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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次，帕蒂古丽一个笑容，重新启动了我的童年视角。童年时，我看人，时常看出被看的人像某个动物。后来，我想，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对应着一种动物。
我念小学的时候，一些同学的乳名也很贱，比如狗蛋（帕蒂古丽的儿子，乳名竟然叫猫旦）。男生之间，起绰号多用动物，比如猴子、老虎、狼娃子、黑狗子。也有给女生起绰号：黄豆芽。但是男生多为动物，往往还会做出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去强化自己的绰号，而且，乐此不疲。初中、高中就渐渐地人模人样了，仿佛从动物进化成了人类。
小学三年级，我一度有过一个绰号：青紫蓝。是一种家兔的品种，毛由三种颜色混成。那时，我喜欢养兔，只养不吃。看着黑暗中的兔子就像自己也混在其中。上工作岗位后，我觉察我的心里圈着一匹马，无缰的野马（也是塔里木河的别称）。我属马。
我考入师范，还相当单纯，只是，不让别人发现我的心里还藏着个小男孩和一匹马。我猛眼看出一个同学像毛驴，他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穿着中山装；他的动作，尤其在体育课上做的动作，像驴打滚。我在农场时曾羡慕过驴打滚那放肆和舒坦的劲头，好像那位同学是混入了羊群的“披着羊皮的狼”——毛驴还不适应中山装。一次，菜地除草，那位同学模拟驴叫逗大家开心，他突然“昂叽昂叽”叫，像一头倔强壮实的毛驴闯入了菜地。我说：你终于暴露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启用童年的视角。
再长大些，这种童年的眼光就不知不觉地衰退、消失了。可是，1999年秋的一天，帕蒂古丽约我去她家——刘亮程来余姚了。那时，刘亮程还没有“红火”。我零零散散地阅读过他的散文，也是童年的视角：梦幻般的村庄，那个北疆的村庄，动物、植物和人在一个平等的层级上，其中，有像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童年时熟悉的兔、虫、鸡、鸟。看过文再看人，我第一眼看到刘亮程像……在此，我就不披露出来了（有趣的是，古丽读了此文，她说出的动物，竟然就是我保密的那种动物）。
童年时，我进沙漠，迷失方向。我采取小孩的方式，跟随动物——一只火狐回到了绿洲。火狐居住在沙漠，却潜入绿洲觅食。第二天，连队发生丢失母鸡的事情，我知道是火狐所为，但我替火狐保密，看着大人骂不存在的偷鸡的人。大人怎么会忽视动物呢？儿时，狗惹了祸，我也替狗保密，养成了习惯，以至，成为大人，也不愿“揭发”别人。
那天，和刘亮程一起聚会。帕蒂古丽做的是羊肉抓饭，还是拉条子？具体我记不起来了，似乎刘亮程还显示了他的手艺：大盘鸡。新疆的大盘鸡已相当出名，背后的推手是刘亮程。
依稀记得吃饭时直接用手，那么，应当是羊肉抓饭。那次帕蒂古丽笑了。（可能是身处江南水乡，而室内却弥漫着新疆味道。）我还是第一次正视她的笑，那笑容，像她的名字：古丽（古丽是花儿的意思）。我的笑并非响应帕蒂古丽和刘亮程（他的笑，很微弱，仅仅浮出笑意，底子还铺着厚厚的荒凉的寂静）。各自的笑都独立，却造成共同笑的意向。
瞬间，我发现，帕蒂古丽的笑容，像火狐。我熟悉火狐的面相，鼻子、眼睛、嘴巴的线条联合构成一种笑容。其实，狐狸不是在笑，也不会像人类那样笑，但它的面相形成天然的笑容。我一直没说出我看帕蒂古丽像火狐，尤其穿上红色的裙子，跳维吾尔族舞蹈时，旋转和飘逸的姿态。现在，写印象记，我手中的笔终于保守不住秘密了。
二
