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中的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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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迎来了55周年华诞,新中国外交也走过了55年历程。不久前,我们无意中在外交部档案馆某办公室看到一只陈旧、笨重的大木箱,一问才知道,这竟是档案馆征集到的一件新中国外交文物———一只从延安时期一直使用到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外交文件箱。这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在我们的要求下,档案馆的同志带我们瞻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和照片,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不平凡历程。于是,我们以这些文物和照片为线索,征集到了这些生动的故事……
  
  第一份外交文件及第一批大使
  
   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件是周恩来送交各国政府的毛泽东主席公告的函件。它被连夜送达各国政府驻北京和南京的前外交人员手中。第一处部址选在北京的外交部街33号。第一份国书是王稼祥出使苏联时递交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
  1947年初,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机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陆续返回延安。周恩来一回到延安就召集曾在中共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处工作过的同志们一起见了面。他除了向大家介绍当前的形势外还特别强调,搞过涉外工作的这些同志不要走散了,不定什么时候还需要。
  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各机关准备撤离,这些做过涉外工作的同志被集中编在一队,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支部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是这支队伍的成员。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即将来临的时刻,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的三交镇成立。外事组20多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重庆、延安、南京等地的党的外事机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干部。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兼任外事组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外事组设研究、编译、新闻三个处,柯柏年、徐大年、董越千分别擔任处长。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外事组,他几次来信具体指导工作,提出外事组目前的任务主要是翻译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编译关于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和关于美国的工具书。周恩来还要求外事组整理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并指出:“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1948年初,外事组随中央转移到河北平山县的陈家峪,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远。随着华北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外事组在石家庄分两路,一路由王炳南带领北上到北平,驻扎在郊外的香山附近。另一路则穿越冀中平原抵达天津,其中,黄华、章文晋等留在天津组建天津外事处,其他成员进入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到北平后,外事组的同志分散在御河桥、松树胡同两处办公。
  
  第一份外交文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周恩来遂将毛泽东的公告具函送达世界各国政府。函中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当晚,在周恩来的布置和王炳南的组织下,还沉浸在共和国成立的喜庆气氛中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将公告连同函件送交各国政府在北京的前外交人员,有的则连夜南下,将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送达仍留在南京等地的前外国使领馆人员。新中国的外交部就这样高效有序地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与此同时,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除原中央外事组的同志外,还从中央其他单位和全国各地调来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一批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也加入到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中来。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除同时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外,还有李克农和章汉夫。
  
  第一个部址
  外交部的部址选定在北京东城区的外交部街33号。这座建筑此前为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历史上曾是清王朝的国宾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临时大总统府和外交部等机构的所在地。它见证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这时,新中国外交部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从原来的临时办公地点陆续迁入。据当年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回忆,部领导和办公厅及其所属部门在院内的东楼办公,各地区司、委员会在西楼办公,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住在院内。后来,这里一度成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社址。
  
  1949年11月3日下午,周恩来来到东楼楼上的部联合办公室,和李克农副部长一起会见了处级以上干部,并确定了部联合办公制度、人员配备、部内各机构排列次序等具体问题。11月8日晚,在东楼礼堂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王炳南主持大会并简要地回顾了自10月1日外交部边组建边开展外交工作的情况,并宣布已基本完成组建任务。周恩来和李克农在会上分别讲了话,周恩来系统论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政策、策略和任务,对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方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号召大家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在新的外交机构中建立新的学习制度。
  
  第一批司级领导
   同年底,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外交部司一级领导名单,他们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沈端先?穴夏衍?雪;欧非司司长宦乡,副司长温朋久;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司长龚澎;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副主任委员乔冠华,秘书主任杨刚。
   当时,只设有这九个司级单位。55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外交部的司级机构已经达到20多个。
  
  第一批驻外使节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方面即来电表示愿同中国建交。两国建交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4日即从莫斯科启程,在当时交通条件还不方便的情况下,他飞机换火车,火车倒汽车,到中国境内再换乘火车,日夜兼程于六天后到达北京。10月16日,罗申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
  与此同时,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10月下旬离开北京。由于行期紧迫,王大使一行来不及办护照,只带了证明书前往。外交部办公厅专门就此事照会苏联驻华使馆,并请苏方在沿途海关给予他们与持外交护照者所享受的同等待遇。王稼祥大使10月底到达莫斯科,11月3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多月,就同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外建立使馆,派驻外交使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从各野战军兵团级将领和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一批人选调入外交部,准备在新中国的驻外机构中担任大使等重要职务。吉雅泰的介绍信是乌兰夫亲自写给李克农副部长的,其他一些同志如耿飚、黄镇、柴军武等人的介绍信也都是以其主管首长邓小平、贺龙、杨得志等人的名义开据并加盖名章。可见各方面领导都对这件事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同志很快就带着原单位领导开据的介绍信赶到外交部报到。
  
