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来自世界16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齐聚威尔士的卡迪夫，“幽默与笑研究”国际会议在这里举行。大会最后一项议程：讨论是否可以确定统一的幽默概念定义。经激烈讨论，与会代表给出了一致的否定答案。
　　何谓幽默？幽默就是笑吗？搔痒引起笑算不算幽默？幽默一定要笑吗？为什么有的幽默让人哭呢？幽默的家族谱系是怎样的？幽默和反讽有什么不同？言语幽默和形体幽默各自特点如何？笑话和漫画的各自生命力在哪儿？任何时候都可以幽默吗？东方人的幽默和西方人的幽默有什么不同？男人的幽默和女人的幽默有什么分别？老年人的幽默与青年人和孩子的幽默有怎样的差别？公务员的幽默和商人的幽默一样吗？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吗？为什么幽默有时能化干戈为玉帛？为什么幽默的人往往让人着迷呢？幽默是否为人类专属？动物懂幽默吗？的确，关于幽默的这些问题，别人不问，我们还清醒；人若发问，我们便如坠五里烟雾。
　　既然如此，与其绞尽脑汁，不妨换个思路，考察一下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幽默的，或者说幽默观念是如何生长、壮大起来的，这或许是我们回答上边林林总总的问题、不断接近真理的另一种选择。
　　探求幽默堂奥前，殊有必要说说“幽默”（Humour）一词是如何在我国落地生根的。不仅因为“幽默”与“德先生”和“赛先生”相类，都是对我国现代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舶来品（尽管命运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着近现代国人对幽默的追问。
　　从现有文献看，“幽默”（Humour）于20世纪初由王国维首先引入我国，译名“欧穆亚”。王国维认为，屈原诗作中充满了“欧穆亚”精神。他说：“此种人生观，实亦处于悲剧与喜剧的交叉点上，其基础则为主观与客观矛盾。”王国维的“欧穆亚”是一个既与喜剧无法分割又偏重于悲剧和崇高的范畴，与现代幽默意义尚有距离。
　　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分别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首开“幽默”这一译名，并首倡幽默人生观。林语堂给出“幽默”译名前后，均有不同译名出现，如沈雁冰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12卷刊发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认为当时人云亦云的小说“缺少活气（Humour）”，又如樊炳清于1926年在《哲学辞典》中给出的译名是“有情滑稽”，另有“语妙”、“幽妙”等译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尽管如此，“幽默”还是因林氏对它的圆说和大力提倡获得较高认同，脱颖而出。林语堂说：“幽默二字原为纯粹音译，行文间一时所想到，并非有十分计较考量然后选定，或是藏何奥义。Humour既不能译为‘笑话’，又不尽同‘诙谐’、‘滑稽’：若必译其意，或可作‘风趣’、‘谐趣’、‘诙谐风格’（humour实多只是指一种作者或作品的风格），无论如何总是不如译音的直截了当，省引起人家的误会。既说译音，便无所取义，译音正确便了。不但‘幽默’可用，并且勉强一点‘朽木’、‘蟹蟆’、‘黑幕’、‘诙摹’都可用。惟是我既然倡用‘幽默’，自亦有以自圆其说。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
　　1932年，林语堂在其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创刊号《缘起》中提出“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强调“幽默文字必是写实的”，反对“游戏文字”，不出“新《笑林广记》供认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在林语堂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中国文坛很快掀起了“幽默”热，相继出现了周谷城的《论幽默》、钱仁康的《论幽默的效果》、曹聚仁的《谈幽默》、《幽默的表出》、郑伯奇的《幽默小论》和徐懋庸译《笑之社会性质与幽默艺术》等众多作家的文章译著，更出现了如《中庸》《谈风》《聊斋》这样的专以刊发幽默文学为主的杂志，以至于1933年被时人称作“幽默年”。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欧穆亚”与其移译丹麦心理学家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紧密相关，而林语堂的“幽默”则直接受益于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梅瑞狄斯的喜剧观念。换言之，无论是“欧穆亚”还是“幽默”，均有其西风东渐的直接来源。我们不禁要问，海甫定和梅瑞狄斯的幽默观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如此看来，扬帆远游世界，追根溯源，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