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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毛泽东撰写的《省宪下之湖南》《省宪经与赵恒惕》，再次刺痛了湖南省长赵恒惕。在当年谭延闿、赵恒惕的战争中，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公开支持谭延闿，又引起了赵恒惕的嫉恨。于是，在谭的部队退出湖南后，赵恒惕政府拉开了封闭湖南自修大学、镇压水口山工人运动、缉捕毛泽东的黑幕。这些事，都发生在1923年11月至12月底。在各方人士的掩护下，毛泽东顺利脱险。具体脱险的时间是12月28日至31日之间。
毛泽东湖南脱险，是省会警察厅厅长刘武为他传递了信息。
刘武，字策成（1883年3月—1957年9月），湖南新邵县（原属宝庆）花桥乡田心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4年他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与该校语文教员杨洞天、学生匡互生蓄藏枪支，反对袁世凯，鼓吹革命，被湖南都督汤芗铭拘囚，经蔡锷致电保释，才免处死刑。
1916年刘策成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时，是毛泽东的老师，师生感情尚洽，经常共同研讨、评论历史事件、人物。他赞扬毛泽东“志气锐，思非凡，是奇才”。
1920年刘策成弃教从政，先后任浏阳、衡山县长。他任衡山县长时，衡山人民称他为“刘青天”。当时衡山有民谣：“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来个好清官，就是刘策成。”离任时，老百姓给他送“万民伞”。他曾经撰有《如何做模范县长》一文，提出了模范县长的十条标准，其中有“解除贫苦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即地租剥削、劳力剥削、高利贷剥削）”；“改变官场陋习，树立官场新风，反对贪污，凡有贪污者，必严惩不贷”；“为民办好事，做治贫富民的好县长”等十条。
刘策成与赵恒惕有姻亲关系，赵恒惕的侄女是刘策成的儿媳妇。赵恒惕为巩固他的统治，1923年10月任命刘策成为湖南省会警察厅长。刘策成在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期间，以名 “刘武”著称。1924年的刘武，虽为警察厅长，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和修缮名胜古迹天心阁上。在他的主持下，天心阁及阁下城墙修葺完好，于阁的左右仿北京文渊阁增建二轩，轩与主阁之间建长廊连接。阁下建成长沙首座市民公园，当时叫城南公园。1925年4月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后，刘武也离开政治舞台，潜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庄子，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刘策成任省会警察厅厅长是1923年10月至1925年7月。他任省会警察厅长吋，常参加赵恒惕政府的上层会议，知道赵的动向，把赵恒惕策划逮捕毛泽东的消息，透露出来。具体的承办人，是当时担任长沙城东区警察署（所）署长的王建屏（又名王钦安）。
王建屏，湖南武冈县（原属宝庆府）人，与刘策成私交甚密，是他的心腹。刘策成在赵恒惕召开的警务工作会议上，接受抓捕毛泽东的任务后，立即单独召见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刘策成说：赵恒惕要缉捕毛泽东。毛泽东是我的学生，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毛泽东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1950年，王建屏曾向原中共武冈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许超凡叙述过这件事。（许超凡给王建屏儿子王立功的信）
办事谨慎、为人正直的王建屏，把此事交给随身警卫万震侯、周维武，当夜前往清水塘，通报毛泽东。毛泽东不在家，他们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面告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王建屏亲率东区警察署警士，大造声势，在长沙市区搜捕毛泽东。
刘策成是透露赵恒惕企图逮捕毛泽东的信息传递者，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长沙脱险的救助者。1951年，中共武冈县委亦曾收到邵阳专署专员夏爱如转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 “王建屏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做过有益的工作。”这个“有益的工作”，是指助毛泽东长沙脱险。
许多年后，有位记者在台湾采访赵恒惕，问他当时为何没有杀掉毛泽东？他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他至死也不知道是他的姻亲刘策成透露的“机密”，更不知道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玩弄的“交差”游戏。
毛泽东当年不一定知道这“交差”游戏，但深知刘策成的为人，没有忘记他的帮助和他替人民做过的好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策成上书蒋介石，劝他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从此，他得罪了蒋介石。
1939年4月，刘策成得知周恩来到了南岳衡山视察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专程上山拜访。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同志向我谈过你和他在长沙的往事”——老师救助学生。也在这一年春天，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居住在邵阳双坡岭五井塘附近的农民家里，刘策成前往探访，请徐老转告毛泽东，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新中国成立初，刘策成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回忆师生情谊，希望获得一个从事文史工作的工作岗位。毛泽东三次复信。第一次是1950年8月16日。
“策成先生：来信收阅，甚悉。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第二封信是1950年8月29日。
“策成先生：惠书敬悉，甚为感激。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拟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筹较为便利，尚祈斟酌。”
刘策成收到毛泽东第一封信后，立即前往长沙找程潜省长，被安置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省政府的参事待遇，比较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待遇高，但刘策成正在从事《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写作，希望到省文史馆工作，故又有毛泽东的第三封复信。
第三封信是1951年2月7日。
“策成先生：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李维汉与周恩来商议，刘策成被安置到中央文史研究馆。
同年6月，中央文史馆下达聘书：“特聘：台端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此致刘武先生。总理周恩来。”