  为尽快使大家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前来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等等。为使将要出使的那些同志了解呈递国书的礼仪,还专门组织他们在屏风后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
  1950年6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穴巴人?雪、黄镇分别担任中国驻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等国大使,耿飚兼任驻丹麦公使。7月中旬,在这批使节即将赴任之际,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司局领导在外交部的礼堂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周恩来认真地了解他们赴任前的准备情况,耐心地解答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从使馆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方法乃至着装等方面做了具体的指示。
  同年七八月间,新中国的首批大使陆续抵达驻在国,并于递交国书后开始履行使命。到1951年9月我国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到任,新中国共派出了15位驻外使节,他们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中国首批大使。
  
  周恩来一小时拟就的发言稿
  
  1955年4月17日,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秀丽城市———万隆,出席有史以来首次由亚非独立国家自己举办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
  
  周恩来发言时,会场的安静程度达到“如果掉一根针在地下都能听见”
  4月18日上午,代表着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29个国家的340多名与会者陆续进入设在万隆独立宫的亚非会议会场。身着浅色中山装的周恩来神采奕奕地同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场。在同邻座的埃及总理纳赛尔等相互致意后,周恩来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座,等候大会的开幕。
  9时30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宣布亚非会议开幕,并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主席,随即各国代表开始进行一般性发言。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18日和19日的会议上发言,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表达对殖民主义者的不满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有些代表在发言中还对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赞许。但是,会场中的不和谐因素也在酝酿,一些代表先是发表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而后又出现了指责中国“威胁”、“渗透”邻国的论调。这种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毫不客气的“坦率”顿使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尚未上台“亮相”的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身上。
  面对这个局面,周恩来也陷入沉思之中。他认为,如果宣读早已准备好的那篇稿子,显然会缺乏针对性。于是,他决定将那篇讲话稿作为书面发言向大会散发,同时根据当时面临的新情况,针对几位发言者提出的问题,重新构思了一篇发言,通过事实真相来反驳对中国的攻击,同时避免会议走题。
  
  中国代表团发言的时间是4月19日。当天上午,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发现周恩来在自己的座位上边听会,边用铅笔在几张便笺纸上匆匆写着。据他的英文翻译浦寿昌介绍,周恩来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起草了一个新的发言稿。中午休会时,他一面吃饭一面继续整理那份发言稿,并请工作人员一一记下,译成英文,这一切也仅仅只用了一个来小时,而这中间他还去拜会了前来与会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
  19日下午三时,中国代表在亚非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的时刻到了。周恩来和翻译浦寿昌一起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周恩来在麦克风前站定,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开始了他的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这几句话刚说完,会议刚开始时的那种沉重气氛顿时被化解了,与会者专注地倾听着这位出语不凡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发表的出乎不少人意料的精彩演说。据在场的记者描述,当时会场的安静程度是“如果掉一根针在地下都能听见”。
  接着,周恩来用说理的方式一一驳斥了对中国的攻击,通过事实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睦邻方针。他指出,虽然与会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应多从自身的共同点出发考虑问题,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本着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旨把会议开好,而不要陷入不利于达成协议的争论;会议应把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发言的最后,他铿锵有力地讲道:
  “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会场就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似乎陷入了对周恩来讲话的深深回味之中,久久不愿停下来。还是职业头脑灵敏的记者们最先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纷纷夺门而出,争先恐后地将这条消息发往全世界。从此,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和其倡导者周恩来的名字就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周恩来亲笔起草的那份补充发言稿作为新中国外交史的珍贵文献,在许多重大纪念活动中向世人展出,人们不仅可从中领略一代外交大师的博大胸襟和非凡气魄,还会深刻体会到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开拓者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无比艰辛。
  
