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漳圣王，又称陈圣王，或称广济王，或称灵著王。祭祀开漳圣王的信仰习俗，盛行于今闽南地区、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开漳圣王信仰，根据祭祀场所的不同，主要分为三大类：庙祭、墓祭和家祭。家祭是指陈姓后裔在家庙里祭祀其先祖，属于祖先崇拜系统。庙祭则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就庙祭来说，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是开漳圣王的生日；十一月初五是开漳圣王的忌日；正月十五是“走王日”。在这三个特定的日子内，各神庙所在的村落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每逢圣王诞辰，居民都要请来戏班，演剧酬神。名为娱神，实则娱人。祭祀开漳圣王的规格非常高，民间按照王礼来祭祀他。“羊豕曰少牢”，古代天子祭祀社稷和宗庙用太牢，祭四时阴阳之神用少牢。既然陈元光被敕封为“开漳圣王”，其神格高于公、侯，所以人们在备牲献祭时用少牢礼，即全羊、全猪各一头。
　　每到此时，家家户户宰鹅杀鸡，宴请亲朋，非常热闹，漳人形象地称之为过小年。有的地方还要举行盛大的“鉴王”、“走王”活动。在这一天，信众抬着开漳圣王的神像出游，队伍浩浩荡荡，沿着固定的路线巡游。每年各宫庙都要举行祀神活动，大多由当地的村庄或街坊轮流承担。有的宫庙还要请来僧人道士，念诵《开漳圣王武德真经》。
　　民间祭祀开漳圣王的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大体上肇始于唐，初盛于宋，明清时期达到极盛。近年来开漳圣王信仰在民间又开始活跃起来。
　　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大多沿袭历史上的称谓，或称陈王庙、灵侯庙、将军庙、圣王庙，但称威惠庙的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闽南地区有大小威惠庙200多座。其中，漳州市的北庙、漳浦县的西庙和云霄县的威惠庙最为著名，被信徒视为“祖庙”。其他各地的威惠庙，则是开漳圣王的行祠，是分庙。海外漳籍移民归国寻根问祖，往往到祖庙拜谒进香，其香火非常旺盛。
　　台湾的开漳圣王信仰也非常兴盛。据1992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的《台湾通志》统计，台湾现有主祀陈元光的开漳圣王庙71座，主要分布在台北地区。另外在潮州地区有开漳圣王的行祠。河南潢川也有威惠庙。陈元光的后裔陈谟之子陈泳任光州司马，在其地建立威惠庙。据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九十四记载，威惠庙，在光州城西,庙中供奉了三尊神像，这三位神在宋代均得到朝廷的加封。中尊威惠显应侯，加封英格威惠显应侯；东位昭惠顺应侯，加封武格昭惠顺应侯；西位孚惠灵应侯，加封忠格孚惠灵应侯。尽管其他两位神不详，但这显然是一座以陈元光为主神的庙宇。明万历初年，陈元光的后裔、漳州举人陈华，任光州太守，为了纪念其先祖，在光州学宫之左建立了“广济王祠”。
　　历史上的陈元光是“礼法施于民”、“以死勤事”的功臣。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淳七年为漳州守，写下了一首题为《灵著祠》的七绝诗，其中有云：“甘宁关羽至今传，名将为神自古然。”此语固然很有道理，但又不尽然。问题是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现实中的人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向神灵的转化？
　　开漳圣王即唐代的陈元光，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人物。开漳圣王信仰的由来，是在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和加工，最终使之变成人们向他祈求福报的神灵。“开漳圣王”这一称谓不同于世俗的爵号和谥号。古代中国，朝廷常常对于一些功臣、重臣在生前封公封侯，死后或追封，或加谥号。后来朝廷的神祠封号制度中亦借鉴和沿用了这一惯例。为了怀柔百神，褒奖灵验，朝廷往往对灵异甚著的神明进行敕封。一般的男性神灵封侯，或封公，再后来是封王，最高的级别是封帝。典型的是关羽，清初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封帝以后就达到极点了，不能再封了。一般的女性神灵先封夫人，再封为妃，再后或后或母。敕封的谥号，初封的字号一般是二字、四字、六字，也有更多的。典型的是湄州妈祖，元代敕封的字号达二十二字。历宋至元，民间神灵身上的封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明初，朱元璋厘定祀典，一律革除前代的封号，简称“某某之神”。朝廷对大臣封爵、加谥号和对神明封爵、加谥号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其意义不能够混同。
