等教育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6.25%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2.3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6.7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9.73%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23.5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5.23%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59.8%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34.97%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教育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教育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8）所示。
表3-8的数据反映，教育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25.15，P值为0.0000，因此教育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教育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三）收入变量与环境行为子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9数据显示了以收入水平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高等收入群体有7.37%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1.58%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21.05%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有14.7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0.95%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14.34%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9.38%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6.98%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3.65%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收入群体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10 数据反映出三个收入群体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5.10%的高等收入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2.92%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1.98%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24.2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6.9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8.82%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15.7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0.4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3.78%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收入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11数据反映了三个收入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8.38%的高等收入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1.72%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9.90%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11.8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3.0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5.1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6.1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5%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28.85%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收入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收入群体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收入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12）所示。
表3-12的数据反映，教育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12.04，P值为0.0000，因此收入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收入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四）环境行为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阶层变量（职业变量、教育变量、收入变量）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在该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收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其中职业、教育、收入变量为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因变量是指环境行为变量，我们依然使用方差分析中对环境行为变量的分析方式，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
表3-13数据显示，阶层变量对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中，职业阶层变量和教育阶层变量均与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职业阶层越高，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教育阶层越高，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越高；而收入阶层变量与环境行为存在较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总而言之，阶层变量确实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婚姻变量也会对环境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相比男性，女性具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相较于未婚者，已婚者有着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
附注：
职业阶层编码：1统治精英 2中间阶层 3劳动者阶层；教育阶层编码：1基础教育 2中等教育 3高等教育；收入阶层编码：1低等收入 2中等收入 3高等收入；性别编码：1男 2女；婚姻状况编码：1未婚 2已婚。
四、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对阶层因素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我国居民环境行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与探讨。下面将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对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加以总结。
经过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影响，并且不同阶层在环境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以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第二，以教育水平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第三，以收入水平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和低等收入群体。
总体上，这样的研究结论印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即职业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教育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收入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除了阶层变量外，本文还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已婚者比未婚者有着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 2.研究讨论
研究表明，当前碎片化阶层状况、环境保护事业推进迟缓，致使环境行为较为缺少阶层基础，因此构建合理化阶层结构，塑造适宜的生活方式势在必行。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构建阶层地位机制获致途径，不断削弱家庭、户籍、性别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不断凸显教育、科技、个人能力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同时，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队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阶层由金字塔形阶层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其次，在政府推进社会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持续理顺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鼓励广大中等社会阶层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来，使其逐渐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关注环境改善与环境状况提升等公共议题，并将环境保护运动付诸于实践。
注释：
① 王民：《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钟毅平等：《大学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3期。
③ 邵艳军等：《对大学生公共环境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创新》2011年第1期。
④ 李莉等：《环境意识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9期。
⑤ 刘贤伟：《价值观、新生态范式以及环境心理控制源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论文，2012年。
⑥ 孙岩：《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论文，2006年。
⑦ 刘建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兰州大学研究生论文，2007年。
⑧ 祁秋寅：《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旅游学刊》2009年第11期。
⑨ 解彩霞：《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以西宁市为例》，《攀登》2012年第5期。
⑩ 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1 马戎，郭建如：《中国公民在环境意识与环境态度方面的差异》，《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2 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3 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
14 陈涛：《非工业污染的环境社会学阐释—以淮河流域徐村个案研究》，《天府新论》2008年第5期。
15 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16 林海：《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7 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 龚文娟：《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6期。
19 任莉颖：《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2000年。
20 李文娟：《影响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来自武夷山市的调查研究》，厦门大学研究生论文，2006年。
21 王凤：《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西北大学研究生论文，2007年。
22 孙岩，宋金波，宋丹荣：《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23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课题研究组：《社会结构地位与节能行为关系研究》，《天府新论》2011年第6期。