  会外,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交朋友、做工作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为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与会国最终达成协议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除了出席政治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外,他还充分利用休会的间歇同各代表团广泛接触,介绍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他不断结交新朋友,努力为新中国的外交拓展更多的活动空间。
  如同在会上的讲话一样,周恩来这期间的会外活动也在中國外交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是通过同周恩来的接触真正认识了新中国,并坚定了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决心,有的还由此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代表泰国与会的那拉底亲王在十多年后还托人转达对周恩来的问候。而周恩来对这位老熟人也很惦念,就在1975年他重病期间还颤抖着手给那拉底亲王写了一段话:“现我两国,业已建交,双方同庆。相别20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致书外国人士。
   至于他和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和交往则更令这位当时才33岁的青年王子永远难以忘怀。
  4月20日,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宋双等应邀来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一座属于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别墅。周恩来在那里设了一桌丰盛的午宴来款待他们,从此开始了与西哈努克亲王延续了20多年的友谊。周恩来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元首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朋友:像周恩来这样充满仁慈之心的伟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罕见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另一个被称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的行动是他关于中国政府愿同美国谈判的声明的发表。
  当时,中美关系由于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而处于尖锐对立,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受到广泛关注。4月23日下午,周恩来出席了有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会议。在会上,他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69字声明的发表,被记者们称为“万隆会议期间最轰动的新闻”。与会的许多代表都认为这是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和平行动,纷纷予以高度评价。
  25日,他又在同美国《民族》周刊记者交谈时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干涉造成的。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美方也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三个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而周恩来这个声明的发表,可以说是这个重要外交行动的“先声”。
  
  会后,一位资深外交官对周恩来说“你赢得了每场战斗”
  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再次举行全体大会。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发展和引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晚上,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闭幕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为了庆贺会议的成功,与会各国代表团纷纷举行庆祝酒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了他们争相邀请的对象。当晚,周恩来在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出席了好几个代表团的酒会,当人们为他在活动中的外交风采所倾倒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已经长时间没有休息了。
  周恩来的睿智机敏和辛勤努力,使他成为在出席会议的各国政要中最受瞩目的一位,与会的各界人士和各国传媒,所持政治观点虽大不相同,却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功。在大量的评论当中,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那是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马立克来到万隆塔曼沙里街十号拜会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取得了成功,是比别人都大的成功,你用你那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
  
  八年后才公开的照片
  
   中国与朝鲜领导人的互访可谓非常频繁。但1991年10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会晤却有些非同寻常,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发消息、不拍照片、不拍电影。当时的一张照片在八年之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1年10月5日,已经退休一年有余的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来华访问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
  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已经有一年没有会见外宾了,外交部在最初拟定金日成的访华日程时并未安排此次会见,由于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外交部特别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金日成是老朋友了,可以见一下,但提出只做一刻钟的礼节性会见,不发消息、不拍照片、不拍电影。
  会见的那天,金日成在钓鱼台18号楼迎候邓小平。两人见面后热烈拥抱,异常兴奋和激动。双方官员都没有参加这次会晤,陪同进入会见厅的只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中方译员李滨和朝方译员金成南。双方其他官员都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中朝各五名摄影师和录像记者被允许留在现场拍摄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几分钟后他们也离开了会见厅。这次会见当时没有对外发消息。记者所拍摄下的历史性镜头在八年之后,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首次与公众见面,并作为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中方特为金日成准备了转椅式沙发
  会见厅是经过中方精心布置的,两人所坐的转椅式沙发也很特别,在其他会见外宾的场合从未见到过。原来这是中方特别为金日成准备的。
  两位老朋友见面,显然要说的话很多,原定一刻钟的会见不知不觉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两人的话题很广,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朝关系的发展前景到各自国内的情况。邓小平就中国正在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说,我们要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邓小平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讲道,现在整个世界格局还没有定,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邓小平还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说,今年中国遇到很大的水灾,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
  邓小平认真听取了金日成的谈话,听不清楚的地方,则由邓榕转述。当时,李滨负责记录金日成的谈话,邓榕负责记录邓小平的谈话。后来邓榕将父亲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交给了外交部。
  会见结束后,金日成一直把邓小平送到18号楼门前,两人再次握手拥抱。金日成一直目送邓小平上车离去,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也许,两位老朋友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金日成在朝鲜建国后先后共访华41次。邓小平与金日成的初次会晤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的1953年。这一年的冬天,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邓小平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参加了中朝双方的谈判、两国经济和文化协定的签字仪式、北京火车站举行的迎送仪式、毛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等一系列重要活动。
  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往访朝鲜不下五次,是仅次于苏联的往访次数最多的国家。他第一次访问朝鲜是在1961年9月。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致贺词。
  此外,邓小平还于1963年5月和1965年3月对朝鲜进行了访问。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9月,复出仅一年多的邓小平应邀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在平壤,他受到金日成的热烈欢迎。在安排访问日程时,为了能在庆祝活动开始前安排双方的会见,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邓小平一行能早一些抵达平壤。8日上午,金日成在锦绣山议事堂会见并宴请了从机场直接赶来的邓小平一行,席间气氛热烈而友好,宛如朋友相聚。邓小平还向金日成赠送了中国工艺品陶瓷三层大型通花瓶,金日成饶有兴致地观赏了这件后来被陈列在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的精美工艺品。在离开平壤之前金日成和邓小平举行了会谈,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还谈到正在北京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的有关情况。
  1982年4月,7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访问了朝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互相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以及对国际问题的看法。金日成还陪同他观看了具有朝鲜特色的大型团体操表演。
  同年9月,金日成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亲自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并在金日成结束在京访问日程后,陪同他乘专列前往自己的故乡——四川参观访问。在专列上,他们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邓小平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苏关系。在陪同金日成参观了一些地方之后,邓小平赶回北京。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会见了来华访问的金日成。1990年初秋,86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还专程前往沈阳会见了他。两人就当时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深入交换了看法。正是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答应金日成,只要身体状况还能和现在一样,等他下次访华时,可以再见面。第二年,邓小平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在北京再次会见了金日成,也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1994年7月,金日成逝世,邓小平特别致唁电,表示了哀悼之情。他在唁电中说:“金日成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看场京剧也保密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定下了不许与中国代表握手的“纪律”。史密斯为了避免与中国代表相见时的尴尬,一手拿咖啡杯,一手拿烟。尽管如此,在一年后的1955年,中美之间不仅握了手,而且还开始举行了大使级会谈。
  1949年8月2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已不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登上专程前来迎接他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离开了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的失败。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
  
