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20岁了，已经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了。前程无限，堪喜堪贺！
　　我与《世纪》相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起先是随便翻翻，觉得《世纪》是本相当不错的刊物，格调品位都较高，所以就为《世纪》写了篇“文革”中敬谒马寅初先生的稿子，后来文章刊出，他们就给我写信、打电话，希望我继续供稿。我就感到他们极为认真而负责，记得后来又陆续写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关于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和去年发表的纪念恩师胡道静诞辰九十九周年的文章。
　　一本刊物办得如何，在我看来主要是编辑和读者、作者的关系如何。我在《世纪》发了第一篇文章后，过了些日子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就打电话来问，可有新的稿子？有空望继续写点。以后每期《世纪》出版，他总是寄一本给我。我们虽未见过面，但建立了友谊。我的那篇关于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的文章，就是他“问”出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加以转载。我很高兴，一百多年来的迷雾总算初步得以澄清。
　　现在风行电子稿，我的稿子是手写稿，给编辑带来麻烦。当排出小样后总是寄我校阅，凡有个别我写得不清的字，编辑部的同志在校样上总是打个问号，引起我的注意。编辑部的同志是那样认真负责，他的一个问好电话，常使我感到要为《世纪》写点什么，不然真不好意思。
　　（作者现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曾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