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小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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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运用“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MB)行为改变模型,探讨贫困地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贫困程度、不同经营规模、不同收入结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采纳动机、农技技巧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影响,非农收入、预期收益、农业劳动力数量、风险态度、风险保障、科技培训和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家庭经营规模、科技培训对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非农收入对非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劳役动机和农业技术使用技巧对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更显著;农业技术了解程度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非农收入、驻村农业技术员对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小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异质性
  文章编号:2095-5960(2020)03-0081-10;中图分类号:F325.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农户采纳农业科技的意愿或行为,其根本是农户的生产决策,具有农户经济行为逻辑,深入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研究农户农业科技采纳意愿的重要理论基础。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主要流派包括恰亚诺夫[1]为代表的“生存小农”或者“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舒尔茨[2]为代表的“理性小农”或“利润最大化理论”、黄宗智[3]为代表的“过密论”。此外,近年发展起来的以詹姆斯·斯科特和麦克尔·利普顿为代表的“ 风险厌恶理论”[4]、巴纳姆和斯奎尔[5]为代表的“农场户理论”、邓大才为代表的“社会化小农”[6]也是重要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理论分支。综观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理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农户行为是否按照利润最大化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生产消费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可分与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地区小农户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户间的同质性被打破,西方学者提出的农户经济行为理论,难以适应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农户经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混合性和过渡性特征,“市场导向”和“生计导向”共同影响农户资源配置行为[7]。农户的经济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程度、劳役规避程度和风险规避程度多目标协调兼顾[8],农户经济行为的差异性、农户家庭成员行为决策的多元性在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日益得到重视[9]。
  个体行为意志对行为的产生具有导向性[10],研究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分析农户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前提,对于引导农户积极采纳农业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从认知[11]、风险偏好[12]、感知[13][14]等内部因素,邻里效应[15]、政府政策[16]、资源禀赋[17]等外部因素或者综合内部和外部因素[18],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随着農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和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意愿因素的异质性日渐明显。谢贤鑫、陈美球[19]、王学婷、何可等[20]分析了在收益预期、风险预期等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吴雪莲等[21]、费红梅等[22]分析了不同群体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差异性,李宪宝分析了小规模兼业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四类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23],佟大建、黄武、应瑞瑶发现基层公共农业技术推广对不同规模的经营农户采纳影响具有差异[24]。郑旭媛、王芳、应瑞瑶[25]通过农户禀赋约束的技术选择框架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偏向的内在决定机制。张瑞娟、高鸣[26]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偏向的内在决定机制与技术效率差异。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其他地方差异较大,农业技术采纳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朱希刚、赵绪福较早从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研究了贫困地区农业技术采用的决定因素[27],一些学者对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现状[28]、技术创新障碍[29]、科技减贫成效[30]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缺乏针对性研究,对于贫困地区已经存在的农户分化的新特征缺乏关注,更没有基于此背景下农户技术采纳意愿的深入分析。
  已有学者关于农户行为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农户行为动机差异的认识上,在贫困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农户决策动机往往体现为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劳役程度适度等多元目标综合,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已有研究对于农户异质性造成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差异给予了关注,但多是基于理性小农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分析,缺乏对农户其他动机的考察。基于此,本文将以农户的决策动机为核心,分析多元动机下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全国城镇化的进程中,贫困地区的农户也呈现出分化特征,异质性的小农户在农业技术采纳意愿方面的差异如何,政府对此如何进行有效引导和干预,亟需进行深入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根据贫困程度差异,选取了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① ①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以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名单为准。和四川省扶贫开发重点县两类进行农户调研。国家级贫困县选取了泸州市叙永县、广元市苍溪县、宜宾市屏山县、万源市、巴中市平昌县、南充市南部县、乐山市马边县、凉山州雷波县。四川省贫困县选取了绵阳市北川县、平武县,广元市朝天区,泸州市合江县,达州市达川区,南充市高坪区,宜宾市高县、兴文县,共计选取16个县。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在每个样本村庄随机抽取至少30户以上的农户,选取农户中农业生产决策者作为受访者,并对受访者进行一对一访谈。总共取得问卷820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808份,问卷有效率为98.54%。
  (二)样本统计描述
  从总体样本基本情况分析来看,农户中生产决策者以男性为主,调查对象中男性数量约为女性的3倍;农业经营者老龄化程度严重,受访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3.94岁,分布在17到86岁之间,其中60岁以上的高达37.87%;调查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平约为5.13年,基本在小学文化水平,占比达70.88%,表明农户结构中教育程度偏低。受访农户家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多为1~3人,拥有土地面积平均为4.65亩,实际经营面积平均为4.11亩,收入来源大部分为外出打工和农业收入,其中外出打工占比55.4%,农业收入占比为38.17%,其余主要为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收入占比6.43%,说明农户存在多样化的兼业行为,纯农户较少;从采纳农业技术意愿来看,其均值为3.35,可初步判断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基本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其中有意愿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占比约为56.44%,没有意愿的占比为34.12%,持无所谓态度的占比为9.65%。农户基本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三)变量选择
