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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应当总体保持积极，并充分考虑到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反向溢出效应……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巩固或者提高它们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任何仍旧存在的宏观金融脆弱性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来快速解决……为了维持坚定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增长，除了本国的努力之外，多边的努力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应该激活多边贸易条约，而且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实施政策的连贯性，应当努力推进搁置已久的金融监管改革议程。”
——摘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4月18日在第3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系列会议上的发言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之争加剧
2015年9月1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宣布，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在等待美联储宣布消息。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也表现为规则之争加剧。经过近四年的运作，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越来越接近达成。截至2015年8月，文本谈判已经完成了98%的内容，剩下的是涉及牛肉、大米、汽车零配件等产品的零关税配额问题，各方正加紧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本期杂志排版期间，2015年10月5日，美国和其他11个泛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取得突破，达成TPP协议——编者注）。为促成TPP，奥巴马费尽口舌从国会众参两院手里要来“贸易促进快速授权”（TPA），有关决议案在两院审议时都是两次才获通过。为了赢得国会议员们的理解，奥巴马甚至说出了“21世纪的贸易规则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制订”这样的偏激话语。
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日欧自贸协定谈判也在加紧进行，如谈成，将意味着发达国家地区将在全球率先进入经济一体化的实质状态，这将对中国等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中国要想加入TPP面临非常苛刻的条件，必须全盘接受其十几个成员国在双边渠道已谈成的内容，更要面对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保标准、政府采购协议、国有企业规制等方面不符合中国国内体制机制的条款，而在其他轨道上，中国与欧洲的自贸区处于探讨阶段，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因中日、韩日关系紧张以及日本优先TPP谈判而进展缓慢。中国与美国、欧洲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很艰难，面临开列负面清单、给予对方来华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巨大压力。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形势仍将充满各种复杂性，国际环境中的竞争甚至斗争因素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面对新形势下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变革、国际金融治理结构调整等方面蕴涵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构筑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以赢得主动。
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必须努力深化国内管理体制和模式的改革，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挣脱旧规则、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中国能否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能否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活力。这是中国推行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意涵，李克强总理强调“向改革开放要红利”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在国内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表明，国家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建立的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已取得不同程度的初步效果，能够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便利，凝聚了更高的市场期望值，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确立都比较快，进出口贸易的数据相对较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调动国内民营资本参与积极性的能力也比未建立自贸试验区的地方高。但长远来看，光靠这四个试验区是不够的，应当建立“1（上海）+3（广东、天津、福建）+N”模式，“N”可以是十几、二十几，多多益善，当然前提是要符合设立自贸区的基本条件。还要建立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为此，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要积极探索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企业跟投的模式，政府引导基金的效果比发放行业补贴好。此外还要完善国内信用体系，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市场体系是不可能取得持久发展的。
今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即日起做市商根据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参考外汇供求和国际主要货币状况提供中间价报价。通过这一举措，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与上日收盘价直接挂钩，不再单纯死盯美元，这能够使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更好地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举措尽管在实施后带来人民币一定幅度的贬值，但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中长期看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因此也受到IMF的欢迎。当然，宣布这一新的改革举措的时机稍早一点就更好了。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