24 邢朝国，时立荣：《环境态度的阶层差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25 程金华，吴晓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Abstra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the behavior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nducted with initiative by individual in daily life practice， which will lead to the positive-externality effect of allevi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actor of strata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um variable and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The CGSS2010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factor of strata have certain impact 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name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trata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pecifically speaking，the status of the occupational stratum、the status of educational stratum and the level of the economic incom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evel of the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Besides， wome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an men， those who are married have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an those who are unmarri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istinction of Social Stratum； Empirical Analysis
关键词： 环境行为；阶层差异；实证分析
环境行为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对环境行为的考察已成为学者们剖析环境问题的常用路径。从当前国内环境行为的文献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关注的变量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变量，如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等；另一类是社会结构性变量，主要有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等。但国内的研究尚需对阶层变量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讨论，环境行为的阶层差异就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一、相关文献梳理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直到2000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成长才使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成为重点，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丰富起来。基于归纳整理、综合分析的方式，通过尝试探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社会性因素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国内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1.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
与国外学术界相一致，国内学术界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研究往往遵循“环境知识影响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则决定环境行为”的研究思路，认为通过开展环境宣传与教育，能够改善环境态度，进而提升环境行为水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小中大学生、市民和工人的研究。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环境态度在环境行为影响因素中扮演着中间关键连接者的角色的结论；① 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②③④⑤，并得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是正向相关关系，同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具有相互正向促进性。对职工、市民、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环境知识既可以通过环境态度等中介变量影响环境行为，又可以直接影响环境行为；情景能够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并且还能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⑥⑦⑧⑨
尽管许多学者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多样化研究与探讨，但是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学者对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意识、环境参与、环境评价等概念内涵的理解存在不一致，而基于不同概念内涵开展的研究不利于相互比较，阻碍了彼此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难以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中取得进展和突破。此外，不同研究在样本确定、对象选取、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于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有待进一步推敲。
2.社会结构性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关系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处于社会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社会政策、历史传统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人的环境行为也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因此一些学者就从文化规范、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人口特性等方面来探讨环境行为。
（1）文化规范视角。麻国庆指出要在社会背景下来进行环境行为研究，要将社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置于重要的位置。同时，他还通过对几种不同类型农民的分析，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因对环境的认知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生存、发展方式⑩。马戎认为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社区规范、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及资源分布等对环境行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1。景军更为强调文化影响，指出宗族认同、民间信仰等地方性文化也深刻地形塑着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12。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污染研究显示，社区传统文化规范对于保持太湖水的清洁具有重要作用。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农村社区道德伦理能够有效制约农村居民的日常行为；而社区传统文化规范的衰落，使得农村社区居民由水域的保护者转变为污染者13。陈涛通过对某工业化自然村的个案研究，指出道德滑坡、组织松散、规则失效等使得居民改变原来的环境行为方式，导致生活污染加重14。
（2）社会制度视角。张玉林等指出，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这使得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对政府产生过重的依赖心理，制约了公民环境责任感的提升与环境行为的有效实施；同时，“唯GDP论”使政府与企业经常结成利益共同体，致使污染继续加重，而居于上层且负有主要责任的所谓“精英群体”选择逃离，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被动忍受15。林海认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完备性、认知的不全面性、规则的多重性以及监管的失效性使环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错位，产生了诸多负外部性16。王晓毅通过对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调查指出，不完善的环境制度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根源。就内蒙古草原而言，环境政策试图通过缩小人口规模进而减少资源消耗，并通过开展生态移民、休牧、禁牧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状况，但由于政策缺失了对生态迁徙负外部性以及政府经济性诉求等因素的考量，致使牧民“偷牧”“夜牧”，生态建设成为“跑项目”“经济创收”的幌子17。
（3）社会人口特性视角。龚文娟基于社会化理论、性别角色理论以及“成本—收益”理论，结合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数据着重分析了性别对于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在私人领域，女性比男性实施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在公共领域，性别对环境行为并未产生明显影响18。任莉颖探索了社会经济变量（如性别、教育年限、收入水平等）与环境参与水平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与环境参与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收入水平、教育年限对环境参与影响显著19。李文娟将环保行为划分为日常环保行为与参与环保行为两种类型，并通过对武夷山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日常环保行为和参与环保行为具有被动性特征，其中日常环保行为仅仅受群体压力影响；而参与环保行为则受性别、教育年限、知识水平、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王凤对陕西省城乡居民进行环境意识调查，并得出环境知识、环境责任感、教育年限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年龄、收入、性别并未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影响21。孙岩对大连工业园区居民的环境行为调查表明，环境情感、环境道德、社会规范能够对居民环境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2。清华大学课题组基于城市居民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发现，个体能源消费与主观节能意识、节能需求之间关系微弱，它更多地受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3。邢朝国等基于CGSS2005年数据，着重探讨了阶层变量对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环境意识存在差异，其中统治精英、旧中间阶层和新社会阶层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反感程度明显高于个体户和劳动阶层，新社会阶层对环境不友好行为的反感程度高于旧中间阶层24。 总体来看，随着学术界对环境行为研究重心由心理性因素逐步转移到社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人口特征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然而，对上述因素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论述环境问题根源等内容时提及的。此外，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既有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等），又有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但是两种方法的使用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定性研究方法大多用于描述社区规范、价值观念、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变迁过程，对于深化环境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得出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涵，就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而定量研究目前则正是起步阶段，理论推导与论证过程较为薄弱，其研究结论的推广价值容易受到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及社科院共同组织开展，采用多阶段分层次概率抽样，调查范围涵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单位（港澳台地区除外），总共抽取12000个样本，获得11785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第一，阶层变量。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阶层分类，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经济收入、教育水平与职业类别最为普遍地被视为划分社会阶层等级的客观分层指标，本文在遵循学术传统及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三个变量进行了具体的细分，各变量具体测量情况如下：①收入水平：本文采用的是个人年收入水平，即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所获得各项利润的总和；②教育程度：以教育年限来衡量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并将教育程度划分为高等教育（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中等教育（高中、高职、中专、技校、大专）、基础教育（初中教育及以下），并对应赋予数值3，2，1；③职业类别：受调查问卷的限制，问卷中并未包含具体职业的选择性题目，同时，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程金华与吴晓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能够更为清晰、明确、适恰地体现中国职业阶层状况。他们依据被调查者工作性质（公共部门、私有部门）、职业类别（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负责人、专业和技术工作人员、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人员、商业和服务业工作人员、产业工人、个体户及农民）、行政级别（从无级别到厅局级以上）和专业职称（无职称、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对中国职业阶层进行划分，并将社会阶层划分为统治精英、旧中间阶层、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及劳动阶级。而本文则依据程金华、吴晓刚对社会阶层的分类进行研究，选取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作为职业阶层分类的标准25。