  一般情况下,人的行为都是出于一定的动机,动机是产生意愿和行为的基础。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及行为,一方面受到自身动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外在的农业技术推广等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刺激和改变,也对农户采纳农业技术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借鉴行为改变理论模型——“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31]构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该模型(如图1所示)由Fisher于1992年提出,阐明了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关系对完成行为改变的影响机制,行为技巧直接影响行为、信息和动机可以激活行为技巧, 在一些情况下,信息和动机也可能直接作用行为[32]。按此分析模型,农户接收到的农业技术相关信息和采纳农业技术的动机,会影响农户农业技术使用农业技术技巧的改变,进而改变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本文将考察的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户接收的农业技术信息、农户采纳动机、农户农业技术使用技巧改变作为解释变量。
  农业技术相关信息是农户产生采纳动机和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户接受的农业技术信息主要与技术获取渠道有关,最终体现为农户对农业技术的了解程度。本维度主要通过“技术获取渠道”“技术了解程度”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
  农户采纳动机是农户采纳意愿的前提。由于近年来农户经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混合性特征,农户的经济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程度、劳役规避程度和风险规避程度多目标协调兼顾。农户对于农业技术的采纳本质是农户的经济行为,基于此本文认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动机来源于利润最大化动机、劳役最小化动机、风险最小化动机的综合。具体而言,利润最大化主要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和采纳农业技术的预期收益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主要就是农户进行非农生产可能带来的收入,农户的利润动机维度影响因素为非农收入和农业技术采纳预期收益。劳役最小化是农户的劳役动机,主要受到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影响,家庭实际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表示家庭农业劳动力供给,家庭经营规模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用家庭经营规模反映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户的风险动机即风险最小化,主要与农户户主或农业生产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态度有关,同时,风险保障对于风险环境下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
  农业技术使用技巧的掌握是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重要直接因素。当前我国开展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是帮助农户掌握农业技术的重要方式,本文将农业科技培训指标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考虑到其他因素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将受访者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考察。其中,受访者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由于家庭社会网络是科技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径,选取家庭社会网络作为家庭特征进行考察。具体变量的解释和定义如表2所示。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分别为非常不愿意、不愿意、一般、愿意、非常愿意5个层级,呈现典型的多元有序排列,且变量为离散型虚拟变量,因此适宜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结合已有研究,将其模型设定为:Yi*=βXi+ε
  其中,解释变量Xi是从利润最大化、劳役规避最大化以及风险规避最大化三大目标来实现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ε为残差项,β为回归系数,下标i为第i个样本,Yi*是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程度的潜变量,为不可观测变量,它与可观测变量Yi(Yi=1,2,3,4,5)之间呈现如下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多元有序回归模型之前,对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模型二至模型四在模型一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技术相关信息、采纳动机以及农业技术使用技巧三方面来分析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因素。模型五从总体分析多方面综合下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从模型检验来看,五个模型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受解释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模型六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运用OLS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与前述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了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为进一步详细分析,以模型五为基础,罗列出所有解释变量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边际概率结果,详见表4所示。
  (二)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农业技术相关信息。获取并了解农业技术信息是农户进行农业技术采纳决策的前提。表3中,尽管在模型五中农技相关信息不显著,但模型二中通过政府获取技术和对技术的了解程度两个变量都显著。模型二中,通过政府获取技术相对于通过邻里获取技术更能提高农户的新技术采纳意愿,而且显著,可能原因是通过政府获取的技术农户觉得更可靠成熟,这也反映出在贫困地区政府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同时,技术了解程度表现为农户对农业技术知识或信息的主观认知,模型二中技术了解程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农业技术了解越多,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越强,农业技术信息传播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
  2.采纳动机。农户进行生产决策的动机是多元的,利润最大化、劳役最小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多元动机影响着农户的农业技术采纳意愿。表3中,模型五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利润动机下,非农收入和预期收益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前者呈负向影响,后者呈正向影响。表4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检验,农户非农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非常不愿意”“不愿意”的概率分别增加0.07%和0.02%,选择“愿意”和“非常愿意”的概率分别减少0.09%和0.1%,说明农户非农收入越高,相应其农业技术采纳意愿也就越低。同样地,预期收益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非常不愿意”的概率下降4.43%,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增加5.59%,说明预期收益越高,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就越强。综合以上结果,说明非农收入作为其追求农业利润的机会成本,其越高意味着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成本越高,进而其采纳意愿就越低。预期收益是农户对采纳农业技术后带来的农业经营利润的预判,按照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预期采纳农业技术带来的收益越大,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就越强。   在劳役动机维度,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经营规模分别在1%和10%置信水平下通过正向显著检验。由表4可知,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经营规模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非常不愿意”的概率分别下降3.22%和0.21%,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分别增加4.07%和0.27%。说明了农户从事农业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经营规模越大,农业生产越有可能是农户家庭主要的生计来源,其有更强的意愿通过采用农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同时,贫困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被调查的贫困地区都在山区或丘陵地带,机械化等降低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技术普及难度较大,农户更多地采用良种等非节约劳动力的农业技术。