外界和国内一些人将此次央行推出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解读为促进外贸出口，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经济学定量模型分析显示，影响中国外贸走势的最重要因素是外部市場需求，对中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在七成以上，而汇率变动因素只有两成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要以更加积极主动、包容理性的态势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演变。面对西方国家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订权的企图，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与协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提出和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倡议的重要背景。推进“一带一路”，重点是落实“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探索适合发展中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尤其要对沿线国家稳步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广泛缔结双边和多边形式的自贸协定，积极贡献公共产品，这对内对外都可以产生创造就业、刺激消费、调动市场活力等积极效果，有助于促进中国的供给能力与沿线国家需求对接，对中国、“一带一路”区域都是重大的利好平台。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尤其需要达成共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负责任态度，客观评价中国的汇改进展，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全球治理层面，美国应当尊重中国不断增长的作用，落实IMF、世行投票权改革方案，确立世界经济“一把手”、“二把手”相互尊重的氛围和模式。在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国应当体谅中国制订负面清单的难度，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性，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完成谈判，这样两国相互投资才会有显著跃升，相互投资不匹配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在区域贸易谈判问题上，中美对于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都要显示尊重和包容，并着眼长远考虑相互整合的问题。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还要加强在环境产品清单、信息产品协议、信息安全和新能源、环保产品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维护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大于分歧的主线，并且不断拓展合作空间。
“中、西医”结合效果好
张建平：世界经济形势的“分化”特征越是明显，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共识越显得弥足珍贵。要充分利用20国集团、IMF等平台做求同存异的工作，推动国际社会团结起来，依靠全球供应链的完善和发展共渡难关，中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藉此得到确立和加强。也要推动发达国家经济体适当回应新兴市场的合理诉求，而不是任凭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强推TPP、负面清单等方式搞“拔苗助长”。要态度鲜明地反对贸易壁垒，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频频搞这些，大家日子更不好过，供给和需求就更难“见面”了。也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体谅、照顾彼此关切，而不能为了自己一个国家的利益任意而行。20国集团在政策对话与协调方面的作用将日渐突出。
如果说通过谈判消除壁垒和广泛开展自由贸易是“西药”，对全球市场的交融与整合可以起到短平快的促进作用，那么建设“一带一路”、促进互联互通就是“中药”，对亚欧大陆的发展繁荣可以起到长效、渐进的推动作用。中国不排斥“西药”，已对外建立起20多对、组的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关系，同“欧亚经济联盟”和以色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自贸协商或谈判也在加速进行。中国一直有意与南盟建立自贸关系，在这方面关键要看印度这个南亚主导性国家的态度。长远看，中国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本地区经济体探索既符合东方发展模式特点、又体现全球整体利益的区域合作范式，毕竟，“中、西医”结合效果好。
任琳：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感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过于悲观了，很多发达国家甚至还存在“唱衰”新兴经济体的论调。另外，它们也很关心中国经济究竟会下行到何种程度，担心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丧失拉动作用，使它们今后没有“顺风车”可搭。其实这些国家大可不必过于忧虑。世界经济就像一个金融市场，人们的普遍期待很容易走悲观的调子，从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要对世界经济怀有信心，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倡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有必要按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77点共识当中涉及全球经济发展的思想主脉，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影响新兴市场调整心态，从金砖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合作当中挖掘合作潜力，在中低速增长过程中寻找增长机遇。当然，经济增长也并非发展的全部，新兴市场国家在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之下反而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思考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印度、南非、巴西以及东盟等国家有待发掘的合作点很多。推进互联互通是大有可为的工作，可以在不同区域内优化产能配置、减少贸易赤字，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的压力。
我同意对内、对外都要推广自贸区建设，而且要尝试搞“自贸区+”，也就是把内部和对外的自贸区建设同“一带一路”倡议衔接起来，一体化实施。一个好的例子在宁夏。这个中国西部的自治区一面在产业链条上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对接，一面发挥自身在民族人口、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优势，与西亚北非国家的穆斯林产业对接，同时打通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向、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效果不错。宁夏与海合会的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海合会地方合作的重点区域，这从9月银川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及配套举行的工商峰会、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农业高端研讨会等活动的盛况中可见一斑。而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已完成大部分文本内容，重新启动以来进展顺利，一旦达成势必极大促进海合会国家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优势互补，极大促进宁夏等西部省份（自治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与合作。不少国内外专家也建议配合“一带一路”和自贸战略的实施，在东南亚多点设立“特别经济区”，大力开展产业链合作，在有关国家生产耐用消费品在全球销售，部分返销国内。
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有那么多的自贸谈判同时展开，其间有重叠，新规则不断涌现，学术界管这叫“意大利面碗”现象。总体上看这是件好事，不能只有发达国家的声音，新兴市场国家也要有。我接触的欧美专家中60%的人认为美国正掀起“再全球化”浪潮，40%的人认为中国、美国即将各自主导一个“平行体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必须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世界贸易并不缺少制度和规则，而是有关规则太多，“碎片化”了，能否在五至十年后实现整合？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远来看，世界最终还是要有一套一致的规则。中国领导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调整，要求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投票权，不是挑战现行秩序，也不为在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创造一个“平行体系”，而是要更深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之最大限度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赢目标。