那次三人聚會，刘亮程赠我一本书《一个人的村庄》，1998年4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仅是“一个人的村庄”的一个小角落、小部分。赠书题款之时，是1999年秋。我于10月6日读毕，增添了五十大庆之乐趣。国庆期间，我无牵无挂地进入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记得采用书信体写了个所谓的评论，因为他给散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
记得聚会那天（当然是阅读《一个人的村庄》之前），我对帕蒂古丽说：你也写一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嘛。
帕蒂古丽曾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她辗转广东等地，落户余姚。早年写过报告文学，进入《余姚日报》，她主要写新闻报道，常见她的人物特写，均为报纸上的文字。她已近中年，当时我没见识过她出手文学作品。
帕蒂古丽的第一故乡和刘亮程的第二故乡，都在新疆沙湾县，而且，分别在不同的村庄。帕蒂古丽从未说起过她故乡村庄家族里的秘密，我好奇地期待见识的是同一片土地——沙湾县的两个“一个人的村庄”。血缘、经历、文化的不同，帕蒂古丽的“一个人的村庄”，即她视角中的村庄的状态。
他（她）们的村庄在北疆，而我曾生活的农场在南疆。我视角中的农场，也是“一个人的农场”，然而有一位作家“红”了，他跟我同一个农场。我发现，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我呈现出的“一个人的农场”，竟然是截然不同，他的小说讲究戏剧性冲突，我读出了“虚假”，认为不可能那样发生（虽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表现的是可能性）。
可能是文学观念的差异吧？我的记忆中是一堆“碎片”。正如老一辈军垦人眼里，内地人认为是“传奇”，他们却不稀罕——平平常常的生活。因此，我想看一看帕蒂古丽的“一个人的村庄”。一片土地不能同时重叠种植各种庄稼，但是能够生长文学——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隐秘的心灵故事。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
说过也就说过了。似乎帕蒂古丽热衷于新闻色彩浓重的“特写”，报上整版整版地刊出。倒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被国内“发现”了，他越发走红，而且，用散文的方式构建起了完整而自足的“一个人的村庄”。像小宇宙。
三
帕蒂古丽说：我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她还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到我的身体上。
和帕蒂古丽的童年一样，我的童年也喜欢追逐蜥蜴。那是新疆独特的一种小生灵，其颜色随着环境起变化，但是主调的颜色近似沙漠的本色，我们称之为“四脚蛇”。它一旦受到惊吓、遭遇危险，尾巴就会斩断般脱落，那一瞬间，追逐它的小孩就会着迷其杂技表演似的活蹦乱跳的尾巴，而蜥蜴胜利脱身。新疆的野生动物有脱离之法，或用尾巴，或放气味，或凭速度。 其实，那脱落下来的尾巴不会被寻找，也不会接在蜥蜴的身体上；蜥蜴会重新生出尾巴，应付下一次的危机。蜥蜴的一生要脱落多少次尾巴？帕蒂古丽只是在文学上的意义上对不可能回归蜥蜴身体的尾巴作出了一种幻想。
这是我编辑《文学港》2013年第1期帕蒂古丽的系列散文《隐秘的事情》时，一次对话中，她说出了与自己对应的动物。我却越看她越像火狐，毕竟她在“外面”跑了几十年，定居余姚，有一次，重返故乡——新疆沙湾县大梁坡村，一幅气味的地图呈现了，而只有她能闻到、看见，她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顿时复活了。《隐秘的事情》则是从气味切入。