　　陈元光生前的官职是岭南行军总管，继而进正议岭南行军总管，其后又赠怀化大将军，任漳州刺史。死后，唐廷下诏追赠陈元光为豹韬卫镇国大将军。玄宗开元四年（716年），追赠为颍川侯，加谥号为“昭烈”。宋代再追赠为辅国将军。其封爵谥号与所谓的“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或“威惠开漳圣王”等封号有本质的区别，意义完全不相干。前者是对陈元光生前功绩的一种价值肯定，而后者是陈元光演变成为神以后，朝廷为了褒扬他甚著灵感而加封的神号。
　　“开漳圣王”这一称谓始于明初，是明廷颁给神灵的封号，所以它不是民间所谓的尊称。唐宋元明时期，民间许多神灵都被朝廷敕封为王，封为帝。唐代封泰山为天齐王，到了宋代，以东方主生，加“仁圣”二字，并封为帝，称“天齐仁圣帝”。玄天上帝，其实就是北斗七星，宋代封为真君，明成祖时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福建民间的很多神如泉州郭忠福，先封公，再封王，称“威镇忠孚惠威武烈保安广泽尊王”。吴，宋代封为真君，到了明代，奉为保生大帝。陈元光被奉为神明后，与其他神一样，在宋明两朝分别封为“广济王”（陈淳又称灵著王）和“开漳圣王”（或陈圣王）。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说陈元光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得称为王”，并把陈圣王这一宗教封号与孔子称“素王”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陈元光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尽管后来人们把他神化、宗教化了，把他变成了一个民间神，但是他的生平事迹以及历史功勋，由于有文献的支撑还是可供查考。
　　


　　陈元光，字廷炬，号龙湖，光州人（一说河东人，《元和姓纂》持此说；一说揭阳人，顺治《潮州府志》、《广东通志》执此说）。出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死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陈元光自幼好读书，善骑射，13岁领乡荐第一。其父陈政时任岭南行军总管。15岁时，陈元光随祖母魏氏，伯父陈敏、陈敷率府兵与陈政会合。陈政死后，年仅21岁的陈元光代领其众，任玉钤卫翊府左郎将。潮人陈谦与少数民族首领苗自成、雷万兴勾结，发动叛乱，攻陷潮阳，陈元光率轻骑平定之。朝廷下诏赠岭南行军总管。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疏，请建州治于泉、潮之间，以控岭表，设刺史主其事。其后，建漳州于绥安地，赠怀化大将军。陈元光是漳州第一任刺史。不久，雷万兴、苗自成的余党又在潮州发动叛乱，陈元光以步兵为后援，率轻骑前往，为贼将蓝奉高所伤，死于军中。朝廷闻讯，诏封为镇国大将军，谥号“忠毅”。一说谥号“昭烈”（此说见于《广州通志》）。
　　对于漳州地区的开发和社会发展，陈元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朽的功勋，并不在于他平定了几次叛乱，取了多少贼人的首级，因为要使一个地方持久地稳定和发展，除了“威”，还更需要“惠”。清人曾文虎诗云:“变夷用夏到闽漳，唐代将军陈圣王”，此诗句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是陈元光与其父施政的不同之处。开漳第一祖陈政，唐总章年间为玉钤将军，他在漳浦一带镇戍，忙于开屯建堡，未遑他务。
　　陈元光代领兵众，讨平叛乱取得初步胜利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请在泉潮之间建州置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持地方永久的稳定，陈元光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几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其后，陈元光率所部披荆斩棘，开府营城，化家为郡。任漳州刺史期间，兴农积粟，招抚流亡，兴修水利，通商惠工，设庠序，施教化，启愚昧，移陋习，选贤才。在“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的民族平等思想的指导下，陈元光极力提倡民族间通婚，陈元光本人娶了当地女子种氏为妻，其部下也与当地的土著通婚。这些政策不仅收揽了民心，也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改善了民族关系。
　　漳州地处泉州和潮州之间，自汉代以来，久成荒徼，蛮獠纷乱，民不知礼，号称难治。经过陈氏四代人的苦心经营，漳州“方数千里间，始则无伏戎之警，终则政教大行，将略吏治可谓兼之矣”。陈元光对漳州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历史贡献，清薛凝度在《云霄县志·祀典》中评价说：“公开建漳邦，功在有唐，州民永赖。”
