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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百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有关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遗憾的是，他在1956、1957年提出这个方针以后，从来不曾实行过。
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由艺术局长田汉主持其事，邀集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马彦祥诸名家共襄其成。毛主席应邀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提出了戏曲改革的方针，目的是使京戏和全国各种地方戏都繁荣起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个方针当时对京戏和各种地方戏的改革与创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动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开国后曾经受到压抑)，决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他大概是想到五十年代初期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联想到我国古代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盛况，希望促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u56年5月，他先让中宣部长陆定一发出试探气球。定一同志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发表后，在知识界弓I起热烈反响。但是不少人鼓掌欢呼之余，还是将信将疑。大家期待毛主席出来讲话。
听说毛主席当时有个习惯：遇到某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人一起谈谈；不仅是为了集思广益，而且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深化，条理化。于是有了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颐年堂举行的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有关这次座谈的情况与内容，没有正式披露过。最近几天，感谢二三友人的帮助和提醒，使我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当时在颐年堂前厅一条铺了白桌布的长桌前，毛主席迎门坐在正中。紧挨他的右手，坐着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因通宵熬夜请假了)，还有康生、陈伯达等。周扬、胡绳等也坐在右边。文艺界应邀参加的，我记得的有林默涵、邵荃麟、严文井和我(可能还有何其芳及其他同志)。胡乔木坐在毛主席左边，军委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坐在毛主席对面，他拉我坐在他左边。坐定后毛主席笑问我：“张岱年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我笑答：“也不是。”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空气轻松一些。
据严文井回忆，座谈开始，先由林默涵扼要汇报文艺界近况。据说这是周扬的安排：今天的会，由默涵开头，别人不要插话，只静心听毛主席谈。毛谈的很重要，可惜我和文井的记录本都在“文革”抄家时遗失了。最近翻阅了《毛选》第五卷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一个讲话的时间是1957年2月27日(6月发表时有修改)，后一个讲话的时间是1957年3月12日，距颐年堂座谈时间(2月16日)稍后不多。两个讲话中对双百方针的表述，与毛在颐年堂所谈内容相同而表述得更为准确。我试引用两三段，以便引发以下的话题。
毛主席一则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再则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他还反复说：“这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些就是他当时的基本看法和说法。这些看法或说法是中央一致同意，也是党内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热诚拥护的。
自从1956年5月中宣部领导人倡导双百方针，文艺局面开始活跃，文学、戏剧创作出现一些新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回避现实、格调低沉乃至讽刺现实的作品，引起文艺界有些好心同志的不满。1957年1月初，部队作家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文章，对创作上新出现的某些不健康或不够健康的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这篇文章被东欧国家的报纸同情地转载了。大家知道，毛泽东对苏联、东欧的教条主义一向是很反感的。现在，他的方针刚刚提出，就出现这样的批评和响应，这似乎是泼冷水，他看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在颐年堂座谈会上，他对这篇文章提出尖锐的批驳，也对在座的总政文化部长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
1956年9月．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人民文学》发表，引起文艺界截然不同的反响。我当时思想不开展，不赞成《文艺报》发表赞成这篇小说的文章。而李希凡在报刊发表文章，对王蒙的小说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小说描写青年人看不惯市委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批评王蒙不该把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写成有官僚主义的地方。这时中央已决定党内整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先从中央机关整起。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受到赞扬，后者受到毛主席的严正指责。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他当时谈到上海《文汇报》上两篇文章，我记不清了。
到了吃午饭时候，毛主席招待我们午餐。隔壁房里摆了两桌，每桌有菜四大盘：五花扣肉、烧牛肉片、炒鸡蛋和一个素菜。康生临时拉住我问了几句什么话，我入席晚了，只得随康生插进窗边第一席，毛、周、朱诸公已经端起大饭碗吃开了。大家都是站着吃，左手端碗，右手夹菜。我因左臂残废，不能端碗。总理让我找个凳子坐着吃。这太特殊化了，我宁愿站着用汤匙帮忙，少吃点，先退席。毛主席大口吞食，只见他夹起一大块五花扣肉，一呼噜就吞下去了。他也先吃完，步入前厅，邀我同坐沙发上漫谈。他知道我新近主持《文艺报》周刊，工作不大顺手。他为我解除精神负担，一再说：“文艺批评好办：好的说好，不好的说不好。”我笑了。话题扯到《草木篇》，这是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新作，已经引起争论。我直率地说，这篇诗不好，我们要发文批评。他教导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他总有两段写得还好的(随口举出两例)。你先说他这两段写得好，然后讲他以后几段写得很不好。读者看了心服。”毛主席这段话，我当时印象深刻，铭记在心。可惜“反右”运动中，这讲的人、听的人都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
大约在颐年堂座谈三个多星期后(即1957年3月1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重申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关于党内整风、关于双百方针。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又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这些话都是讲得很好的。
我想不起是什么由头，是否又有人对王蒙的小说提出了新的批评，毛主席把问题又算在那几位部队作家的帐上，再次提出严厉的批评。我记得他当众大声指责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这段话没有载人事后发表的讲话文本中，我在这里顺便提一笔。
作为当时《文艺报》的编者，我们正忙于传达、学习、组稿宣传以上三次会议毛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才过两个月时间，毛主席就发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等一系列反右号令。前面弓I用的那些光辉论述，被束之高阁，装进档案了。五百万知识分子很多人遭殃了，很多人受到波及，王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新疆。丁玲、艾青等等老作家更不必说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事情才发生新的变化。
无论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有关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遗憾的是，他在1956、1957年提出这个方针以后，从来不曾实行过。直到二十年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光辉照耀下，经过文化界的艰苦奋斗，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才得以开始形成。这是新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希望这种局面今后得到巩固和发展。