那次编辑帕蒂古丽的小辑，我第一次获知了她的姓名全称，帕蒂古丽·依布拉欣·艾麦提。我觉得像一列货运列车，家族血脉的爷爷、爸爸都挂在其中。之前，叫她帕蒂古丽，再图简约，叫古丽。2015年我在新疆阿克苏市的一所学校呼唤一个采访对象，我一叫古丽，有十多张脸回头。陪同的浙江援疆指挥部的同志说：维吾尔族的姑娘喜欢古丽这个名字，多有后缀“古丽”，译为“花儿”，形成了与沙漠的反差。
2010年，我成了帕蒂古丽散文的第一读者，她写的是大梁坡系列散文。我脱口说：你终于开始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了。
我笑了，不说古丽笑得像火狐，应当说笑得如花儿绽放。不过，她的散文，像对蜥蜴脱落尾巴的追忆，可以看出，她发现了记忆中“尾巴”的灵动和能量。表达简洁，节奏明快，语言留白，形象轻逸，有小说的质地。我将其贴着散文标签的短章（符合记忆的特征）以一组小小说的形式编出。文学不必自设篱笆、边界。我对古丽说：别人说啥就算啥，作家只是呈现形象。
那以后，帕蒂古丽的“大梁坡村系列”：《隐秘的故乡》、《混血的村庄》、《跟羊儿分享的秘密》可谓遍地花开了，均为写自己。而后来的《柯卡之恋》则是写别人——他者。其中，表达语言上变化明显，从简洁转为繁茂，从碎片化转为戏剧化。我看出她一旦写别人的故事，就会用戏剧化弥补经验的不足。还有视角的变化：大梁坡系列，是文化的视角；而他者的故事，明显地用了政治视角。
我想起内地一个没有沙漠经验的作家写沙漠历险故事，不得不动用关于沙漠的知识。可是，我进入沙漠，只是凭感觉，而且，写沙漠不直接写沙漠的知识——写沙漠只写人的感觉。沙漠隐在底部或背后。只有缺失经验才交代“知识”，而且用繁茂的语言去填补。帕蒂古丽写他者，很似小孩放弃了“尾巴”的乐趣，去关注脱落了尾巴的蜥蜴。
我记得2012年末的那一次“对话”中，帕蒂古丽说：小小的大梁坡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她也逐渐通过文学的方式，深入大梁坡的“内核”。不过，她忙于写“他者”了，好像暂时转移的兴趣：任凭童年时代的“尾巴”在那遥远的地方急得活蹦乱跳。作为文友，2018年，有一次，我说：你从容、自在的表达，都体现在你那“一个人的村庄”，不能重建了一半就停工了吧？当然，别的“大工程”也要紧。
四
帕蒂古丽的母亲，祖籍是甘肃天水，回族；其父亲的祖籍是新疆喀什，维吾尔族。父母生活在大梁坡村，她从小在学校读汉语，邻居多为哈萨克族，她能熟练地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之间穿梭。而她的文学作品是用汉语表达。我能够感觉到她那“混血儿”的文化转换后，通过汉语解码出来的独特性。
新疆是文化“混血”之地，不仅世界的三大文明在那里神奇地交汇，而且，多民族共存共处也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帕蒂古丽在《混血的日子》里这样解密：爹爹似乎渐渐迷上了两种东西之间的搭配与混合，他尝试着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融合后变成另一种东西。
帕蒂古丽承继了父亲融合文化的方式，她还会唱姚剧，偶尔生硬地说余姚方言，可见她的文化“内存”很丰富。这构成了她重新追忆新疆生活那蜥蜴的“尾巴”的参照系：身份的认同、文化的融合明显地体现在她的灵魂里。
在新疆时，我有许多同学、朋友是“混血儿”，感受到他（她）们的融合与纠结。帕蒂古丽的外公是汉族。我很羡慕她在若干民族语言之间自如地穿梭、转换。
我六岁时，父亲接我到农场，进了托儿所。我第一天就掌握了新疆味道的普通话，像蜥蜴脱落尾巴那般利索地丢掉了越地方言。师范时，我班主任的女儿有一天和维吾尔族小孩一起玩，傍晚回家就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那是小孩的奇迹。1982年我调回浙江，首先感到的是语言的尴尬，因为小时候那一天丢掉的东西，竟然再也捡不回来了。所以，我羡慕帕蒂古丽离开新疆几十年，还随身带随口说那里的语言。
