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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明清瓷器的收藏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批精美的明清瓷器。现选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四件介绍给大家，并对其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明宣德白釉暗莲瓣纹大莲子碗
此碗是明宣德时景德镇御器厂产品。莲子碗流行于明永宣时期，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品种有青花和白釉，外壁多为莲瓣纹，呈单体细长形状。如199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东门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莲瓣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莲瓣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莲瓣纹碗，器形以及内底的折枝枇杷纹、外口沿的回纹、外壁的单体长条形莲瓣纹基本相同。只是青花碗内壁所绘缠枝花，若用暗划花技法则过于繁复且不易表现，故暗花碗内壁无纹饰。造型上，宣德莲子碗比永乐的丰满，器底皆有款。该藏品即属于白釉暗花大莲子碗。
永宣时期是明御窑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宣窑在明代就已冠绝一时，自明成化始，历代仿烧不绝。宣窑白瓷在永乐甜白基础上发展而来，从这件白釉莲子碗可以看出宣窑白瓷与永乐甜白的渊源，也可以看出它与永宣青花的关系及自身工艺之成熟。
宣德帝在位十年，基本贯彻洪熙时治国方略，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史称“仁宣之治”。虽国祚不长，宣窑却久负盛名，明代已冠绝一时。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以前的王世懋《窥天外乘》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民国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宣窑之美，为有明一代冠。”早至成化年间，御窑即开始仿烧宣窑瓷器，以后历代仿烧不绝，足见宣窑瓷器影响之深远。
宣窑主要品种有青花，白釉、红釉等单色釉及釉里红等彩瓷。其中，白瓷除作日用外，还大量充作宫廷祭器。《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九月己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宣德白釉器虽不及青花和红釉器著名，但也精致异常，一般都刻有暗花，具刻款或青花写款。与永乐甜白不同，宣德白釉釉层较厚，呈乳白色，釉面有密集的小橘皮棕眼，特征独具。正如明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所赞：“白茶盏，……光莹如玉。内有绝细暗花，底有……暗款，隐隐橘皮纹起，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
宣窑有此成就得益于其先进的装烧工艺。当时大量采用永乐后期出现的一种装匣技术，在桶形匣钵内再置一套钵，套钵内置垫饼，之上单件仰置器物。套钵与垫饼均为高岭土质，与瓷器原料同，保证了成品釉色的纯净；宣窑窑炉为半倒焰馒头窑，这种窑在明代以前北方民窑中广泛使用。宣窑将窑体变小，能更有效控制烧成条件，同时对窑床、烟道进行了改进，更利于烧成。
明万历青花双龙赶珠纹碗
此碗乃明万历御窑产品。内口沿画双圈，内底双圈内以青料绘双龙戏珠。双龙一升一降，五爪，头后有发，颌下有须，盘曲细长颈。龙身、爪、眼以浓重青料勾勒，青色发黑；其余部位均为晕染，略显模糊，青色发灰。龙鳞以单线“Z”形勾画。两龙间绘一火焰宝珠，较为潦草。外口沿、外足墙画双圈，壁、足交接处单圈。外壁绘双龙赶珠，两龙首尾相接，间以火焰宝珠。龙为五爪行龙，脑后发直立，猪鼻，张嘴吐舌露牙，下颌须少且短。龙身绕飘带云，空白处绘朵云。火焰宝珠作“出”字形，双勾平涂。外壁下方绘一周双层如意云头边饰，双勾平涂。青花色泽蓝中泛灰，有晕散。圈足内青花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楷书款，外围双圈。万历御窑品种有青花、颜色釉、彩瓷等，以青花五彩最为突出。青花器形繁多，有各式盘、碗、杯、出戟尊、提梁壶、瓷塑等，以及烧制难度极大的龙缸和屏风、大瓶等大型器，如定陵出土的万历青花大瓶就高达73厘米。纹饰以龙、凤、缠枝莲、婴戏纹为主。画面布局繁密，主题不突出。常以浅淡色调双勾图案花纹，画面幽静深远。万历早期青花与嘉靖风格基本一致，纹饰相同，青料皆用回青，蓝中泛紫。中期质量不及早期，青花色泽亦不似早期浓艳，蓝中微泛灰，多有晕散。纹饰风格亦有早晚之别，早期画法似嘉靖，线条较细，以深浅表现阴阳；中期画法草率、稚嫩。该碗青花呈色及纹饰风格属中期，内底双龙戏珠纹与北京故宫藏万历青花花果双龙纹碗所绘相类。