谈到创新，我认为不能只看美国的模式，也要参考德国的经验。德国正大力推动“工业4.0”，探讨是否能够以此作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研究发现，德国的创新比美国更加注重产业化、商业化。从我们的发展阶段等现实国情出发，高端创新当然要搞，但真正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增长源的创新才是好的创新。新兴市场非常关注中国的“万众创新”，关心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自己如何从中国的创新中获得红利，而他们在创新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和优势（例如较多的劳动力），中国的“互联网+”、物联网发展战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接战略不应遗漏发展中市场，不能忽略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交流。 协调发挥“三大行”潜力
王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奋发有为，除了积极推动IMF、世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及努力开拓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之外，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倡导并推动或积极参与组建新的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主要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三大行”;提出并推动落实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与对外投资倡议。
“三大行”倡议是中国着眼于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促进新兴市场互利合作、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会同相关国家提出的重要金融倡议，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从更广视角分析，中国正在通过执行积极主动而全面灵活的金融外交，织造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
在“三大行”里，上合组织开发行起步最早，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10月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晤期间提议，旨在通过探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深化组织内部的财金合作。它聚焦中亚和欧亚大陆结合部，定位为次区域范围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但由于俄罗斯对此存在一定的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推进速度落后于金砖国家新开发行和亚投行，目前仍停留在政策倡议与概念阶段。中俄是上合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承担着“双核心”的角色。在上合组织开发行的倡议与谈判中，中国一定要做好与俄罗斯的沟通协调，双方达成共识才能保证在上合组织内取得实质性突破。俄方主要担心自己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遭削弱。俄方还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同俄罗斯主导成立的欧亚开发银行在业务领域和地区关注方面高度重合，会对后者形成冲击。欧亚开发行由俄罗斯会同哈萨克斯坦在2006年成立，主要活动范围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及周边地区国家等欧亚地区，旨在通过向这些国家在电力、能源、运输、高科技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服务于俄在本地区的总体战略安排。中俄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有助于化解俄方疑虑，推动上合组织开发行与欧亚开发行形成合作互补关系。
亚投行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提出，推进速度之快让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都有些出乎意料。亚投行的关注范围相比上合组织开发行进一步扩大，是以支持亚洲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融资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虽然成员国来自各大洲，呈现出全球性，但业务范围聚焦亚洲，优先在亚洲地区内开展业务，至少初始阶段应该保持一定聚焦，不要过快追求业务范围的扩大。当然，随着内部治理架构的逐步完善，亚投行摸索出足够的经验之后，可能会在非洲等地区也开展业务，但重心仍将放在亚洲。在亚投行初始阶段，中国出资额将近300亿美元，持有股本占比达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也就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并且，中国提名的金立群将担任首任行长。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将在亚投行发挥“主导性引领”作用。
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行的倡议是2012年3月金砖国家德里峰会期间由主席国印度提出的，五国领导人制定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研讨其可行性和可能性。德班峰会认为成立金砖行具有可行性，并且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根据2014年7月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通过的章程协议，金砖行是一家全球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将来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开放。金砖行摈弃了按照经济规模出资的方案，由五个成员国各自出资200亿美元，拥有相同的出资份额，均享决策权和投票权。这符合金砖国家合作追求的平等原则，也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探寻多边治理新模式的重要实践。金砖行向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初期将会把业务重点聚焦于金砖国家自身和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金砖行的核心业务之一，但该行亦更关注可持续发展项目，对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体现了金砖行的更高定位和追求。
总体看，“三大行”在覆盖地区、业务领域等各方面具备互补性，相互之间将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分工，积极开展协作性探索，而不是各自单干或相互冲突。同时，“三大行”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或全球开发属性，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核心业务，同步带动中国装备和优质产能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但“三大行”无意颠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现有的区域和全球多边开發机构形成冲击，不会抛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另搞一套。相反，“三大行”将通过在项目选择标准、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充分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多年来探索的有益经验，寻求与它们开展合作，实现分工互补、各有侧重、齐头并进。
