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5月1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同志，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同志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同志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
　　 “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