万历帝朱翊钧在位48年，为明诸帝之首。神宗长期不朝，“因曲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中央政权几乎处于半停顿状态，但对一些陶瓷奢侈品的需求却有增无减。据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和《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宫廷下达给御器厂的烧造任务为数还很可观，后逐渐减少；御器厂的烧造活动也集中在万历三十五年以前，之后基本停止。《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工部右侍郎刘元震……言……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止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当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瓷器烧造费用甚巨，成为沉重经济负担。《明经世文编》第四四四卷《王都谏奏疏》载：万历二十八年，工科给事中王德宪上疏曰：“瓷器节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银二十万两。”平均每件瓷器费银一两。大臣不断疏奏减免烧造。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大臣奏请停减烧造。万历二十七年、三十年，窑务监理潘相与陶工之间矛盾两度激化，最终致毁器厂。自此，御窑基本停烧。
万历中期以后回青料断绝，优质瓷土——麻仓土也渐枯竭，而御器厂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此时产品的质量大不如前。该碗胎体轻薄，塌底；青花蓝中泛灰，晕散；所绘五爪龙呆滞、草率；年款书写绵软、随意，这些都是万历中期以后御窑产品的典型特征，御窑的衰败由此可见。
康熙五彩耕作图盘
盘内底以五彩绘《耕织图·耕》，采用西洋油画透视手法表现，景物远小近大，比例匀称合理。画面下方近处是水田，田埂曲折壁立，田中有一人扶犁策牛耕田。扶犁人梳髻，赤脚，左手扶犁，右手挥动竹鞭策牛。犁为曲辕，牛为水牛，正奋力抬头迈蹄前行，田中可见褐彩绘犁起的泥垄和零星绿彩绘杂草。画面左侧田埂之上有老树两棵，树干嶙峋，枝条繁茂，新芽萌动。树左侧近盘口沿处以绿彩绘山石高耸，树右侧下立一皂袍老翁，面带笑容观田中男子犁田。老翁身后可见一处房屋，有小河与水田相隔。河上小桥一座，上正行走一绿衫小儿。房屋掩映于树木之间，屋子悬山顶，外接小院，黄色苇席院墙，屋前一树，满树红花。在其右侧隔水依稀可见另一处房屋掩映树木之中。屋顶天空绘一轮红日和稀薄流云，之间有墨彩行楷五言诗一首，诗名“耕”，诗曰：“东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绿野暗春晓，乌犍若肩。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永怀历山下，往事关圣情。”诗抬头用红彩绘一叶形随形章，诗末用红彩绘名章一方，印文“景林”，阴阳各半。盘外壁白釉素面，外底亦施白釉，中心有青花“制”字方款，围以青花双圈。
此盘为典型的康熙民窑五彩瓷器，其圈足做法以及足内青花款识在康熙民窑五彩盘中极为常见，如上海博物馆藏康熙五彩百鸟朝凤图盘、花篮图盘的外底均与此盘同。盘内所绘图案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耕织图”。
耕织图以图画形式表现当时耕织技术，一般出自朝廷或皇帝的推广，有别于汉代画像砖石及唐宋墓葬壁画中反映的农作场面图画，目的是劝农。宫廷《耕织图》始见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九卷十五载，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宋宫廷中已有绘于延春阁壁上的耕织图。而宋耕织图以南宋临安于潜县令楼所作最为有名。今楼图原本已佚，据考，楼《耕织图》共有耕图21幅，从“浸种”始，经“耕”、“耖”等，至“入仓”止；织图24幅，从“浴蚕”始，经“采桑”、“择茧”等，到“剪帛”止，每图皆配五言八句律诗为解说词。元初虞集撰《道园学古录》载：“前代郡县所治大门东西两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反映了宋代《耕织图》的普及。