  杜勒斯的规定
  1954年4月,旨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据说,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曾给美国代表团规定了不能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握手的“纪律”。但实际上,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间不仅握了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接触,而且还就双方关心的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杜勒斯回国后,代理团长职务的史密斯就曾在会间休息时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和交谈。为了不违反杜勒斯的“纪律”,他也想了不少办法,如一手端咖啡杯一手持烟,这样既同周恩来进行了交谈,又避免了握手。在会议结束那天,他还主动迎上去和周恩来交谈,称赞中国在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伸出右手抓住周的胳膊用力摇了摇。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则先后两次在国联大厦的休息室里主动与王炳南握手并攀谈。罗伯逊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在同王炳南的交谈中,他一再提到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回忆当年叶剑英为他设宴饯行的情景,并请王炳南代为转达他的问候。
  
  美国代表曾主动与中方人员握手
  中美关于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举行的会谈,是由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驻华代办杜维廉从中介绍的。6月5日上午,他告诉中方,美方愿与中方就侨民问题举行会谈,并表示,他原准备此前一天回伦敦,为安排中美双方的会谈,特意推迟了行期,准备当日下午就赶回去。
  当天上午十点,中美双方进行了15分钟的简短接触。中方代表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出席会谈的还有当时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和欧非司司长宦乡。杜维廉为双方作介绍后,美国代表约翰逊主动上前与中方人员握手,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丁作为约翰逊的助手参加了此次晤面。双方商定会谈于6月10日正式开始。
  在会谈中,中方闡述了对在华美侨回国问题的政策和立场,同时提出中国在美国的5000多名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要求回国,却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遭到阻挠,这是毫无道理的。为合理解决这一问题,中方先是提出由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政府尊重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返回本国的权利和随时回国的自由;后又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两国政府分别委托与两国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外交使团照顾住在对方的本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权益。美方拒绝了中国的合理建议,但表示将建议美国政府对阻止离美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进行复查。在最后一次接触中,双方还互相通知了获准离境的对方侨民的人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双方根据商定的结果,在日内瓦继续就此问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但没有取得进展。
  
  周恩来的三句话声明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一次工作午餐会上发表了如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背景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三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英国、印尼、印度等国还为中美之间的会谈进行斡旋。7月,中美两国经英国外交途径联络,同意过去一年来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以解决平民遣返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
  