第二，环境行为变量。
本文将环境行为界定为“行为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基于环境意识而主动实施，直接或间接产生缓解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等正外部性效应的行为”，同时，本文将环境行为区分为私域环境行为与公域环境行为两种。由此，根据CGSS2010问卷内容，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子变量来测量被调查者的环境行为。
三、分析过程
（一）职业与环境行为自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1数据显示了以职业类别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统治精英阶层有11.7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88.24%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没有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间阶级中，有12.43%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2.82%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14.74%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8.55%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4.96%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6.48%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基本一致，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2数据反映了三个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5.56%的统治精英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94.44%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而没有人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间阶层中，20.3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2.2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7.4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15.48%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8.2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6.31%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统治精英，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3数据反映了三个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88.89%的统治精英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1.1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间阶层中，10.97%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3.62%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5.4%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劳动者阶层中，5.3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2.8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31.82%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统治精英，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劳动者阶层>中间阶层>统治精英。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中间阶层、统治精英和劳动者阶层（该结果与前两种有一定差别，统治精英与中间阶层的排序发生改变，而劳动者阶层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从统计结果来看，职业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职业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4）所示。
表3-4的数据反映，职业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25.95，P值为0.0000，因此职业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职业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二）教育变量与环境行为子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5数据显示了以教育程度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高等教育群体有12.1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4.54%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13.3%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有11.1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7.21%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21.68%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8.13%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4.71%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7.16%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教育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6数据反映了三个教育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8.95%的高等教育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3.74%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7.3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18.0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0.1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1.8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15.72%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7.58%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6.69%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教育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7数据反映了三个教育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1.42%的高等教育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6.25%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2.3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教育群体中，6.7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9.73%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23.51%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基础教育群体中，5.23%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59.8%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34.97%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教育阶层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基础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高等教育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基础教育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教育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8）所示。
表3-8的数据反映，教育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25.15，P值为0.0000，因此教育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教育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三）收入变量与环境行为子变量的分析
1.交互分析
表3-9数据显示了以收入水平划分的三个阶层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情况。其中，高等收入群体有7.37%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1.58%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样的行为，21.05%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有14.7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70.95%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14.34%的人从未实施过此种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9.38%会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66.98%会经常或有时采取这一行为，而有23.65%的人从未实施过这一行为。三个阶层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为“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而在最后“从不”一栏中则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收入群体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消耗量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变量对因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10 数据反映出三个收入群体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15.10%的高等收入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2.92%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1.98%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24.26%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66.91%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8.82%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15.7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70.4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3.78%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收入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则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阶层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教育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表3-11数据反映了三个收入阶层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的实施水平。