《耕织图》的第二个高潮在清代。圣祖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耕织图》，并亲撰序文及题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行。
康熙在《耕织图》序中强调：“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源也”。指出绘制《耕织图》是要使人们“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并说：“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睇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卑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表达制图之良苦用心。焦图以楼图为本，采用西洋绘画焦点透视法绘制，内容稍有改动，绘耕图23，从浸种、耕，至入仓、祭神；织图23从浴蚕、二眠，至剪帛、成衣止。每图上有御制诗一首。本件五彩盘所绘即“耕”图。
康熙注重农桑当与其自幼喜观稼穑有关。如其《庭训格言》中言：“朕自幼喜观稼穑”；不但喜观，他还喜欢实践，“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裨益也”；甚至还曾选育出优良品种：“朕丰泽园所种之稻，偶得一穗，较它穗先熟，因种之，遂比别稻早收。”康熙于总理万机之暇，躬耕垄畴，成为圣主贤君躬亲农事的佳话。当然，其政治意义要远出个人喜好之外。
由于康熙的提倡，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几朝又有不同类型《耕织图》问世，形式多样。除画、绣、刻于纸、绢、木、石上的宫廷《耕织图》外，屏风、瓷器、墨锭、织锦、挂屏、扇面、文玩等均成为《耕织图》载体。这件康熙五彩耕织图盘就是意在劝农的《耕织图》与陶瓷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反映了民窑精湛的五彩工艺，以及当时统治阶层重视农桑的政治意图对瓷业生产的影响。
雍正粉青釉梅瓶
这件粉青釉梅瓶的造型源于康熙，却与康熙不同，各部分比例更加适中，口部改为敛口钵形，肩部多了贴饰双耳，整个梅瓶的外部线条也愈加流畅，观感更加丰满圆润，不愧雍正器形“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之誉。
雍正一朝仅十三年，制瓷成就却达清御窑巅峰，其产品制作之精美令人赞叹。雍正御窑青花、釉里红、粉彩，尤其是仿宋五大名窑和仿龙泉青釉、影青釉产品堪称一代绝品。
雍正帝亲自干预陶瓷生产是雍正御窑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宫造办处档案有多处雍正亲自参与瓷器造型、纹样设计的记载。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白瓷碗两件，奉旨将此碗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画戴临题诗撰字，或本色全绿竹，淡红或白色酌量配合烧造。又如雍正十一年九月九日传旨：“菊花瓣画草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雍正的喜好决定了一些瓷器的造型、釉色、纹饰，或多或少影响了雍正官窑瓷器的风格。
雍正御窑成就还与年希尧和唐英两任督陶官的贡献分不开。雍正四年，年希尧监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史称年窑。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记：“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唐英于雍正六年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职赴景德镇御厂，驻厂协理年希尧办理窑务。他在所撰《陶人心语》中说：“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蓝浦《景德镇陶录》赞唐英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坯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通过年、唐两任督陶官的苦心经营，雍正官窑取得了巨大成就。
粉青是青釉的一种，宋元诸多窑口都有烧制，以龙泉窑最具代表。南宋官窑也曾大量烧制，釉面失透，青绿莹润，玉质感强。明清景德镇所烧粉青因釉中含微量钴，釉面呈浅湖绿色微闪蓝，与前代不同。雍正粉青制作精细，修足规整，以素面器为多，亦有暗刻线雕花纹者。常见盘、碗、盖罐、花盆，以及各式瓶及仿青铜器形制。青釉呈色稳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本件梅瓶就是杰出代表，从器形到装饰颇有古意，正是雍正御窑崇尚古风与雍正一朝文化守成的写照。