  没有外交关系时的大使级会谈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始举行。已改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再次成为谈判对手。
  没有外交关系的两个大国之间互派大使进行会谈,这本身在外交史上就是具有独创性的,加之在当时中美两国严重对立的时代背景下,更是受到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各国记者云集日内瓦,争相报道。经过一个多月的会谈,双方于9月份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由于协议的达成,在此后的十年间,包括钱学森、赵忠尧在内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有130多人,他们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后,双方开始了第二个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包括台湾问题和举行外长级会谈问题。虽然中方为推进会谈作出了努力,但却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王炳南请谈判对手看京剧
  1958年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易地华沙继续举行,此后双方的代表一直由各自驻波兰大使担任。王炳南大使在驻波兰大使任上一直工作了九年,直到1964年由王国权大使接任。美方的代表几易其人,据说美方后来在考虑驻波兰大使人选时,更侧重于其对中国事务是否熟悉。双方在会场内外的斗争十分尖锐,但会谈表面上的气氛是和缓的。
  双方代表在会场外也有一些接触。王炳南大使就曾利用我国内京剧院团到日内瓦演出的机会,邀请约翰逊大使一起观赏。约翰逊非常高兴,但一再叮嘱注意保密,不要让记者们知道。两个谈判对手还经常在往返日内瓦途中相遇,同乘一架班机,有时在转机时还会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通过互相宴请缓和气氛、交换看法也是中美双方代表有时会采取的方式,美方谈判代表卡伯特大使还曾应邀到王炳南大使在华沙的官邸品茶聊天。
  到197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会议。第二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即,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商定,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再恢复。虽然在长达15年的会谈中,双方只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惟一的一项协议,但即使如此,在中美两国互不承认和严重对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大使级会谈使双方都可以藉此表明观点,互相了解对方的看法,从而成为保持两国间接触、进行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
  在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20世纪50年代,尽管最初美国不愿同中方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但双方仍是难以避免地打了不少交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当时执行敌视、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是非常不现实的。
  
  没料到邓小平来拥抱
  
   照片上的景象是中日两国人民努力的结果。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978年10月22日~29日,邓小平副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也是中日官方高层互访的正式开始。
  
  首相官邸庆新约
  邓小平访日的第一场活动,是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互换仪式。
  仪式于10月23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上午10时30分,中国外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签字并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顿时,现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声,大家共同举杯庆祝。邓小平走向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同他拥抱庆祝。福田始料未及,不免显得有些慌乱。随后邓小平又拥抱了旁边的园田直。福田这才反应过来,马上同旁边的黄华热烈拥抱。
  
  政要把手谈要政
  邓小平同福田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却已经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数轮谈判中打过交道,因此,两人一见面便彼此称对方是老朋友。这次访问中,邓小平与福田共举行了两次会谈,对国际局势、中日关系、台湾问题等充分交换了看法。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坦率和务实给这位日本的政治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兵,习惯用兵的语言,直来直去。中日是近邻,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两国关系都要搞好,两国的政治家对此要有长远的眼光。在介绍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他说,“两个中国不行,一个半中国也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个中国也不行,归根到底这个民族要统一”,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福田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访问使两国政府间的往来走上了轨道,让两国的关系由“吊桥变为铁桥”。
  
  “饮水不忘掘井人”
  邓小平一向珍惜日本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对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友好团体,他常常拨冗相见。这次到日本访问,他仍然不忘去看看这些老朋友。
  到日本不久,邓小平就去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对邓小平的拜会,田中十分感激,对中国政府不忘老朋友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激动地把邓小平拉到院子里,看他为庆祝中日建交种的两棵雪椿树。临别他又拉着邓小平同田中派议员合影留念。
  邓小平此行还特意安排会见了一些老朋友,以感谢他们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会见时,邓小平深情地说,“饮水不忘掘井人”,老朋友们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开路架桥,不遗余力,是“掘井人”,现在虽然有些老朋友已经故去了,但他们所留下的中日友好会世代相传。
  会见田中和老朋友时,邓小平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周恩来总理,他们满怀敬意地回忆起周总理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大家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那是1972年,日本正在改造天皇的离宫,要将其修成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正在访华的田中邀请周总理做国宾馆修好后的第一位客人,周总理当即表示,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他就访问日本。这次访问邓小平正是下榻国宾馆,宾馆路边飘扬的中国国旗分外鲜艳,仿佛在庆祝周总理的遗愿得以实现。
  
   日本刮起“邓旋风”
  邓小平的这次访问,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媒体称日本刮起了“邓旋风”。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待以国宾之礼,外相亲自登机迎接,外相夫人在访问中全程陪同,天皇、首相和日本国会分别宴请,邓小平举行答谢宴会时日本内阁21名成员中出席者达到了14人。在保卫方面,日本周密部署,仅在东京一地就动用了七万多警力,还调用了直升飞机、海上快艇进行护卫。
  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一周间,有关邓小平访日的消息几乎占尽了各大报的头版,许多报纸还为此出了特刊。
  邓小平访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都给予了积极评价。邓小平还在日本期间,国内就已经传来消息,美国驻华办事处主任要求拜见邓小平。中美两国在这一年底达成了建交协议。
  邓小平的这次访问,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的事实与后来的发展都证明,邓小平此行对中国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次和平友好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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