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我代表外祖父大平正芳参加了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大会表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人，其中10名是外国友人，当中有两名是日本人，一位是我的外祖父，另一位是松下幸之助。大会颁给我外祖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获评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这是一件让大平家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是大平正芳的第一个孙女，出生于1962年，也是整个大平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孙女，所以对大平家族来说是一个喜讯，大家对我各方面都特别照顾。当时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内阁的外务大臣。我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电视台工作了24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我们制作了“女人们的中国”节目。我是山口淑子也就是李香兰最后的电视采访者，她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却一直生活在没有和平的年代。”
　　邦交谈判话当年
　　我对中国印象的起点，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72年9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握手的那一幕。那时，我的外祖父大平正芳是日本外务大臣。他在职期间，真的是不顾生死地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因为自从他走上政治家道路后，最大的梦想或说最要想实现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刚敲定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非常不高兴。当时，田中真纪子代替田中角荣的太太，以第一女儿的身份一直在履行和维护第一夫人的职责和形象，只要田中角荣出访，田中真纪子都会跟随。但这一次，田中真纪子没有随同父亲一起访问中国。原因与当时日本的大环境有关。当时日本的大环境不赞同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访华，右翼的宣传车天天停在我家门口，用大喇叭叫着反对的口号，家里还会不断收到恐吓信。
　　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出发的那天早上，田中角荣是从他家里直接坐直升飞机飞到羽田机场，然后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中国的。而我的外祖父则是从家里坐车到机场。那时我只有10岁，长辈们都跟我说，这可能是和外祖父见的最后一面了，所以全家人决定一起开车送外祖父去机场。一路上，大家都特别紧张，还特意安排了两部车，第一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是外祖父坐的，但其实是其他人坐着，我们一家秘密坐在第二部车里出发了。当时，我的父亲渡边森田，大平正芳长女的女婿，也作为外务大臣的秘书官，一同跟去了中国。我印象很深，在外祖父和父亲离开后，家里只剩下女性，大家心里都比较担忧。
　　外面不时传回来谈判的消息。当年真正进行外交谈判的日、中代表分别是大平正芳和姬鹏飞外长。大平正芳每次商议到关键信息，都要打电话回日本外务省进行确认，所以整个会议就拖得很长，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一天，中方安排大平正芳去长城观光，这时，可以用于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关键节点，外祖父说，他和姬鹏飞是在去长城的路上，在车里把最关键的几件事情谈下来的。对于这一点，田中角荣对大平正芳有些不满，因为这么重要的会谈结果在车上产生，而且他是不知道的。不过，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人之间是没有分歧的，當时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要比美国更早一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田中角荣的性格特别急，会谈结束后马上就想从北京回东京，但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去一趟上海。日方当时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上海。田中角荣提出，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他必须坐周总理的专机去。对此，日本外务省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坐中国总理的专机，这完全是打破规则了。可以说，直到现在，在外交实践上，也不会出现两国总理同坐一架飞机同去某个地方的情况。
　　最终，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周总理一起上了周总理的专机。田中角荣喝了很多酒，在专机里还睡着了。大平正芳看到这个情景，觉得十分失礼，非常着急，准备把田中叫起来。但周总理阻止了他，还说让田中继续睡，并特地拿了张毛毯盖在田中身上。田中睡着期间，机舱里一直很安静，只有飞机飞过江苏省的时候，周总理特地让大平看出窗外，指着说这里是他的家乡。这说明当时周总理很惦记自己的家乡。
　　赎罪的思想原点
　　田中角荣出生于日本新潟县，这里是一个“雪国”。受此影响，担任首相期间，田中推进了很多过山隧道、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工程建设。这也就是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大平正芳和田中非常不一样，他是四国香川县一个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理想不是“日本列岛改造论”，而是“田园都市论”，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田园国家。
　　无论是田中角荣还是大平正芳，他们俩都在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生活过。1939年，大平赴中国内蒙古张家口（1952年张家口划归河北省管理）就职，在“兴亚院”担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
　　出发之前，当时的大藏事务次官对大平正芳这次赴任的意义是这样解释的：“你去到那里就像是当地的大藏大臣一样，就像是在白纸上画画，用什么样的方法工作都可以。趁年轻多些经验也不坏。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在中国做出一些功绩来……”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东京政府并不了解当地情况，只知道蒙古有沙漠和游牧民族，以及地下资源丰富，天真地认为只要煤炭、盐、铁路以及电力等基础要素实行低物价政策，当地经济就可以顺利运转。实际情况是，当地大多数居民都是明末大饥荒的时候，从中国本土翻越长城移民而来的汉民族子孙，主要的物产是小麦和杂粮等农产品。大平正芳的真正工作，是为了赚取军费而进行的鸦片预算管理。
　　大平后来说，当他看到列车窗外广阔无边的高粱地时，就在想，用日本人的思维去统治这样一片广阔大陆的想法，也许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吧。这一时期的大平正芳看到日本军部在当地蛮横的样子，这成为了他日后赎罪的思想原点。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有赎罪的想法，应该说，他在日本作为政治家，终生都是痛苦的。日本的自民党里有很多派别，大平所在的派别叫“宏池会”，他的政治老师是吉田茂——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认识是，日本今天的自由和繁荣是因为当年的战败。所以当大平正芳做了政治家后，就决心一定要尽快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大平正芳还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这成了他日后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思想源头。外祖父曾经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就像“除夕”和“元旦”的关系，二者明明相隔不远，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两国人民的外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在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上都大有不同。因此，要真正友好相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中国对发展的热情与谦虚
　　1978年10月，邓小平第一次来访日本，这时的日本首相是福田纠夫。不过很快，福田就在11月的总裁选举中败给了大平正芳，大平当选为新一届日本首相。这一年，大平和邓小平在日本谈到了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达成共识，同意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先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解决钓鱼岛问题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七年即1979年，大平正芳作为首相正式访问了中国。12月6日，大平和邓小平在中国举行会谈。会谈中，大平向邓小平提出疑问：“中国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是什么样的呢？”邓小平沉默了一分钟，没有马上回答。大家现在都知道“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当时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標。大平听了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感到了中国对发展的热情和谦虚。
　　这次访问后，回到日本的大平正芳马上启动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针对文化学术以及留学生等的交流缔结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从那时开始，在每年11月3日的日本文化节，大平家都会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邀请到家里来聚会。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最高峰时，日本对华援助占外部援助80%以上。中国通过日元贷款，建设了铁路、港湾、发电站和上下水道等大型基础设施，2000年后，贷款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和人才培养工作。整个对华ODA项目直到2018年才结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宏池会”从吉田茂开始到我的外祖父，他们坚持的真正理念现在在日本已经基本消失了。感觉很孤单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纪念外祖父的书。由于大平家没有男孩子，我曾被多次问到是否愿意从政，最终我还是没有选择政治道路。希望下一代的政治家能够继续努力。现在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级同学。另外，与大平正芳同是香川县出身、大平家的远亲，现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和我继承了大平家的政治遗产。
　　“政治就是安魂”是大平正芳的政治信念。政治就是为了安抚人们的灵魂。每一天人们都是在不安中生活，所以政治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排除这种不安，必须给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精神上的安定。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日本和中国应该进入事业合作的时代。
　　（本文系渡边满子在香港三策智库的演讲。渡边满子系日本媒体制作人、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孙女。蒋峥系日本电视台制片人、香港三策智库资深理事。本文由本刊记者刘淑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