以上四件器物，无论是御窑还是民窑产品，都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的精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一些情况，具有重要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明宣德白釉暗莲瓣纹大莲子碗
此碗是明宣德时景德镇御器厂产品。莲子碗流行于明永宣时期，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品种有青花和白釉，外壁多为莲瓣纹，呈单体细长形状。如1994年景德镇明代御器厂东门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莲瓣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莲瓣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莲瓣纹碗，器形以及内底的折枝枇杷纹、外口沿的回纹、外壁的单体长条形莲瓣纹基本相同。只是青花碗内壁所绘缠枝花，若用暗划花技法则过于繁复且不易表现，故暗花碗内壁无纹饰。造型上，宣德莲子碗比永乐的丰满，器底皆有款。该藏品即属于白釉暗花大莲子碗。
永宣时期是明御窑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宣窑在明代就已冠绝一时，自明成化始，历代仿烧不绝。宣窑白瓷在永乐甜白基础上发展而来，从这件白釉莲子碗可以看出宣窑白瓷与永乐甜白的渊源，也可以看出它与永宣青花的关系及自身工艺之成熟。
宣德帝在位十年，基本贯彻洪熙时治国方略，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史称“仁宣之治”。虽国祚不长，宣窑却久负盛名，明代已冠绝一时。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以前的王世懋《窥天外乘》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民国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宣窑之美，为有明一代冠。”早至成化年间，御窑即开始仿烧宣窑瓷器，以后历代仿烧不绝，足见宣窑瓷器影响之深远。
宣窑主要品种有青花，白釉、红釉等单色釉及釉里红等彩瓷。其中，白瓷除作日用外，还大量充作宫廷祭器。《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九月己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宣德白釉器虽不及青花和红釉器著名，但也精致异常，一般都刻有暗花，具刻款或青花写款。与永乐甜白不同，宣德白釉釉层较厚，呈乳白色，釉面有密集的小橘皮棕眼，特征独具。正如明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所赞：“白茶盏，……光莹如玉。内有绝细暗花，底有……暗款，隐隐橘皮纹起，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
宣窑有此成就得益于其先进的装烧工艺。当时大量采用永乐后期出现的一种装匣技术，在桶形匣钵内再置一套钵，套钵内置垫饼，之上单件仰置器物。套钵与垫饼均为高岭土质，与瓷器原料同，保证了成品釉色的纯净；宣窑窑炉为半倒焰馒头窑，这种窑在明代以前北方民窑中广泛使用。宣窑将窑体变小，能更有效控制烧成条件，同时对窑床、烟道进行了改进，更利于烧成。
明万历青花双龙赶珠纹碗
此碗乃明万历御窑产品。内口沿画双圈，内底双圈内以青料绘双龙戏珠。双龙一升一降，五爪，头后有发，颌下有须，盘曲细长颈。龙身、爪、眼以浓重青料勾勒，青色发黑；其余部位均为晕染，略显模糊，青色发灰。龙鳞以单线“Z”形勾画。两龙间绘一火焰宝珠，较为潦草。外口沿、外足墙画双圈，壁、足交接处单圈。外壁绘双龙赶珠，两龙首尾相接，间以火焰宝珠。龙为五爪行龙，脑后发直立，猪鼻，张嘴吐舌露牙，下颌须少且短。龙身绕飘带云，空白处绘朵云。火焰宝珠作“出”字形，双勾平涂。外壁下方绘一周双层如意云头边饰，双勾平涂。青花色泽蓝中泛灰，有晕散。圈足内青花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楷书款，外围双圈。万历御窑品种有青花、颜色釉、彩瓷等，以青花五彩最为突出。青花器形繁多，有各式盘、碗、杯、出戟尊、提梁壶、瓷塑等，以及烧制难度极大的龙缸和屏风、大瓶等大型器，如定陵出土的万历青花大瓶就高达73厘米。纹饰以龙、凤、缠枝莲、婴戏纹为主。画面布局繁密，主题不突出。常以浅淡色调双勾图案花纹，画面幽静深远。万历早期青花与嘉靖风格基本一致，纹饰相同，青料皆用回青，蓝中泛紫。中期质量不及早期，青花色泽亦不似早期浓艳，蓝中微泛灰，多有晕散。纹饰风格亦有早晚之别，早期画法似嘉靖，线条较细，以深浅表现阴阳；中期画法草率、稚嫩。该碗青花呈色及纹饰风格属中期，内底双龙戏珠纹与北京故宫藏万历青花花果双龙纹碗所绘相类。