  在风险动机下,风险态度和风险保障均在1%置信水平下通过正向显著检验,由表4可知,风险态度与风险保障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非常不愿意”的概率分别下降8.36%和12.74%,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分别增加10.56%和16.09%。风险态度反映了农户的风险偏好,其会影响农户对采纳农业技术的收益和成本的预期,进而影响其采纳意愿。愿意承受更大风险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也越高。同样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会给农作物的生产经营带来保障,抵御自然灾害风险,避免造成农业损失从而提高农业技术采纳意愿。
  3.农业技术使用技巧。农业技术使用技巧是农户将农业信息和农业技术有效运用于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也是干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影响因素下,科技培训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由表4进一步可知,科技培训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选择“非常不愿意”的概率下降7.45%,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增加9.41%,意味着科技培训通过增强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掌握,降低农户使用农业技术的成本和风险,进而提升农业技术采纳意愿。
  4.控制变量。表3中,与模型一、二、四相比,模型五中的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程度降低,且变得不显著,文化和性别的影响始终不显著,仅只有年龄变量在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检验,农户的年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选择“非常不愿意”“不愿意”分别增加0.22%和0.07%,选择“愿意”和“非常愿意”分别下降0.03%和0.28%,说明了农户年龄越大农户对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程度越低。这一结果说明,一是在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特征中,年龄这一因素是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二是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越低,农业劳动力严重老龄化将对农业新技术推广与运用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28][29][30][32]可以发现,不同农户群体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具有差异性。不同贫困程度、不同经营规模、不同收入结构的农户,其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何差异?本文将贫困程度不同的农户、不同规模的农户和不同非农收入比重的农户进行分组探讨。根据贫困类型不同将农户划分为贫困户(模型七)和非贫户(模型八)两组;将经营面积小于5亩的划分为小规模农户(模型九),经营面积大于等于5亩的划分为大规模农户(模型十)① ①本文的调研对象是小农户,实际经营面积均很小,户均4.11亩,71.78%的农户经营面积小于5亩,只有6.31%的农户实际经营面积大于10亩。因此,本文采用5亩作为小农户中的大规模户和小规模户的相对界限,这一界限与第三次农业普查对南方一年两熟地区的种植业规模经营户50亩的划分标准不一致,内涵差异也很大。大小规模是相对的,本文划分的5亩以上的大规模户,在其他标准下,也是小规模户。;将全部农户分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模型十一)和以非农收入為主的兼业户(模型十二)两组,其中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小于50%的划分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包括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将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大于等于50%的划分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户(包括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表5为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差异。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差异不大,57%的贫困农户愿意或非常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55.8%的非贫困户愿意或非常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与均值t检验结果一致。小规模农户和大规模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差异比较大,53.7%的小规模农户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63%的大规模农户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要大大高于小规模农户,从均值t检验来看,两者对农技采纳意愿也呈现显著差异。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中61%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而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中只有54%的农户愿意采纳农业新技术,比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略低,但从t检验来看,两者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两者对农技采纳意愿会逐渐显现。因此,在对农户分组前提下,分别构建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七和模型八分别代表贫困户和非贫户的数据样本,模型九和模型十分别对应小规模户和大规模户的数据样本,模型十一和模型十二分别表示农业兼户和非农兼户的数据样本。
  1.贫困程度不同的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差异分析
  将模型七和模型八相比较,贫困程度不同,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采纳农业技术后的预期收益、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和农户风险保障,是影响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共同因素。两者的区别在于,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还受到家庭经营规模、科技培训的影响。非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还受到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技术了解程度、非农收入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业依然是贫困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家庭经营规模越大,意味着其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越大,农户有更多的积极性采纳农业技术。被调查农户中,非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50%的农户占比,贫困户为64.9%,非贫困户为79.8%,说明了农业生产对贫困户生计的重要性,非农收入对非贫困农户影响的显著性。另一方面,贫困农户相对非贫困农户文化水平相对更低,造成科技培训对贫困农户显著,自主获取科技信息的信息获取渠道对非贫困农户影响显著。根据调查数据分析,被调查的贫困农户受访者文化水平均值为4.51年,非贫农户受访者文化均值为5.88年,也进一步说明两类农户的文化水平差异。   2.经营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差异分析
  将模型九和模型十相比较,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利润动机和风险动机是共同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的是,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还受到劳役动机和农业技术技巧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规模较小的农户,可能存在农业生产的内卷化,即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采纳农业技术等提高农业的总体产出。科技培训会促进小规模农户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有限的经营规模上实现最大的收益,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小规模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农业技术采纳意愿。
  3.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不同的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差异分析