王山（王蒙的儿子）也随身带着维吾尔语。两年前，在宁波邂逅。车里，帕蒂古丽和王山用维吾尔语交流。我被语言隔离着。王山知道我在新疆生活过二十多年，他问：我们的话，你听懂了吗？
我迷失在熟悉而陌生的語流之中，我茫然地摇头。帕蒂古丽呈现火狐的笑容。
我不懂他（她）们交流的句子，仅仅偶尔知道句子中的个别词语。我说明我对别的语言的迟钝：高中学了俄语，我很笨拙，用汉语注俄语的音调，能记住的是“缴枪不杀”之类军事用语和若干口号。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冲突在即，我掌握的语言似乎表明，还没开打，我们就会取得胜利。
我也仅仅学会了生活常用的维吾尔语若干单词，比如：“鸡蛋”、“睡觉”、“吃饭”以及人称。我讲了与同学买鸡的一段轶事，向一位卖鸡蛋的维吾尔族老乡询问有没有母鸡。可是，我们只掌握了鸡蛋这个词，于是，指着鸡蛋，我表演母鸡生蛋，还发出母鸡生蛋的叫声，以及母鸡出窝报捷、翅膀扇动的姿势——鸡蛋能孵出小鸡，当然，目的是指向鸡蛋的妈妈，我确实用维吾尔语把“鸡蛋”和“妈妈”这两个词连在了一起，辅助了模仿的动作和模拟的声音，表达却那么花费力气。
当时，我想，帕蒂古丽做梦用什么语言？于是，我虚构了一个开头：一天晚上，帕蒂古丽用维吾尔语做梦。但是，想来她用汉语记录。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时，一天晚上，我在梦里朝天空呼唤：“老乡，把飞机开下来！”我竟然用的是纯粹的维吾尔语。农场有农用飞机。可是，我从没有使用过维吾尔语。梦里，那一句流利的维吾尔语怎么学来的呢？一个不解之谜。好像有人借我的口喊出。直到师范毕业，我结交了维吾尔族的朋友，他们用汉语与我交流。
帕蒂古丽那火狐般的笑容（我从未向古丽提起过），包含着得意和自信的成分，我觉得我有点可怜，去了那么多年，我带回了什么？所以这次讨论“双重观察”的这篇文章，我在电话里说：各写各的吧，那样就有趣、好玩。
双重观察很有意味。如果各自的记忆里都有蜥蜴尾巴的话，那么，可以看一看尾巴怎么跳了。
那次，帕蒂古丽一个笑容，重新启动了我的童年视角。童年时，我看人，时常看出被看的人像某个动物。后来，我想，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对应着一种动物。
我念小学的时候，一些同学的乳名也很贱，比如狗蛋（帕蒂古丽的儿子，乳名竟然叫猫旦）。男生之间，起绰号多用动物，比如猴子、老虎、狼娃子、黑狗子。也有给女生起绰号：黄豆芽。但是男生多为动物，往往还会做出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去强化自己的绰号，而且，乐此不疲。初中、高中就渐渐地人模人样了，仿佛从动物进化成了人类。
小学三年级，我一度有过一个绰号：青紫蓝。是一种家兔的品种，毛由三种颜色混成。那时，我喜欢养兔，只养不吃。看着黑暗中的兔子就像自己也混在其中。上工作岗位后，我觉察我的心里圈着一匹马，无缰的野马（也是塔里木河的别称）。我属马。
我考入师范，还相当单纯，只是，不让别人发现我的心里还藏着个小男孩和一匹马。我猛眼看出一个同学像毛驴，他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穿着中山装；他的动作，尤其在体育课上做的动作，像驴打滚。我在农场时曾羡慕过驴打滚那放肆和舒坦的劲头，好像那位同学是混入了羊群的“披着羊皮的狼”——毛驴还不适应中山装。一次，菜地除草，那位同学模拟驴叫逗大家开心，他突然“昂叽昂叽”叫，像一头倔强壮实的毛驴闯入了菜地。我说：你终于暴露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启用童年的视角。