这“三大行”必将扮演重要的支点作用，助力中国立足于自身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日益成熟的发展经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地位出发，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和金融外交，建设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当然，针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发展瓶颈和积弊，中国在推动“三大行”项目时必须做好前期调研，特别要在对象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不能搞“大干快上”，要避免“一头热”、“一窝蜂”、“一刀切”。
（本文选自：世界知识 2015年20期）
——摘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4月18日在第3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系列会议上的发言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之争加剧
2015年9月1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宣布，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在等待美联储宣布消息。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也表现为规则之争加剧。经过近四年的运作，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越来越接近达成。截至2015年8月，文本谈判已经完成了98%的内容，剩下的是涉及牛肉、大米、汽车零配件等产品的零关税配额问题，各方正加紧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本期杂志排版期间，2015年10月5日，美国和其他11个泛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取得突破，达成TPP协议——编者注）。为促成TPP，奥巴马费尽口舌从国会众参两院手里要来“贸易促进快速授权”（TPA），有关决议案在两院审议时都是两次才获通过。为了赢得国会议员们的理解，奥巴马甚至说出了“21世纪的贸易规则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制订”这样的偏激话语。
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日欧自贸协定谈判也在加紧进行，如谈成，将意味着发达国家地区将在全球率先进入经济一体化的实质状态，这将对中国等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中国要想加入TPP面临非常苛刻的条件，必须全盘接受其十几个成员国在双边渠道已谈成的内容，更要面对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保标准、政府采购协议、国有企业规制等方面不符合中国国内体制机制的条款，而在其他轨道上，中国与欧洲的自贸区处于探讨阶段，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因中日、韩日关系紧张以及日本优先TPP谈判而进展缓慢。中国与美国、欧洲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很艰难，面临开列负面清单、给予对方来华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巨大压力。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形势仍将充满各种复杂性，国际环境中的竞争甚至斗争因素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面对新形势下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变革、国际金融治理结构调整等方面蕴涵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构筑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以赢得主动。
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必须努力深化国内管理体制和模式的改革，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挣脱旧规则、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中国能否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能否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活力。这是中国推行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意涵，李克强总理强调“向改革开放要红利”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在国内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表明，国家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建立的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已取得不同程度的初步效果，能够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便利，凝聚了更高的市场期望值，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确立都比较快，进出口贸易的数据相对较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调动国内民营资本参与积极性的能力也比未建立自贸试验区的地方高。但长远来看，光靠这四个试验区是不够的，应当建立“1（上海）+3（广东、天津、福建）+N”模式，“N”可以是十几、二十几，多多益善，当然前提是要符合设立自贸区的基本条件。还要建立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为此，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要积极探索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企业跟投的模式，政府引导基金的效果比发放行业补贴好。此外还要完善国内信用体系，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市场体系是不可能取得持久发展的。
今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即日起做市商根据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参考外汇供求和国际主要货币状况提供中间价报价。通过这一举措，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与上日收盘价直接挂钩，不再单纯死盯美元，这能够使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更好地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举措尽管在实施后带来人民币一定幅度的贬值，但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中长期看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因此也受到IMF的欢迎。当然，宣布这一新的改革举措的时机稍早一点就更好了。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
外界和国内一些人将此次央行推出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解读为促进外贸出口，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经济学定量模型分析显示，影响中国外贸走势的最重要因素是外部市場需求，对中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在七成以上，而汇率变动因素只有两成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要以更加积极主动、包容理性的态势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演变。面对西方国家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订权的企图，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与协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提出和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倡议的重要背景。推进“一带一路”，重点是落实“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探索适合发展中经济体的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尤其要对沿线国家稳步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广泛缔结双边和多边形式的自贸协定，积极贡献公共产品，这对内对外都可以产生创造就业、刺激消费、调动市场活力等积极效果，有助于促进中国的供给能力与沿线国家需求对接，对中国、“一带一路”区域都是重大的利好平台。