　　这样一个对闽南、潮州地区历史产生过极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没有列入正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均令人抱憾。宋代吕《威惠庙》诗云: “当年讨贼立殊勋，时不旌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诗人有感而发，随意而至，诗句倒或许没有错。如果是因为陈元光没有被列入新旧唐书，从而产生“时不旌贤”的错觉，不仅有青史留名的功名思想作祟的嫌疑，同时，“时不旌贤”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陈元光生前累有褒封，死后又追封加谥，一般官员很难有此殊荣。“时不旌贤”的说法不能成立。
　　陈元光的传记为什么没有被列入新旧唐书，后人有种种的推测。或言唐王朝视漳州为羁縻州，又处边远，讯息不通；或言陈元光容不下武周的改朝换代，其诗文中有影射乱臣贼子的言语，不见容于唐宋二朝史家等等。尽管正史失载，陈元光的事迹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在地方史志、族谱中还是有记载的，尽管有不少的错讹，但保存了一些最基本的材料。陈元光所著的诗集《龙湖集》完整地保存在陈氏后人所编写的族谱之中；《全唐文》卷一六四收录了陈元光上书皇帝的《请建州县表》和《漳州刺史谢表》；《全唐诗》卷四五收录了陈元光的诗三首以及陈元光副使许天正的一首诗。《河南通志》、《福建通志》、《广东通志》以及《漳州府志》、《潮州府志》均有陈元光的传记。《朝野佥载》、《太平广记》、《说郛》等亦有陈元光的记载，多为小说家言，不可信。
　　宋代吕“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两句诗只是分别道出陈元光未列入正史和民间祭祀开漳圣王的两个事实，之间并无前后或因果的关系。北宋末年，还有一位南安籍诗人刘涛也题了一首名为《威惠庙》的诗，云“史书失记当年事，野老丰碑语不同”。前面一句仍是讲陈元光没有列入正史，唐书失载；后一句的意思是说关于陈元光的历史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我认为，其真正原因在于：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陈元光，而另外一个是作为神明的陈元光。既然如此，出现“野老丰碑语不同”的情况，是非常自然的。
　　在民间信仰中，神明通过人格化转化成人，具有人的情感、形貌和人的品性，或附会成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某一个历史人物经过人们的塑造和加工而转化成神明，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例子很多。陈淳，漳州人，字安卿，号北溪，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他曾经猛烈抨击民间信仰中的越分而祭、祭非所祭。他说：“自圣学不明于世，鬼神情状都不晓，如画个星辰，都画个人”，又说“泰山只是个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庙俨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而为夫妇耶？”陈淳所批评的，正是中国民间信仰最有意思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民间神明都是由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来。这些历史人物各个阶层的都有，可以是乡贤人物，可以是佛道人士，也可以是巫觋术士。这些人物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神明，常常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比干被奉为文财神，赵公明、关羽被奉为武财神。张巡、许远被奉为保仪尊王，与岳飞同塑在一个庙中，称“三忠庙”。葛洪被视为染坊业的祖师，吕洞宾被奉为理发业的祖师，麻风院塑严嵩为神。这些历史人物与民间所奉的神明之间毫无关系，全是民间的附会。
　　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向神转化，是先秦以来“神道设教”的重要发明。早在上古三代，“厉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而帝喾、尧、舜能效劳民众，大禹能治水患，黄帝正名百物，颛顼、契、冥皆勤于民事，汤除民之虐，周文、武去民之灾，皆有功烈于民，后人均奉其为神灵。
　　南方自古就有“重巫鬼，尚淫祀”的宗教氛围，这是培育陈元光由人而神的土壤。范晔说：“会稽多淫祀，好筮卜。”唐朝的狄仁杰在江南毁淫祠达1700余所。宋代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说：“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尤盛，自城邑至村庐，淫鬼之名号者至不一，而所以为庙宇者，亦何啻数百所，逐庙各有迎神之礼，随月迭为迎神之会。”黄仲昭说：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林纾《铁笛亭琐记》也说：淫祠南方为盛，猴犬猪狐均有小庙，曰王曰侯曰圣母曰仙姑，为类至伙。在这种宗教氛围下，陈元光被转化成神明，一点都不希奇。
