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幻灭: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与《大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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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灭从来是一个沉重的主题。当幻灭的故事,事涉青春的失落与绝望时,就更令人沉痛了。在当代许多与校园相关的故事中,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2017)与胡迁《大裂》(2017)是两本尤为引人关注的小说。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台湾小说,讲述了少女房思琪遭受补习学校语文教师李国华性侵而精神分裂的悲剧故事。房思琪有一个俄罗斯套娃般的大姐姐许伊雯,她们遭受了不同的苦痛,也有不同的归宿——许伊雯承受着羞耻难言的家暴,房思琪则陷入一个爱之“赝品”的陷阱。灵秀的房思琪最后失去了心智,楚楚可怜的许伊雯则被一个苦苦守候的白衣骑士拯救了。许伊雯的故事像个公主梦,有点轻飘;房思琪的被侵害则写得入木三分,天真的孩童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她被突然连根拔起,失去了生机。阅读这部小说,一定会惊讶于小说语言的澄澈与成长故事的污浊这一巨大落差。当读到房思琪为了生存而编造“爱”的借口,因为侵害者滥用了文学,进而对文学产生深深的失望与恨意时——面对天真烂漫的少女之殒灭,读者产生的就不仅仅是痛惜之情了。
  《大裂》一书中的同名中篇小说,2016年获得台湾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据说它是作者拍电影不得而创作的副产品。它书写的则是大陆一群底层青年的成长经历,其中融入不少作者的切身体验:在一所纷乱的“野鸡大学”里,一群所谓的“大学生”从入学到鸟兽散的怪诞成长经历。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老师——这里的大学生,似乎是一丛丛生长在宿舍里的野草。其中一群人去荒郊野外寻宝。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找到了宝藏,挖到了黄金。作者执导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聚焦于破落的小城小镇,其小说《大裂》则把笔墨花在了高校“扩招”后,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一茬茬“大学生”——《大裂》中的大学,不再是未名湖或大上海,也不再是“民国风”与西南联大,它将镜头对准了一种教育产业——一所地地道道的“野鸡学校”。小说虽带几分怪诞,却有逼近现实的勇气。
  两部小说题材的特殊,以及两位作者的先后自杀,的确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中国校园性侵问题的公众关注,这种关注与响应也成了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的一部分。根据小说集《大裂》中同名短篇小说所改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尽管表达手法隐晦,仅有部分“小众”观影,电影中虚无弥漫的成长叙事还是收获了不少共鸣与激赏。然而,两部鲜活的作品,转瞬就成了这个时代里两名自戕青年的遗作——它们是一种醒目的提示,提示我们不能再忽视青春故事中那些失落与绝望的情绪,提示我们应该去深思这股“青春的幻灭”究竟由何而来。

青春的“幻灭”,首先发生在校园里


  两部出自中国作者之手的当代成长小说,有一个直接的源头: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它堪称最知名的成长小说之一,也是无数青春成长写作的灵感来源。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作者设计了一个“灵魂双生子”刘怡婷,来阅读精神已经失常的房思琪的日记,进而一点点揭开性侵真相。林奕含笔下书写的是台湾生活,但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关联非常紧密:作者借房思琪之口,表达出对文学深深的失望之情。文学本来是应该关乎心灵、关乎爱、关乎人性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真品”,结果在补习名师李国华手中,沦为猎艳的武器、一种罪恶的说辞。热爱、痴迷文学的小女孩被连根拔起,遭遇了这一切,她所看见的人生,就全都是“赝品”了——她激愤而决绝,要在“有”或“无”、“真”或“伪”中,二选一。
  赝品,指虚假之物——假的爱情、假的老师、假的教育、假的友谊、假的人生价值。幼稚的少女曾经相信过一切,但如今她怀疑一切了。小说结尾的时候,在这幢高尚社区的大楼里,一切罪恶都已发生过了,然而——
  她们的大楼还是那样辉煌,丰硕,希腊式圆柱经年了也不曾被人摸出腰身。路人骑摩托车经过,巍峨的大楼就像拔地而出的神庙,路人往往会转过去,掀了安全帽的面盖,对后座的人说:要是能住进这里,一辈子也算圆满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第228-229页,台北:游击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版
  这幢光彩夺目的高级公寓大楼,不就是霍尔顿·考尔菲德仓皇逃离的那个家——纽约高尚社区里的某一幢高级公寓?房思琪心心念念的“赝品”,不就是同样年岁的霍尔顿忿忿不平的“假模假式”?