再长大些，这种童年的眼光就不知不觉地衰退、消失了。可是，1999年秋的一天，帕蒂古丽约我去她家——刘亮程来余姚了。那时，刘亮程还没有“红火”。我零零散散地阅读过他的散文，也是童年的视角：梦幻般的村庄，那个北疆的村庄，动物、植物和人在一个平等的层级上，其中，有像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童年时熟悉的兔、虫、鸡、鸟。看过文再看人，我第一眼看到刘亮程像……在此，我就不披露出来了（有趣的是，古丽读了此文，她说出的动物，竟然就是我保密的那种动物）。
童年时，我进沙漠，迷失方向。我采取小孩的方式，跟随动物——一只火狐回到了绿洲。火狐居住在沙漠，却潜入绿洲觅食。第二天，连队发生丢失母鸡的事情，我知道是火狐所为，但我替火狐保密，看着大人骂不存在的偷鸡的人。大人怎么会忽视动物呢？儿时，狗惹了祸，我也替狗保密，养成了习惯，以至，成为大人，也不愿“揭发”别人。
那天，和刘亮程一起聚会。帕蒂古丽做的是羊肉抓饭，还是拉条子？具体我记不起来了，似乎刘亮程还显示了他的手艺：大盘鸡。新疆的大盘鸡已相当出名，背后的推手是刘亮程。
依稀记得吃饭时直接用手，那么，应当是羊肉抓饭。那次帕蒂古丽笑了。（可能是身处江南水乡，而室内却弥漫着新疆味道。）我还是第一次正视她的笑，那笑容，像她的名字：古丽（古丽是花儿的意思）。我的笑并非响应帕蒂古丽和刘亮程（他的笑，很微弱，仅仅浮出笑意，底子还铺着厚厚的荒凉的寂静）。各自的笑都独立，却造成共同笑的意向。
瞬间，我发现，帕蒂古丽的笑容，像火狐。我熟悉火狐的面相，鼻子、眼睛、嘴巴的线条联合构成一种笑容。其实，狐狸不是在笑，也不会像人类那样笑，但它的面相形成天然的笑容。我一直没说出我看帕蒂古丽像火狐，尤其穿上红色的裙子，跳维吾尔族舞蹈时，旋转和飘逸的姿态。现在，写印象记，我手中的笔终于保守不住秘密了。
二
那次三人聚會，刘亮程赠我一本书《一个人的村庄》，1998年4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仅是“一个人的村庄”的一个小角落、小部分。赠书题款之时，是1999年秋。我于10月6日读毕，增添了五十大庆之乐趣。国庆期间，我无牵无挂地进入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记得采用书信体写了个所谓的评论，因为他给散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
记得聚会那天（当然是阅读《一个人的村庄》之前），我对帕蒂古丽说：你也写一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嘛。
帕蒂古丽曾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她辗转广东等地，落户余姚。早年写过报告文学，进入《余姚日报》，她主要写新闻报道，常见她的人物特写，均为报纸上的文字。她已近中年，当时我没见识过她出手文学作品。
帕蒂古丽的第一故乡和刘亮程的第二故乡，都在新疆沙湾县，而且，分别在不同的村庄。帕蒂古丽从未说起过她故乡村庄家族里的秘密，我好奇地期待见识的是同一片土地——沙湾县的两个“一个人的村庄”。血缘、经历、文化的不同，帕蒂古丽的“一个人的村庄”，即她视角中的村庄的状态。
他（她）们的村庄在北疆，而我曾生活的农场在南疆。我视角中的农场，也是“一个人的农场”，然而有一位作家“红”了，他跟我同一个农场。我发现，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我呈现出的“一个人的农场”，竟然是截然不同，他的小说讲究戏剧性冲突，我读出了“虚假”，认为不可能那样发生（虽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表现的是可能性）。
可能是文学观念的差异吧？我的记忆中是一堆“碎片”。正如老一辈军垦人眼里，内地人认为是“传奇”，他们却不稀罕——平平常常的生活。因此，我想看一看帕蒂古丽的“一个人的村庄”。一片土地不能同时重叠种植各种庄稼，但是能够生长文学——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隐秘的心灵故事。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