万历帝朱翊钧在位48年，为明诸帝之首。神宗长期不朝，“因曲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中央政权几乎处于半停顿状态，但对一些陶瓷奢侈品的需求却有增无减。据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和《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宫廷下达给御器厂的烧造任务为数还很可观，后逐渐减少；御器厂的烧造活动也集中在万历三十五年以前，之后基本停止。《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工部右侍郎刘元震……言……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止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当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瓷器烧造费用甚巨，成为沉重经济负担。《明经世文编》第四四四卷《王都谏奏疏》载：万历二十八年，工科给事中王德宪上疏曰：“瓷器节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银二十万两。”平均每件瓷器费银一两。大臣不断疏奏减免烧造。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大臣奏请停减烧造。万历二十七年、三十年，窑务监理潘相与陶工之间矛盾两度激化，最终致毁器厂。自此，御窑基本停烧。
万历中期以后回青料断绝，优质瓷土——麻仓土也渐枯竭，而御器厂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此时产品的质量大不如前。该碗胎体轻薄，塌底；青花蓝中泛灰，晕散；所绘五爪龙呆滞、草率；年款书写绵软、随意，这些都是万历中期以后御窑产品的典型特征，御窑的衰败由此可见。
康熙五彩耕作图盘
盘内底以五彩绘《耕织图·耕》，采用西洋油画透视手法表现，景物远小近大，比例匀称合理。画面下方近处是水田，田埂曲折壁立，田中有一人扶犁策牛耕田。扶犁人梳髻，赤脚，左手扶犁，右手挥动竹鞭策牛。犁为曲辕，牛为水牛，正奋力抬头迈蹄前行，田中可见褐彩绘犁起的泥垄和零星绿彩绘杂草。画面左侧田埂之上有老树两棵，树干嶙峋，枝条繁茂，新芽萌动。树左侧近盘口沿处以绿彩绘山石高耸，树右侧下立一皂袍老翁，面带笑容观田中男子犁田。老翁身后可见一处房屋，有小河与水田相隔。河上小桥一座，上正行走一绿衫小儿。房屋掩映于树木之间，屋子悬山顶，外接小院，黄色苇席院墙，屋前一树，满树红花。在其右侧隔水依稀可见另一处房屋掩映树木之中。屋顶天空绘一轮红日和稀薄流云，之间有墨彩行楷五言诗一首，诗名“耕”，诗曰：“东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绿野暗春晓，乌犍若肩。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永怀历山下，往事关圣情。”诗抬头用红彩绘一叶形随形章，诗末用红彩绘名章一方，印文“景林”，阴阳各半。盘外壁白釉素面，外底亦施白釉，中心有青花“制”字方款，围以青花双圈。
此盘为典型的康熙民窑五彩瓷器，其圈足做法以及足内青花款识在康熙民窑五彩盘中极为常见，如上海博物馆藏康熙五彩百鸟朝凤图盘、花篮图盘的外底均与此盘同。盘内所绘图案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耕织图”。
耕织图以图画形式表现当时耕织技术，一般出自朝廷或皇帝的推广，有别于汉代画像砖石及唐宋墓葬壁画中反映的农作场面图画，目的是劝农。宫廷《耕织图》始见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九卷十五载，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宋宫廷中已有绘于延春阁壁上的耕织图。而宋耕织图以南宋临安于潜县令楼所作最为有名。今楼图原本已佚，据考，楼《耕织图》共有耕图21幅，从“浸种”始，经“耕”、“耖”等，至“入仓”止；织图24幅，从“浴蚕”始，经“采桑”、“择茧”等，到“剪帛”止，每图皆配五言八句律诗为解说词。元初虞集撰《道园学古录》载：“前代郡县所治大门东西两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反映了宋代《耕织图》的普及。
《耕织图》的第二个高潮在清代。圣祖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耕织图》，并亲撰序文及题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行。