  “赝品”这个关键词,突出了作品中房思琪这个人物所追求的真正核心——真爱、真的家庭、真的教育、真的文学。总之,珍贵的一切必须是真的。当信念被粉碎时,这就是人物虚无、幻灭、绝望,乃至于精神崩溃的真正来源——她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举目所见皆是假的面孔、假的微笑。因此对人的信任干涸了。房思琪的心神死于对假面的恐惧,霍尔顿则身处假面包围之中喘不过气来。因为对这种“假模假式”的厌恶和青春逆反的不肯配合,霍尔顿被势利眼的名校一次次开除。
  林奕含的文字精致细腻,房思琪写的是文艺女青年的日记;塞林格则让青春期的纽约少年霍尔顿破口大骂——
  我离开爱尔敦·希尔斯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伪君子。举例说,学校里的校长哈斯先生就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義的杂种。
  ——《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2页,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由于林奕含的女性身份,由于书写了性侵、性爱,这本小说有时被误读为一部《洛丽塔》。它当然不是一部《洛丽塔》,而是一部主人公走失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它书写的不是情欲,而是幻灭。
  青春成长的叙事中,“幻灭”的主题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只要看一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这所学校的描写就能略知一二了。有一个震撼的场景,是补习学校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师在一起,小酌、切磋。先谈到陈水扁,觉得他任内贪腐,真是很笨——他应该“卸任之后再去财团当顾问”。谈完政治,话题开始抵达中年男人“兴趣的中心”。
  英文老师说:“现在电视在演阿扁我就转台,除非有陈敏熏。”李老师笑了:“那么老的女人你也可以?我可不行,她长得太像我太太了。”一个漂亮的传球。话题成功达阵。抵达他们兴趣的中心。   英文老师问物理老师:“你还是那个想当歌星的?几年了?太厉害了,维持这么久,这样跟回家找老婆有什么不一样。”其他两个人笑了。物理老师无限慈祥地笑了,口吻像在说自己的女儿:“她说唱歌太难,现在当模特儿。”会出现在电视里吗?物理老师摘下眼镜,擦拭鼻垫上的油汗,眼神茫然,显得很谦逊,他说:“拍过一支广告。”其他三人简直要鼓掌,称许物理老师的勇气。
  李老师问:“你就不怕别人觊觎?”物理老师似乎要永久地擦眼镜下去,没有回答。数学老师开口了:“我已经上过三个仪队队长了,再一个就大满贯了。”干杯。为阿扁七亿元的监狱餐干杯。……为所有在健康教育的课堂抄笔记却没有一点性常识的少女干杯。为他们插进了联考的巨大空虚干杯。
  英文老师说:“我就是来者不拒,我不懂你们在坚持什么,你们比她们自己还矜持。”李老师说:“你这叫玩家,玩久了发现最丑的女人也有最浪漫风情的一面,我没有那个爱心。”英文老师问:“可是你心里没有爱又要演,不是很累吗?”
  李国华在思考。数了几个女生,他发现奸污一个崇拜你的小女生是让她离不开他最快的途径。而且她愈黏甩了她愈痛。他喜欢在一个女生面前练习对未来下一个女生的甜言蜜语,这种永生感很美,而且有一种环保的感觉。……很难向英文老师解释,他太有爱心了。英文老师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清平调的海啸。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他懒得想为了他和因为他之间的差别。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第49-51页
  在这个群魔乱舞的场面下,学校已完全蜕变为一个教师玩弄女生的犯罪场所。但这部小说的力量,并不在于批判台湾的教育制度。说到底,这所集万般丑恶于一身的学校,毕竟只是一所为了提升联考成绩的补习学校。这里津津乐道的“老师们”或“群魔”,充其量只是“教育制度”本体的一种衍生物。
  腐坏和坍塌了的社会,在方方面面都腐坏和坍塌——但唯有孩子的眼睛,看得最清楚。别无其它,只剩下金光闪闪的拜金主义,才构成现代都市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砝码。这就是让房思琪幻灭和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她无从求助,哪怕是向她父母。此时,房思琪又成了《千与千寻》里那个无助的小姑娘,她需要神话般的勇气,才能从逆境中突围。

一群底层青年的幻灭:“梦醒之后,无路可走”


  胡迁《大裂》中的学校,近似于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他书写的幻灭,是一群底层青年的无路可走。
  胡迁是一位导演专业的写作者。整体的舞台可以是架空的,但细节却很真实——就像再魔幻的电影,也需要一件又一件真实且朴素的道具。
  《大裂》里的这所学校,在经历了产业化、大扩招后,投入教育改革事业中,并不鲜见。对于这种“新校区”,有的读者恐怕还会有一些亲切感——
  在城区郊外,沿着笔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岭,秋天之后,土地为一片残暴的焦黄色。……如果调查学校前身,也就是广播学院的背景,会发现在二〇〇四年的“师生二十人殴打学校领导”,以及“从化工厂改造的教学楼引起家长的不满,要求退还学费”这两条新闻。……这所改造的学院没有建好,在化工厂的焦黄色还没有完全遮住的校园里,孤立着几栋楼。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胶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所有人面对着食堂,食堂看起来简陋而草率。这种脸盆像纸浆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里的填充物基本上以草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來会干巴巴。来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大裂》,第92-93页,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这些底层青年的大学生活,就是轮班上课,之后所有人分散在“一望无际的枯败杂草中”。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业余生活,就是各类社团。而这就是作者笔下的“招新”——
