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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扎尔辞典》新书发布会上，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发言了。他原本靠着的姿势一下变成坐直，手撑着腿，显得特别激动。这也难怪，《哈扎尔辞典》和官司这两个毫无联系的词都“压”在他身上。1996年作家韩少功出版《马桥词典》后，张颐武和王干批评该书抄袭了米洛拉德·帕维奇的 《哈扎尔辞典》，“终归不入流品”，因而引发了所谓的“马桥事件”、“马桥之争”。最后，韩少功起诉评论者侵犯其名誉权，并获得胜诉。张韩相争的结果是，《哈扎尔辞典》备受关注。2013年，这本书的阳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翻印，张颐武自然要出席发言。
BQ：讲讲你和这本书的渊源吧？
ZH：《哈扎尔辞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感情的一部分。1994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先在《外国文艺》发表，《外国文艺》在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是中国研究文学的一本圣经式的书，莫言等人都受到这本杂志的启蒙和影响。我在第二期《外国文艺》上就看到这部作品，是戴骢、石振川、南山三位先生翻译的。那时候还不是全本，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因为这个作者想象出了一个哈扎尔王国，他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扑朔迷离，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玄幻。两年多以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小说也这么构建，很诡异，于是提出批评，也就有了那一年的官司。
打官司的时候，法院每天打电话让我到海南去。那时我就是看帕维奇这本书获得力量，知道有这么伟大的作家在我身边，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的呢？这事情给我的启发很大。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人感情的一部分。人生跟一本书相遇，有 18年的缠绕非常难。
BQ：现在翻过头去看这段往事，会对这段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言论后悔吗？
ZH：这个事情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怎么样尊重人的创造，还是有启发性的。到今天，我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我仍然坚持当年写下的每一个字，到今天我再看，那些东西仍然有效，我愿意为它承担一切。那个书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心路过程，又是捍卫表达的权利。
BQ：听说打官司的时候你也不断地翻看这本书？
ZH：对啊。那个时候知识产权的意识还不完全，但我有一个观念——一个人的创造力，他想象的王国应该被尊重。所以我提出来中国作家未必有独创性，结果很多人很生气，得罪了好多人，把我告上法庭。最后我是作为一个被告来不断地读这本书，因为要不断的研究，然后把这本书在法庭上陈述，所以这本书在中国我是读得最细的，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在 2009年已经故去，我觉得我的生命跟他生命的一部分息息相关，听到他故去的消息，我真的是觉得我生命的一部分离开了，我开始老去了。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最有感情的，不仅仅是为文学，而且为我个人。
BQ：为什么会如此推崇这本书？
ZH：我一开始看就觉得这本书的想象力，创造力都太牛了。一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国王的能力，说明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一个在塞尔维亚生活的人他能够凭着自己的想象力，穿越世界，真是很了不起的事。今天我们写穿越，无非是穿越到康雍乾三代。但是帕维奇简直是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小说的力量所在，莫言兄叫“讲故事的人”，而帕维奇讲的故事是我们大家很难想象的。
BQ：所以想象力是不可复制的吗？
ZH：想象力这个是不可复制。一个人创造世界的能力，好像给一个支点，他能把这个东西弄起来，这事太难了。同时帕维奇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底蕴，他穿越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各种文明之间。在中亚到巴尔干广袤的土地，那些文明都留下过痕迹，他就把那些文明都写在书中。这本书你可以随机的从哪个地方都可以，这是后现代最好的特点。就跟看辞典一样，你会从这个词看到另外一个词，另外的词又引你进到这个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另外一个故事。
BQ：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后现代风格吧？
ZH：《哈扎尔辞典》了不起的地方是告诉你纯文学是什么。这本书跟我相遇以后，我真是感觉到它这种开放性、多元化恰恰是后现代文化一个最大的特色。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有完整的开头结尾。后现代就是开放多元，糊里糊涂，但是糊里糊涂里边有它独特的让你能够感受到的力量。现代主义之后有很多复杂的技巧，但复杂技巧再多，还是虚构一个人一个故事，总的来说还是有个故事框架。《哈扎尔辞典》的独创性在于一本小说是一个辞典。辞典是什么？记录你的语言，记录你的文明。
BQ：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会不会带来阅读上的困难？
ZH：我身边有人说读莫言兄的书，看三页就绝望了。这个时候你得有点耐心，在这些作品里面不可能一开始就死人了这么有戏剧性。别着急，一点一点你熬住了，最后发现曲径通幽，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原来想的美妙得多。吃惯了红烧肉，那个味道都知道，但是一定要有清粥小菜，多美啊。当然每天吃清粥小菜，也受不了。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大家都红烧肉过饱。