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尤其需要达成共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负责任态度，客观评价中国的汇改进展，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全球治理层面，美国应当尊重中国不断增长的作用，落实IMF、世行投票权改革方案，确立世界经济“一把手”、“二把手”相互尊重的氛围和模式。在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国应当体谅中国制订负面清单的难度，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性，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完成谈判，这样两国相互投资才会有显著跃升，相互投资不匹配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在区域贸易谈判问题上，中美对于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都要显示尊重和包容，并着眼长远考虑相互整合的问题。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还要加强在环境产品清单、信息产品协议、信息安全和新能源、环保产品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维护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大于分歧的主线，并且不断拓展合作空间。
“中、西医”结合效果好
张建平：世界经济形势的“分化”特征越是明显，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共识越显得弥足珍贵。要充分利用20国集团、IMF等平台做求同存异的工作，推动国际社会团结起来，依靠全球供应链的完善和发展共渡难关，中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藉此得到确立和加强。也要推动发达国家经济体适当回应新兴市场的合理诉求，而不是任凭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强推TPP、负面清单等方式搞“拔苗助长”。要态度鲜明地反对贸易壁垒，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频频搞这些，大家日子更不好过，供给和需求就更难“见面”了。也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体谅、照顾彼此关切，而不能为了自己一个国家的利益任意而行。20国集团在政策对话与协调方面的作用将日渐突出。
如果说通过谈判消除壁垒和广泛开展自由贸易是“西药”，对全球市场的交融与整合可以起到短平快的促进作用，那么建设“一带一路”、促进互联互通就是“中药”，对亚欧大陆的发展繁荣可以起到长效、渐进的推动作用。中国不排斥“西药”，已对外建立起20多对、组的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关系，同“欧亚经济联盟”和以色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自贸协商或谈判也在加速进行。中国一直有意与南盟建立自贸关系，在这方面关键要看印度这个南亚主导性国家的态度。长远看，中国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本地区经济体探索既符合东方发展模式特点、又体现全球整体利益的区域合作范式，毕竟，“中、西医”结合效果好。
任琳：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感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过于悲观了，很多发达国家甚至还存在“唱衰”新兴经济体的论调。另外，它们也很关心中国经济究竟会下行到何种程度，担心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丧失拉动作用，使它们今后没有“顺风车”可搭。其实这些国家大可不必过于忧虑。世界经济就像一个金融市场，人们的普遍期待很容易走悲观的调子，从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要对世界经济怀有信心，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倡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有必要按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77点共识当中涉及全球经济发展的思想主脉，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影响新兴市场调整心态，从金砖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合作当中挖掘合作潜力，在中低速增长过程中寻找增长机遇。当然，经济增长也并非发展的全部，新兴市场国家在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之下反而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思考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印度、南非、巴西以及东盟等国家有待发掘的合作点很多。推进互联互通是大有可为的工作，可以在不同区域内优化产能配置、减少贸易赤字，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的压力。
我同意对内、对外都要推广自贸区建设，而且要尝试搞“自贸区+”，也就是把内部和对外的自贸区建设同“一带一路”倡议衔接起来，一体化实施。一个好的例子在宁夏。这个中国西部的自治区一面在产业链条上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对接，一面发挥自身在民族人口、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优势，与西亚北非国家的穆斯林产业对接，同时打通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向、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效果不错。宁夏与海合会的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海合会地方合作的重点区域，这从9月银川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及配套举行的工商峰会、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农业高端研讨会等活动的盛况中可见一斑。而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已完成大部分文本内容，重新启动以来进展顺利，一旦达成势必极大促进海合会国家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优势互补，极大促进宁夏等西部省份（自治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与合作。不少国内外专家也建议配合“一带一路”和自贸战略的实施，在东南亚多点设立“特别经济区”，大力开展产业链合作，在有关国家生产耐用消费品在全球销售，部分返销国内。
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有那么多的自贸谈判同时展开，其间有重叠，新规则不断涌现，学术界管这叫“意大利面碗”现象。总体上看这是件好事，不能只有发达国家的声音，新兴市场国家也要有。我接触的欧美专家中60%的人认为美国正掀起“再全球化”浪潮，40%的人认为中国、美国即将各自主导一个“平行体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必须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世界贸易并不缺少制度和规则，而是有关规则太多，“碎片化”了，能否在五至十年后实现整合？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远来看，世界最终还是要有一套一致的规则。中国领导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调整，要求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投票权，不是挑战现行秩序，也不为在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创造一个“平行体系”，而是要更深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之最大限度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赢目标。