  招新安排在一间教室,到了周末,这个校园的行尸走肉就都来了。有的人就站在外面冲着我们傻笑,隔壁是轮滑社,但加入轮滑社要买一套装备,很多人没有这个闲钱,所以就四处晃荡晃荡。除此之外还有街舞社团、文学社团、桌游社团。所有浪费时间的行为都可以挂上一个组织。年轻人是这么想的,假如只有我一个人在浪费时间,那么会恐慌,但加入了某个社团,放眼一看,周围人都在浪费时间,心里就舒坦了,之后回到宿舍,发现有去轮滑社的,有去麻将社团的,心里又舒坦了一层。
  ——《大裂》,第105页
  比起各种光鲜亮丽的当代校园爱情故事,《大裂》书写的这所学校,是一种更阴暗、更压抑、更窒息的归宿。这群底层青年,有着无能的父亲和爱护子女而别无他途的母亲,被社会抛到这样一个犄角旮旯,任其自生自灭。《大裂》这个一百多页的故事,其实只有两件事:新生和老生的残酷械斗和更蹊跷的寻宝事件。“我”周围的一拨人努力寻宝,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挖到了黄金。
  挖黄金当然是一个隐喻、象征。一所“野鸡学校”里的一个垃圾学生,挖到了什么?他在荒原上挖掘,挖到的——不是时光的奥义与成长的领悟,而是“对当下的失望透顶”。
  即便多年后我回忆起在那个土丘后面刨下去的第一下,四周长满蛀虫的野花和灌木,仍然不敢相信这是通向生命终结的开始,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在我为了寻找黄金耗费的若干年里,在接近着那个不知深埋在何处的事物中,我一点也不清楚构成每个人时光的奥义。寻找黄金将带出一个有意义的时空,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停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此处,并在荒原里寻找可以通向哪里的道路,并坚信所有的一切都不只是对当下的失望透顶。——《大裂》,第127页
  这真是一块块金光灿灿的“荒诞”与“虚无”。一个学生复读了五年,终于来到了这所学校,在打牌中抵达人生的最高峰——“抓到了一晚上的大小王”。   在山传刚开学的某个夜晚,我们在打够级,赵乃夫当天运气极佳,数次将我闷烧带走,看得丁炜阳喜极而泣。而赵乃夫也非常激动,那是一份等待了五年的成就感。一晚上的大小王差不多都被他鸡爪一般的手抓走了,五年里他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他的安慰,那成就感让他迫切想要与远在两千公里以外的昔日恋人分享。……赵乃夫站在楼顶,心情复杂,他有激动人心的事要与那个女孩分享,那是从退学之后每年住在北京冬天的地下室里,五年的等待终于换来了在华北平原荒凉土地上——抓到了一晚上的大小王。
  ——《大裂》,第134-135页
  这就是这群底层青年的人生巅峰体验之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人生高峰”更“丧”的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前途。此后,他们走上的无非是一条青春消逝的下坡路。
  又一次,在中国青年作者的笔下,我们看见了霍尔顿的身影。霍尔顿回顾与潘西中学校长的对话——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他说得挺和蔼。我是说他没有蹦得碰到天花板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劲儿谈着什么人生是场球赛。您知道。”
  “人生的確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那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麦田里的守望者》,第7-8页,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与《大裂》不同的是,霍尔顿是一个因为厌恶规则而主动退出比赛的人。胡迁笔下那些底层青年,则是根本就没有入场资格的人。但“人生的确是一场球赛”。主动退出的霍尔顿,还能够礼仪得体。而《大裂》里的失败者们,显得暴虐、残忍、麻木——现实中的他们不可能更好。幻灭的小说,是对社会亮起的一盏醒目的红灯。
  幻灭的孤独,常常是相通的。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总是没来由地惦记着中央公园浅水湖里的野鸭子冬天去了哪里,而《大象席地而坐》中的那只大象,有着更庞大的体量、更沉重的哀鸣、更无法化解的孤独感。贯穿小说《大裂》与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的,是当代一群底层青年的幻灭与虚无。尽管脚步缓慢,真实、棘手的各种社会问题经过重重发酵,最终还是会抵达文学艺术的“象牙之塔”——哪怕是青春故事的幻想之境。
  网络时代的文学,有时借助科技与理性之力催生新的想象世界,有时却有一种镜像般的颠倒——当营造的青春梦境足够多的时候,穿越古今、抖落现实的屈辱不平、获得来自“系统”的“天命”,在黄粱一梦中享尽人间荣华,就成了一种网络文字沉湎其中的“主流”,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与《大裂》这样的书写,就成了一种另类与崎岖的表达。但这种表达“幻灭”的作品值得关注,就像当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终让一代美国人正视现实一样,“粗俗”的它最后还成了学校图书室里的经典之作。
  新世纪里两部有关青春成长的作品表达出如此强烈的社会疏离感,两位作者在沉重的孤独中走向了自戕之路——虽是一个特例,却也是一个醒目的警示。一代青年的成长,并非一场和风细雨的郊游,他们在某些时刻必将遭遇沉重的人生问题,必须寻求自救的力量。而文学的自我救赎,并非总能成功。
  塞林格自己成了新罕布什尔的隐士,但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下的却是另一种结局——霍尔顿回到了学校,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青春成长中,对周遭一切“假模假式”的窒息感和慌不择路的逃离,已成过往。在书中,霍尔顿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来好笑,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他已长大成人,与社会达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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