　　在福建，王审知、周朴、林浦、李堪等历史人物均被民众奉为神。据统计，在明万历以前福建的造神过程中，由人物神化而来的神明就有249个。陈元光演化成神明，也只是其中之一。在《颍川开漳族谱·唐列祖传记》中，陈元光显然被赋予了“神人”性格。族谱说：“元光，字廷炬，号龙湖。行百五二，生于显庆六年丁巳二月十六日子时。状貌魁梧，丰采卓异。其表二十有九，天头地足，凤眼龙髯，斗唇均颐，辅喉犀齿，眷龟，掌虎，泽股，声雷，阜睫，方肠，林背，渊脐，准末三山，口含一字，色如傅粉，眼若流波，耳缀双珠，眉生八彩，后看如轻，前望如轩，手垂过膝，发立委地，身高七尺四寸二分，腰大九围一寸三分，胸前文曰：辅世长民。”
　　陈元光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成一个民间神，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颍川开漳族谱》记载说：“已而蛮寇复枳，公率轻骑往讨之，卒后期，为贼将蓝奉高所刃，百姓闻之，如丧考妣，相与制服哭之，画像祀之，追思之甚，将遗体捏塑于绥安溪之太峙原。”这似乎说明，陈元光死后，漳人就为之塑像立庙，奉为神灵。实际上，陈元光最终变为民间神，是在南宋时期。唐代陈元光信仰明显带有英雄人物崇拜的特征。
　　作为祭祀场所的“祠”和“庙”在功能、意义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祠是人们用来寄托对某一伟烈先贤的哀思，寓“昭德报功，使民不忘本始”以及“慎终追远”之意。如忠贤祠、贤守祠、崇德祠、名宦祠等，不应该视为宗教场所。庙基本上是民众祈福禳灾、媚神邀福、求得福报的地方，属于宗教场所。
　　今天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威惠庙，建于唐嗣圣年间，祀奉陈政及其部将，陈元光死后也入庙。《福建通志·金石志》卷三收有《威惠庙记》，不录碑文，撰于唐垂拱二年，是今天所见威惠庙最早的一则碑记。到了741年，朝廷下诏褒封，修建祠宇，官方即以民间捏像之庙为官庙。由此可见，唐代的威惠庙，不是民庙，意义同功德祠一样，
　　唐王朝为陈元光建庙，岁时祭祀，并把它列入官方祀典，是对陈元光生前功绩的一种价值肯定。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圣贤崇拜和忠臣义士崇拜的传统。《礼记·祭法》中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说：“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礼记·祭法》明确指出风雨雷电、山川河谷应该祭祀，因为日月星辰是人们仰赖以识别春夏秋冬、便于耕耘收藏的事物，山林川谷丘陵，是人民生活资源所在的地方。那些有功于民的、死于政事的、有安邦定国之劬劳的、为大众抵御灾害的、解民于倒悬的人，也应该得到祭祀。
　　《礼记·祭法》中还为此列举了一个应该祭祀的清单：厉山氏之子农、周弃、共工氏之子后土、帝喾、尧、舜、鲧、大禹、黄帝、颛顼、契、冥、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上，《礼记·祭法》都是从“人性”而非“神性”的角度去界定的，也就是说，祭祀对象必须在现实生活里具有“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的功德和品行，而不是将其视为神的职能或功能。
　　根据这些标准，陈元光符合“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的条件，应该得到祭祀，这没有问题。陈淳对民间祭祀极为苛刻，但也认为威惠庙是正祠，云：“如张巡、许远死于睢阳，立双庙，苏忠勇公于邕州死节，甚伟，合立庙于邕。今贡侯立庙于本州，亦尽如漳州灵著王以死卫邦，而漳人立庙祀之，凡此等忠臣义士之祠，皆是正当”，明确指出“惟威惠一庙，为死事捍患于此邦，国朝之所封赐应礼合制，号曰忠臣之祠，邦人之所仰然”。
　　不久，威惠庙变成了一个官民祭祀的宗教场所。“崇德报功”的意味越来越淡薄。北宋庆历中，漳浦知县吕因寇乱向陈元光之神祷告，神显灵平定了寇乱。宋余靖《武溪集》也记载漳浦县令陈坦然向神祷雨，云“邑西有陈将军祠者。郡图云：仪凤中勋府中郎将陈元光也。年少强魂，邦人立庙，享祠甚谨。日奉牲币无算，岁大旱，遍走群望，弗雨。公乃斋洁诣祠下……即钥扉与神约曰：七日不雨，此门不复开，丛祠为烬矣。行未百步，霾风拔巨树仆于道。俗素信鬼，及是吏民股战神之怒。公徐曰：民方，何怒之为？乃援辔截树而去。果大雨，田收皆倍”。
　　吕在其诗中说“灵贶赛祈多响应，居民行客日云云”，说明当时威惠庙就以灵感著称了，当地的居民以及过往的人开始到处谈论和宣扬了。五代至宋，朝廷累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封号中有“灵著”二字，也说明威惠庙不是原来所谓的功德祠了，陈元光这一历史人物，终于成为了民间神。
　　南宋初年，陈元光之神一跃而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区域性神，供奉陈元光的庙宇也普遍修建了起来。《平和县志·祀典》对此记载说：初漳郡未有建庙，嗣圣间庙在云霄，贞元二年迁州治，宋建炎四年郡始立庙，而各县乡村皆设庙矣。南宋淳年间，列入官方祀典，令官民春秋二祭。至明代，朝廷改封为开漳圣王，漳人称其为州主王。后来，漳人足迹所至，多建威惠庙以祀州主陈元光。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