其中，8.38%的高等收入群体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1.72%会经常或有时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19.90%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11.81%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73.06%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15.13%从未实施过该种环境行为。在低等收入群体中，6.15%总会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65%会经常或有时实施该种环境行为，28.85%从未实施过该种行为。三类收入群体在该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总是”一栏中，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经常”与“有时”两栏加总来看，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而在“从不”一栏中是低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总的来看，三个收入群体在实施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从高到底依次是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低等收入群体。从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变量对为保护环境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这种环境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2.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收入阶层变量是否真正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变量，本文对二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具体方法如下：将环境行为的三个子变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为了环境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赋予一定分数（权重），将“从不”赋1分，“有时”赋2分，“经常”赋3分，“总是”赋4分，然后将环境行为自变量加总，这样便得到了环境行为的得分，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方差分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表3-12）所示。
表3-12的数据反映，教育阶层的F检验统计值为12.04，P值为0.0000，因此收入阶层因子显著，这表明收入阶层会对环境行为造成影响。
（四）环境行为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阶层变量（职业变量、教育变量、收入变量）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在该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收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其中职业、教育、收入变量为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因变量是指环境行为变量，我们依然使用方差分析中对环境行为变量的分析方式，即环境行为=L20d（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L20e（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L20f（不购买某些产品），环境行为变量得分区间为3-15分，分值越高显示环境行为水平/程度越高。
表3-13数据显示，阶层变量对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中，职业阶层变量和教育阶层变量均与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职业阶层越高，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教育阶层越高，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越高；而收入阶层变量与环境行为存在较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总而言之，阶层变量确实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婚姻变量也会对环境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相比男性，女性具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相较于未婚者，已婚者有着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
附注：
职业阶层编码：1统治精英 2中间阶层 3劳动者阶层；教育阶层编码：1基础教育 2中等教育 3高等教育；收入阶层编码：1低等收入 2中等收入 3高等收入；性别编码：1男 2女；婚姻状况编码：1未婚 2已婚。
四、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对阶层因素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我国居民环境行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与探讨。下面将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对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加以总结。
经过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阶层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影响，并且不同阶层在环境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以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统治精英、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第二，以教育水平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群体、中等教育群体和基础教育群体；第三，以收入水平划分社会阶层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收入群体和低等收入群体。
总体上，这样的研究结论印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即职业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教育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收入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除了阶层变量外，本文还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已婚者比未婚者有着更高的环境行为水平。 2.研究讨论
研究表明，当前碎片化阶层状况、环境保护事业推进迟缓，致使环境行为较为缺少阶层基础，因此构建合理化阶层结构，塑造适宜的生活方式势在必行。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构建阶层地位机制获致途径，不断削弱家庭、户籍、性别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不断凸显教育、科技、个人能力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同时，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队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阶层由金字塔形阶层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其次，在政府推进社会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持续理顺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鼓励广大中等社会阶层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来，使其逐渐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关注环境改善与环境状况提升等公共议题，并将环境保护运动付诸于实践。
注释：
① 王民：《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钟毅平等：《大学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3期。
③ 邵艳军等：《对大学生公共环境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创新》2011年第1期。
④ 李莉等：《环境意识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9期。
⑤ 刘贤伟：《价值观、新生态范式以及环境心理控制源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论文，2012年。
⑥ 孙岩：《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论文，2006年。
⑦ 刘建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兰州大学研究生论文，2007年。
⑧ 祁秋寅：《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旅游学刊》2009年第11期。
⑨ 解彩霞：《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以西宁市为例》，《攀登》2012年第5期。
⑩ 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1 马戎，郭建如：《中国公民在环境意识与环境态度方面的差异》，《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2 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3 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
14 陈涛：《非工业污染的环境社会学阐释—以淮河流域徐村个案研究》，《天府新论》2008年第5期。
15 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16 林海：《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7 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 龚文娟：《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6期。
19 任莉颖：《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2000年。
20 李文娟：《影响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来自武夷山市的调查研究》，厦门大学研究生论文，2006年。
21 王凤：《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西北大学研究生论文，2007年。
22 孙岩，宋金波，宋丹荣：《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23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课题研究组：《社会结构地位与节能行为关系研究》，《天府新论》2011年第6期。
24 邢朝国，时立荣：《环境态度的阶层差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25 程金华，吴晓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Abstra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the behavior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nducted with initiative by individual in daily life practice， which will lead to the positive-externality effect of allevi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actor of strata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um variable and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The CGSS2010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factor of strata have certain impact 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name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trata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pecifically speaking，the status of the occupational stratum、the status of educational stratum and the level of the economic incom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evel of the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Besides， wome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an men， those who are married have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an those who are unmarri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istinction of Social Stratum； Empirical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