  将模型十一和模型十二相比,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不同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两者的共同影响因素是预期收益、农业劳动力数量、风险态度、风险保障、科技培训。二者存在的主要差别是,农业技术了解程度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显著,非农收入对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相助。可能的解释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其对农业科技的需求较强,对农业技术的了解程度越高,其对农业技术的认知也更准确,有助于将农业技术信息的外部刺激内化为内部采纳动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其非农收入的高低是其采纳农业技术的重要的机会成本之一,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四川省9个市(州)16个县808份微观调研数据,借鉴“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MB)行为改变模型,探讨了贫困地区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不同贫困程度、不同经营规模、不同收入结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采纳动机、农技技巧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影响,非农收入、预期收益、农业劳动力数量、风险态度、风险保障、科技培训和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2.不同类型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家庭经营规模、科技培训对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非农收入对非贫困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劳役动机和农业技术使用技巧对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更显著;农业技术了解程度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非农收入水平对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影响更显著。
  (二)政策启示
  1.完善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户对农业技术的认知水平。一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质量考核监督,提升农业技术推广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的切实成效。二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队伍建设。加强驻村农业技术员的覆盖范围。
  2.增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风险和收益保障,增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动机。一方面,在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农业保险宣传,提高农户参保意愿,建立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试点示范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预期采用农业技术带来的收益。
  3.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帮助农户掌握农业技术使用技巧。充分利用当前大数据、网络媒体等多种方式,帮助农户在结合当地实际,掌握具体的农业技术使用技巧,是干预和引导农户农业技术采纳的重要手段。
  4.明确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目标群体,针对重点群体制定专项科技推广服务措施。贫困户应该注重科技培训,尤其关注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的贫困户。小规模经营户尤其需要关注以老年人为主要农业从业者,且家中多数人从事农业活动的小规模经营户,加强对其的科技培训。对于非农收入占比不同的农户,兼业化程度低的农户,更要关注其对农业技术的了解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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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摘要:基于Melitz & Helpma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影响,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与其签署FTA的17个伙伴国的HS-6位编码出口商品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中国签署的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但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发展中国家关税的1%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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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理论建模并结合沪深A股数据证实投资机会集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随着投资机会集的扩大,更宽广的投资领域使企业未来经营绩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对其股票内在价值的把握难以趋同,从而使股票在投资者间的流通受阻、流动性下降;(2)资产专用性可有效避免企业对不擅长、缺乏经验的领域进行投资,限制企业未来经营绩效的波动,在此情形下,投资者对股票的内在价值容易形成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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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私营企业为样本,采用倍差法研究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对私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通过与微型企业比较,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人均年销售水平;这种影响在非外贸企业和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有证据显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没有导致私营企业通过增加临时用工来控制劳动成本增加,相反,该法引起的企业用工和解雇水平下降,可能促使私营企业调整人力资源策略,增加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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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7~2017年中国3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利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提供的分省绿色发展指数,考察了绿色发展对绿色信贷与银行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投放有助于改善其财务绩效,并且这种改善效应主要来自绿色信贷对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绿色发展水平能够增强银行投放绿色信贷的经济效益,并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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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职业224名员工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助人行为的频率與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增益式助人行为促进工作幸福感,损耗式助人行为抑制工作幸福感。同时验证了团队凝聚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凝聚力调节助人行为与工作幸福感间倒U曲线的开口大小,当团队凝聚力低时,曲线开口变小,助人行为对助人者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被加强;当团队凝聚力高时,曲线开口变大,助人行为对助人者工作幸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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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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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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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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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税务稽查系统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为准自然实验,探讨税收执法的公司治理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税工程三期改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金税工程三期改革的公司治理效应在治理环境较弱、信息透明度更低、融资需求更高的公司表现得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增强了税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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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的改革实践,采用倍差法考察环境税费政策干预的异质性效应,并探讨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对企业绿色技術创新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波特假说”;环境税费成本上升倒逼大中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在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城市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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