说过也就说过了。似乎帕蒂古丽热衷于新闻色彩浓重的“特写”，报上整版整版地刊出。倒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被国内“发现”了，他越发走红，而且，用散文的方式构建起了完整而自足的“一个人的村庄”。像小宇宙。
三
帕蒂古丽说：我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她还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到我的身体上。
和帕蒂古丽的童年一样，我的童年也喜欢追逐蜥蜴。那是新疆独特的一种小生灵，其颜色随着环境起变化，但是主调的颜色近似沙漠的本色，我们称之为“四脚蛇”。它一旦受到惊吓、遭遇危险，尾巴就会斩断般脱落，那一瞬间，追逐它的小孩就会着迷其杂技表演似的活蹦乱跳的尾巴，而蜥蜴胜利脱身。新疆的野生动物有脱离之法，或用尾巴，或放气味，或凭速度。 其实，那脱落下来的尾巴不会被寻找，也不会接在蜥蜴的身体上；蜥蜴会重新生出尾巴，应付下一次的危机。蜥蜴的一生要脱落多少次尾巴？帕蒂古丽只是在文学上的意义上对不可能回归蜥蜴身体的尾巴作出了一种幻想。
这是我编辑《文学港》2013年第1期帕蒂古丽的系列散文《隐秘的事情》时，一次对话中，她说出了与自己对应的动物。我却越看她越像火狐，毕竟她在“外面”跑了几十年，定居余姚，有一次，重返故乡——新疆沙湾县大梁坡村，一幅气味的地图呈现了，而只有她能闻到、看见，她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顿时复活了。《隐秘的事情》则是从气味切入。
那次编辑帕蒂古丽的小辑，我第一次获知了她的姓名全称，帕蒂古丽·依布拉欣·艾麦提。我觉得像一列货运列车，家族血脉的爷爷、爸爸都挂在其中。之前，叫她帕蒂古丽，再图简约，叫古丽。2015年我在新疆阿克苏市的一所学校呼唤一个采访对象，我一叫古丽，有十多张脸回头。陪同的浙江援疆指挥部的同志说：维吾尔族的姑娘喜欢古丽这个名字，多有后缀“古丽”，译为“花儿”，形成了与沙漠的反差。
2010年，我成了帕蒂古丽散文的第一读者，她写的是大梁坡系列散文。我脱口说：你终于开始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了。
我笑了，不说古丽笑得像火狐，应当说笑得如花儿绽放。不过，她的散文，像对蜥蜴脱落尾巴的追忆，可以看出，她发现了记忆中“尾巴”的灵动和能量。表达简洁，节奏明快，语言留白，形象轻逸，有小说的质地。我将其贴着散文标签的短章（符合记忆的特征）以一组小小说的形式编出。文学不必自设篱笆、边界。我对古丽说：别人说啥就算啥，作家只是呈现形象。
那以后，帕蒂古丽的“大梁坡村系列”：《隐秘的故乡》、《混血的村庄》、《跟羊儿分享的秘密》可谓遍地花开了，均为写自己。而后来的《柯卡之恋》则是写别人——他者。其中，表达语言上变化明显，从简洁转为繁茂，从碎片化转为戏剧化。我看出她一旦写别人的故事，就会用戏剧化弥补经验的不足。还有视角的变化：大梁坡系列，是文化的视角；而他者的故事，明显地用了政治视角。
我想起内地一个没有沙漠经验的作家写沙漠历险故事，不得不动用关于沙漠的知识。可是，我进入沙漠，只是凭感觉，而且，写沙漠不直接写沙漠的知识——写沙漠只写人的感觉。沙漠隐在底部或背后。只有缺失经验才交代“知识”，而且用繁茂的语言去填补。帕蒂古丽写他者，很似小孩放弃了“尾巴”的乐趣，去关注脱落了尾巴的蜥蜴。
我记得2012年末的那一次“对话”中，帕蒂古丽说：小小的大梁坡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她也逐渐通过文学的方式，深入大梁坡的“内核”。不过，她忙于写“他者”了，好像暂时转移的兴趣：任凭童年时代的“尾巴”在那遥远的地方急得活蹦乱跳。作为文友，2018年，有一次，我说：你从容、自在的表达，都体现在你那“一个人的村庄”，不能重建了一半就停工了吧？当然，别的“大工程”也要紧。