BQ：《哈扎尔辞典》阴阳两本有什么区别吗？
ZH：帕维奇为什么搞阴本、阳本，奥妙在于两本书中文差 11行，西文差 17行。在中文 11行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两本书重新看的时候完全不同。这十几行掺入以后，两本书就改变了，在宗教和魔幻中穿梭。
BQ：讲讲你和这本书的渊源吧？
ZH：《哈扎尔辞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感情的一部分。1994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先在《外国文艺》发表，《外国文艺》在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是中国研究文学的一本圣经式的书，莫言等人都受到这本杂志的启蒙和影响。我在第二期《外国文艺》上就看到这部作品，是戴骢、石振川、南山三位先生翻译的。那时候还不是全本，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因为这个作者想象出了一个哈扎尔王国，他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扑朔迷离，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玄幻。两年多以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小说也这么构建，很诡异，于是提出批评，也就有了那一年的官司。
打官司的时候，法院每天打电话让我到海南去。那时我就是看帕维奇这本书获得力量，知道有这么伟大的作家在我身边，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的呢？这事情给我的启发很大。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人感情的一部分。人生跟一本书相遇，有 18年的缠绕非常难。
BQ：现在翻过头去看这段往事，会对这段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言论后悔吗？
ZH：这个事情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怎么样尊重人的创造，还是有启发性的。到今天，我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我仍然坚持当年写下的每一个字，到今天我再看，那些东西仍然有效，我愿意为它承担一切。那个书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心路过程，又是捍卫表达的权利。
BQ：听说打官司的时候你也不断地翻看这本书？
ZH：对啊。那个时候知识产权的意识还不完全，但我有一个观念——一个人的创造力，他想象的王国应该被尊重。所以我提出来中国作家未必有独创性，结果很多人很生气，得罪了好多人，把我告上法庭。最后我是作为一个被告来不断地读这本书，因为要不断的研究，然后把这本书在法庭上陈述，所以这本书在中国我是读得最细的，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在 2009年已经故去，我觉得我的生命跟他生命的一部分息息相关，听到他故去的消息，我真的是觉得我生命的一部分离开了，我开始老去了。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最有感情的，不仅仅是为文学，而且为我个人。
BQ：为什么会如此推崇这本书？
ZH：我一开始看就觉得这本书的想象力，创造力都太牛了。一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国王的能力，说明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一个在塞尔维亚生活的人他能够凭着自己的想象力，穿越世界，真是很了不起的事。今天我们写穿越，无非是穿越到康雍乾三代。但是帕维奇简直是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小说的力量所在，莫言兄叫“讲故事的人”，而帕维奇讲的故事是我们大家很难想象的。
BQ：所以想象力是不可复制的吗？
ZH：想象力这个是不可复制。一个人创造世界的能力，好像给一个支点，他能把这个东西弄起来，这事太难了。同时帕维奇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底蕴，他穿越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各种文明之间。在中亚到巴尔干广袤的土地，那些文明都留下过痕迹，他就把那些文明都写在书中。这本书你可以随机的从哪个地方都可以，这是后现代最好的特点。就跟看辞典一样，你会从这个词看到另外一个词，另外的词又引你进到这个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另外一个故事。
BQ：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后现代风格吧？
ZH：《哈扎尔辞典》了不起的地方是告诉你纯文学是什么。这本书跟我相遇以后，我真是感觉到它这种开放性、多元化恰恰是后现代文化一个最大的特色。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有完整的开头结尾。后现代就是开放多元，糊里糊涂，但是糊里糊涂里边有它独特的让你能够感受到的力量。现代主义之后有很多复杂的技巧，但复杂技巧再多，还是虚构一个人一个故事，总的来说还是有个故事框架。《哈扎尔辞典》的独创性在于一本小说是一个辞典。辞典是什么？记录你的语言，记录你的文明。
BQ：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会不会带来阅读上的困难？
ZH：我身边有人说读莫言兄的书，看三页就绝望了。这个时候你得有点耐心，在这些作品里面不可能一开始就死人了这么有戏剧性。别着急，一点一点你熬住了，最后发现曲径通幽，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原来想的美妙得多。吃惯了红烧肉，那个味道都知道，但是一定要有清粥小菜，多美啊。当然每天吃清粥小菜，也受不了。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大家都红烧肉过饱。
BQ：《哈扎尔辞典》阴阳两本有什么区别吗？
ZH：帕维奇为什么搞阴本、阳本，奥妙在于两本书中文差 11行，西文差 17行。在中文 11行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两本书重新看的时候完全不同。这十几行掺入以后，两本书就改变了，在宗教和魔幻中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