谈到创新，我认为不能只看美国的模式，也要参考德国的经验。德国正大力推动“工业4.0”，探讨是否能够以此作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研究发现，德国的创新比美国更加注重产业化、商业化。从我们的发展阶段等现实国情出发，高端创新当然要搞，但真正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增长源的创新才是好的创新。新兴市场非常关注中国的“万众创新”，关心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自己如何从中国的创新中获得红利，而他们在创新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和优势（例如较多的劳动力），中国的“互联网+”、物联网发展战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接战略不应遗漏发展中市场，不能忽略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交流。 协调发挥“三大行”潜力
王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奋发有为，除了积极推动IMF、世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及努力开拓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之外，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倡导并推动或积极参与组建新的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主要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三大行”;提出并推动落实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与对外投资倡议。
“三大行”倡议是中国着眼于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促进新兴市场互利合作、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会同相关国家提出的重要金融倡议，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从更广视角分析，中国正在通过执行积极主动而全面灵活的金融外交，织造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
在“三大行”里，上合组织开发行起步最早，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10月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晤期间提议，旨在通过探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深化组织内部的财金合作。它聚焦中亚和欧亚大陆结合部，定位为次区域范围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但由于俄罗斯对此存在一定的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推进速度落后于金砖国家新开发行和亚投行，目前仍停留在政策倡议与概念阶段。中俄是上合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承担着“双核心”的角色。在上合组织开发行的倡议与谈判中，中国一定要做好与俄罗斯的沟通协调，双方达成共识才能保证在上合组织内取得实质性突破。俄方主要担心自己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遭削弱。俄方还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同俄罗斯主导成立的欧亚开发银行在业务领域和地区关注方面高度重合，会对后者形成冲击。欧亚开发行由俄罗斯会同哈萨克斯坦在2006年成立，主要活动范围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及周边地区国家等欧亚地区，旨在通过向这些国家在电力、能源、运输、高科技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服务于俄在本地区的总体战略安排。中俄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有助于化解俄方疑虑，推动上合组织开发行与欧亚开发行形成合作互补关系。
亚投行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提出，推进速度之快让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都有些出乎意料。亚投行的关注范围相比上合组织开发行进一步扩大，是以支持亚洲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融资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虽然成员国来自各大洲，呈现出全球性，但业务范围聚焦亚洲，优先在亚洲地区内开展业务，至少初始阶段应该保持一定聚焦，不要过快追求业务范围的扩大。当然，随着内部治理架构的逐步完善，亚投行摸索出足够的经验之后，可能会在非洲等地区也开展业务，但重心仍将放在亚洲。在亚投行初始阶段，中国出资额将近300亿美元，持有股本占比达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也就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并且，中国提名的金立群将担任首任行长。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将在亚投行发挥“主导性引领”作用。
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行的倡议是2012年3月金砖国家德里峰会期间由主席国印度提出的，五国领导人制定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研讨其可行性和可能性。德班峰会认为成立金砖行具有可行性，并且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根据2014年7月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通过的章程协议，金砖行是一家全球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将来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开放。金砖行摈弃了按照经济规模出资的方案，由五个成员国各自出资200亿美元，拥有相同的出资份额，均享决策权和投票权。这符合金砖国家合作追求的平等原则，也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探寻多边治理新模式的重要实践。金砖行向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初期将会把业务重点聚焦于金砖国家自身和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金砖行的核心业务之一，但该行亦更关注可持续发展项目，对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体现了金砖行的更高定位和追求。
总体看，“三大行”在覆盖地区、业务领域等各方面具备互补性，相互之间将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分工，积极开展协作性探索，而不是各自单干或相互冲突。同时，“三大行”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或全球开发属性，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核心业务，同步带动中国装备和优质产能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但“三大行”无意颠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现有的区域和全球多边开發机构形成冲击，不会抛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另搞一套。相反，“三大行”将通过在项目选择标准、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充分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多年来探索的有益经验，寻求与它们开展合作，实现分工互补、各有侧重、齐头并进。
这“三大行”必将扮演重要的支点作用，助力中国立足于自身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日益成熟的发展经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地位出发，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和金融外交，建设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当然，针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发展瓶颈和积弊，中国在推动“三大行”项目时必须做好前期调研，特别要在对象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不能搞“大干快上”，要避免“一头热”、“一窝蜂”、“一刀切”。
（本文选自：世界知识 2015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