四
帕蒂古丽的母亲，祖籍是甘肃天水，回族；其父亲的祖籍是新疆喀什，维吾尔族。父母生活在大梁坡村，她从小在学校读汉语，邻居多为哈萨克族，她能熟练地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之间穿梭。而她的文学作品是用汉语表达。我能够感觉到她那“混血儿”的文化转换后，通过汉语解码出来的独特性。
新疆是文化“混血”之地，不仅世界的三大文明在那里神奇地交汇，而且，多民族共存共处也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帕蒂古丽在《混血的日子》里这样解密：爹爹似乎渐渐迷上了两种东西之间的搭配与混合，他尝试着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融合后变成另一种东西。
帕蒂古丽承继了父亲融合文化的方式，她还会唱姚剧，偶尔生硬地说余姚方言，可见她的文化“内存”很丰富。这构成了她重新追忆新疆生活那蜥蜴的“尾巴”的参照系：身份的认同、文化的融合明显地体现在她的灵魂里。
在新疆时，我有许多同学、朋友是“混血儿”，感受到他（她）们的融合与纠结。帕蒂古丽的外公是汉族。我很羡慕她在若干民族语言之间自如地穿梭、转换。
我六岁时，父亲接我到农场，进了托儿所。我第一天就掌握了新疆味道的普通话，像蜥蜴脱落尾巴那般利索地丢掉了越地方言。师范时，我班主任的女儿有一天和维吾尔族小孩一起玩，傍晚回家就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那是小孩的奇迹。1982年我调回浙江，首先感到的是语言的尴尬，因为小时候那一天丢掉的东西，竟然再也捡不回来了。所以，我羡慕帕蒂古丽离开新疆几十年，还随身带随口说那里的语言。
王山（王蒙的儿子）也随身带着维吾尔语。两年前，在宁波邂逅。车里，帕蒂古丽和王山用维吾尔语交流。我被语言隔离着。王山知道我在新疆生活过二十多年，他问：我们的话，你听懂了吗？
我迷失在熟悉而陌生的語流之中，我茫然地摇头。帕蒂古丽呈现火狐的笑容。
我不懂他（她）们交流的句子，仅仅偶尔知道句子中的个别词语。我说明我对别的语言的迟钝：高中学了俄语，我很笨拙，用汉语注俄语的音调，能记住的是“缴枪不杀”之类军事用语和若干口号。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冲突在即，我掌握的语言似乎表明，还没开打，我们就会取得胜利。
我也仅仅学会了生活常用的维吾尔语若干单词，比如：“鸡蛋”、“睡觉”、“吃饭”以及人称。我讲了与同学买鸡的一段轶事，向一位卖鸡蛋的维吾尔族老乡询问有没有母鸡。可是，我们只掌握了鸡蛋这个词，于是，指着鸡蛋，我表演母鸡生蛋，还发出母鸡生蛋的叫声，以及母鸡出窝报捷、翅膀扇动的姿势——鸡蛋能孵出小鸡，当然，目的是指向鸡蛋的妈妈，我确实用维吾尔语把“鸡蛋”和“妈妈”这两个词连在了一起，辅助了模仿的动作和模拟的声音，表达却那么花费力气。
当时，我想，帕蒂古丽做梦用什么语言？于是，我虚构了一个开头：一天晚上，帕蒂古丽用维吾尔语做梦。但是，想来她用汉语记录。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时，一天晚上，我在梦里朝天空呼唤：“老乡，把飞机开下来！”我竟然用的是纯粹的维吾尔语。农场有农用飞机。可是，我从没有使用过维吾尔语。梦里，那一句流利的维吾尔语怎么学来的呢？一个不解之谜。好像有人借我的口喊出。直到师范毕业，我结交了维吾尔族的朋友，他们用汉语与我交流。
帕蒂古丽那火狐般的笑容（我从未向古丽提起过），包含着得意和自信的成分，我觉得我有点可怜，去了那么多年，我带回了什么？所以这次讨论“双重观察”的这篇文章，我在电话里说：各写各的吧，那样就有趣、好玩。
双重观察很有意味。如果各自的记忆里都有蜥蜴尾巴的话，那么，可以看一看尾巴怎么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