康熙在《耕织图》序中强调：“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源也”。指出绘制《耕织图》是要使人们“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并说：“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睇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卑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表达制图之良苦用心。焦图以楼图为本，采用西洋绘画焦点透视法绘制，内容稍有改动，绘耕图23，从浸种、耕，至入仓、祭神；织图23从浴蚕、二眠，至剪帛、成衣止。每图上有御制诗一首。本件五彩盘所绘即“耕”图。
康熙注重农桑当与其自幼喜观稼穑有关。如其《庭训格言》中言：“朕自幼喜观稼穑”；不但喜观，他还喜欢实践，“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裨益也”；甚至还曾选育出优良品种：“朕丰泽园所种之稻，偶得一穗，较它穗先熟，因种之，遂比别稻早收。”康熙于总理万机之暇，躬耕垄畴，成为圣主贤君躬亲农事的佳话。当然，其政治意义要远出个人喜好之外。
由于康熙的提倡，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几朝又有不同类型《耕织图》问世，形式多样。除画、绣、刻于纸、绢、木、石上的宫廷《耕织图》外，屏风、瓷器、墨锭、织锦、挂屏、扇面、文玩等均成为《耕织图》载体。这件康熙五彩耕织图盘就是意在劝农的《耕织图》与陶瓷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反映了民窑精湛的五彩工艺，以及当时统治阶层重视农桑的政治意图对瓷业生产的影响。
雍正粉青釉梅瓶
这件粉青釉梅瓶的造型源于康熙，却与康熙不同，各部分比例更加适中，口部改为敛口钵形，肩部多了贴饰双耳，整个梅瓶的外部线条也愈加流畅，观感更加丰满圆润，不愧雍正器形“增一分则拙，减一分则陋”之誉。
雍正一朝仅十三年，制瓷成就却达清御窑巅峰，其产品制作之精美令人赞叹。雍正御窑青花、釉里红、粉彩，尤其是仿宋五大名窑和仿龙泉青釉、影青釉产品堪称一代绝品。
雍正帝亲自干预陶瓷生产是雍正御窑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宫造办处档案有多处雍正亲自参与瓷器造型、纹样设计的记载。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白瓷碗两件，奉旨将此碗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画戴临题诗撰字，或本色全绿竹，淡红或白色酌量配合烧造。又如雍正十一年九月九日传旨：“菊花瓣画草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雍正的喜好决定了一些瓷器的造型、釉色、纹饰，或多或少影响了雍正官窑瓷器的风格。
雍正御窑成就还与年希尧和唐英两任督陶官的贡献分不开。雍正四年，年希尧监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史称年窑。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记：“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唐英于雍正六年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职赴景德镇御厂，驻厂协理年希尧办理窑务。他在所撰《陶人心语》中说：“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蓝浦《景德镇陶录》赞唐英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坯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通过年、唐两任督陶官的苦心经营，雍正官窑取得了巨大成就。
粉青是青釉的一种，宋元诸多窑口都有烧制，以龙泉窑最具代表。南宋官窑也曾大量烧制，釉面失透，青绿莹润，玉质感强。明清景德镇所烧粉青因釉中含微量钴，釉面呈浅湖绿色微闪蓝，与前代不同。雍正粉青制作精细，修足规整，以素面器为多，亦有暗刻线雕花纹者。常见盘、碗、盖罐、花盆，以及各式瓶及仿青铜器形制。青釉呈色稳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本件梅瓶就是杰出代表，从器形到装饰颇有古意，正是雍正御窑崇尚古风与雍正一朝文化守成的写照。
以上四件器物，无论是御窑还是民窑产品，都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的精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一些情况，具有重要的收藏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