7月，刘策成全家迁居北京。
（本文由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编辑部策划供稿）
（作者为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毛泽东湖南脱险，是省会警察厅厅长刘武为他传递了信息。
刘武，字策成（1883年3月—1957年9月），湖南新邵县（原属宝庆）花桥乡田心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4年他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与该校语文教员杨洞天、学生匡互生蓄藏枪支，反对袁世凯，鼓吹革命，被湖南都督汤芗铭拘囚，经蔡锷致电保释，才免处死刑。
1916年刘策成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时，是毛泽东的老师，师生感情尚洽，经常共同研讨、评论历史事件、人物。他赞扬毛泽东“志气锐，思非凡，是奇才”。
1920年刘策成弃教从政，先后任浏阳、衡山县长。他任衡山县长时，衡山人民称他为“刘青天”。当时衡山有民谣：“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来个好清官，就是刘策成。”离任时，老百姓给他送“万民伞”。他曾经撰有《如何做模范县长》一文，提出了模范县长的十条标准，其中有“解除贫苦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即地租剥削、劳力剥削、高利贷剥削）”；“改变官场陋习，树立官场新风，反对贪污，凡有贪污者，必严惩不贷”；“为民办好事，做治贫富民的好县长”等十条。
刘策成与赵恒惕有姻亲关系，赵恒惕的侄女是刘策成的儿媳妇。赵恒惕为巩固他的统治，1923年10月任命刘策成为湖南省会警察厅长。刘策成在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期间，以名 “刘武”著称。1924年的刘武，虽为警察厅长，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和修缮名胜古迹天心阁上。在他的主持下，天心阁及阁下城墙修葺完好，于阁的左右仿北京文渊阁增建二轩，轩与主阁之间建长廊连接。阁下建成长沙首座市民公园，当时叫城南公园。1925年4月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后，刘武也离开政治舞台，潜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庄子，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刘策成任省会警察厅厅长是1923年10月至1925年7月。他任省会警察厅长吋，常参加赵恒惕政府的上层会议，知道赵的动向，把赵恒惕策划逮捕毛泽东的消息，透露出来。具体的承办人，是当时担任长沙城东区警察署（所）署长的王建屏（又名王钦安）。
王建屏，湖南武冈县（原属宝庆府）人，与刘策成私交甚密，是他的心腹。刘策成在赵恒惕召开的警务工作会议上，接受抓捕毛泽东的任务后，立即单独召见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刘策成说：赵恒惕要缉捕毛泽东。毛泽东是我的学生，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毛泽东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1950年，王建屏曾向原中共武冈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许超凡叙述过这件事。（许超凡给王建屏儿子王立功的信）
办事谨慎、为人正直的王建屏，把此事交给随身警卫万震侯、周维武，当夜前往清水塘，通报毛泽东。毛泽东不在家，他们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面告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王建屏亲率东区警察署警士，大造声势，在长沙市区搜捕毛泽东。
刘策成是透露赵恒惕企图逮捕毛泽东的信息传递者，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长沙脱险的救助者。1951年，中共武冈县委亦曾收到邵阳专署专员夏爱如转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 “王建屏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做过有益的工作。”这个“有益的工作”，是指助毛泽东长沙脱险。
许多年后，有位记者在台湾采访赵恒惕，问他当时为何没有杀掉毛泽东？他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他至死也不知道是他的姻亲刘策成透露的“机密”，更不知道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玩弄的“交差”游戏。
毛泽东当年不一定知道这“交差”游戏，但深知刘策成的为人，没有忘记他的帮助和他替人民做过的好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策成上书蒋介石，劝他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从此，他得罪了蒋介石。
1939年4月，刘策成得知周恩来到了南岳衡山视察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专程上山拜访。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同志向我谈过你和他在长沙的往事”——老师救助学生。也在这一年春天，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居住在邵阳双坡岭五井塘附近的农民家里，刘策成前往探访，请徐老转告毛泽东，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新中国成立初，刘策成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回忆师生情谊，希望获得一个从事文史工作的工作岗位。毛泽东三次复信。第一次是1950年8月16日。
“策成先生：来信收阅，甚悉。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第二封信是1950年8月29日。
“策成先生：惠书敬悉，甚为感激。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拟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筹较为便利，尚祈斟酌。”
刘策成收到毛泽东第一封信后，立即前往长沙找程潜省长，被安置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省政府的参事待遇，比较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待遇高，但刘策成正在从事《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写作，希望到省文史馆工作，故又有毛泽东的第三封复信。
第三封信是1951年2月7日。
“策成先生：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李维汉与周恩来商议，刘策成被安置到中央文史研究馆。
同年6月，中央文史馆下达聘书：“特聘：台端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此致刘武先生。总理周恩来。”
7月，刘策成全家迁居北京。
（本文由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编辑部策划供稿）
（作者为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