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由艺术局长田汉主持其事，邀集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马彦祥诸名家共襄其成。毛主席应邀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提出了戏曲改革的方针，目的是使京戏和全国各种地方戏都繁荣起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个方针当时对京戏和各种地方戏的改革与创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动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开国后曾经受到压抑)，决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他大概是想到五十年代初期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联想到我国古代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盛况，希望促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u56年5月，他先让中宣部长陆定一发出试探气球。定一同志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发表后，在知识界弓I起热烈反响。但是不少人鼓掌欢呼之余，还是将信将疑。大家期待毛主席出来讲话。
听说毛主席当时有个习惯：遇到某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人一起谈谈；不仅是为了集思广益，而且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深化，条理化。于是有了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颐年堂举行的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有关这次座谈的情况与内容，没有正式披露过。最近几天，感谢二三友人的帮助和提醒，使我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当时在颐年堂前厅一条铺了白桌布的长桌前，毛主席迎门坐在正中。紧挨他的右手，坐着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因通宵熬夜请假了)，还有康生、陈伯达等。周扬、胡绳等也坐在右边。文艺界应邀参加的，我记得的有林默涵、邵荃麟、严文井和我(可能还有何其芳及其他同志)。胡乔木坐在毛主席左边，军委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坐在毛主席对面，他拉我坐在他左边。坐定后毛主席笑问我：“张岱年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我笑答：“也不是。”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空气轻松一些。
据严文井回忆，座谈开始，先由林默涵扼要汇报文艺界近况。据说这是周扬的安排：今天的会，由默涵开头，别人不要插话，只静心听毛主席谈。毛谈的很重要，可惜我和文井的记录本都在“文革”抄家时遗失了。最近翻阅了《毛选》第五卷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一个讲话的时间是1957年2月27日(6月发表时有修改)，后一个讲话的时间是1957年3月12日，距颐年堂座谈时间(2月16日)稍后不多。两个讲话中对双百方针的表述，与毛在颐年堂所谈内容相同而表述得更为准确。我试引用两三段，以便引发以下的话题。
毛主席一则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再则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他还反复说：“这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些就是他当时的基本看法和说法。这些看法或说法是中央一致同意，也是党内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热诚拥护的。
自从1956年5月中宣部领导人倡导双百方针，文艺局面开始活跃，文学、戏剧创作出现一些新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回避现实、格调低沉乃至讽刺现实的作品，引起文艺界有些好心同志的不满。1957年1月初，部队作家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文章，对创作上新出现的某些不健康或不够健康的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这篇文章被东欧国家的报纸同情地转载了。大家知道，毛泽东对苏联、东欧的教条主义一向是很反感的。现在，他的方针刚刚提出，就出现这样的批评和响应，这似乎是泼冷水，他看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在颐年堂座谈会上，他对这篇文章提出尖锐的批驳，也对在座的总政文化部长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
1956年9月．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人民文学》发表，引起文艺界截然不同的反响。我当时思想不开展，不赞成《文艺报》发表赞成这篇小说的文章。而李希凡在报刊发表文章，对王蒙的小说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小说描写青年人看不惯市委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批评王蒙不该把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写成有官僚主义的地方。这时中央已决定党内整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先从中央机关整起。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受到赞扬，后者受到毛主席的严正指责。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他当时谈到上海《文汇报》上两篇文章，我记不清了。
到了吃午饭时候，毛主席招待我们午餐。隔壁房里摆了两桌，每桌有菜四大盘：五花扣肉、烧牛肉片、炒鸡蛋和一个素菜。康生临时拉住我问了几句什么话，我入席晚了，只得随康生插进窗边第一席，毛、周、朱诸公已经端起大饭碗吃开了。大家都是站着吃，左手端碗，右手夹菜。我因左臂残废，不能端碗。总理让我找个凳子坐着吃。这太特殊化了，我宁愿站着用汤匙帮忙，少吃点，先退席。毛主席大口吞食，只见他夹起一大块五花扣肉，一呼噜就吞下去了。他也先吃完，步入前厅，邀我同坐沙发上漫谈。他知道我新近主持《文艺报》周刊，工作不大顺手。他为我解除精神负担，一再说：“文艺批评好办：好的说好，不好的说不好。”我笑了。话题扯到《草木篇》，这是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新作，已经引起争论。我直率地说，这篇诗不好，我们要发文批评。他教导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他总有两段写得还好的(随口举出两例)。你先说他这两段写得好，然后讲他以后几段写得很不好。读者看了心服。”毛主席这段话，我当时印象深刻，铭记在心。可惜“反右”运动中，这讲的人、听的人都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
大约在颐年堂座谈三个多星期后(即1957年3月1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重申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关于党内整风、关于双百方针。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又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这些话都是讲得很好的。
我想不起是什么由头，是否又有人对王蒙的小说提出了新的批评，毛主席把问题又算在那几位部队作家的帐上，再次提出严厉的批评。我记得他当众大声指责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这段话没有载人事后发表的讲话文本中，我在这里顺便提一笔。
作为当时《文艺报》的编者，我们正忙于传达、学习、组稿宣传以上三次会议毛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才过两个月时间，毛主席就发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等一系列反右号令。前面弓I用的那些光辉论述，被束之高阁，装进档案了。五百万知识分子很多人遭殃了，很多人受到波及，王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新疆。丁玲、艾青等等老作家更不必说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事情才发生新的变化。
无论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有关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遗憾的是，他在1956、1957年提出这个方针以后，从来不曾实行过。直到二十年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光辉照耀下，经过文化界的艰苦奋斗，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才得以开始形成。这是新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希望这种局面今后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