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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的瓷不但充满了佛学禅味，而且还经常以僧人禅院为题作诗词，还多以佛教典故入诗词，可见佛教思想对他诗词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从苏轼受佛教思想的渊源、苏轼诗词中佛学和佛典为线索分析佛教思想在苏轼诗词中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诗词;佛学;佛典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留下许多不朽诗词篇目，在这些诗词中有大量关于佛教的论述。作为一个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代表，苏轼诗歌创作却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极大影响，引人注目。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渊源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家庭渊源。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的一个极富文学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其弟苏辙亦精于文章，父子三人在文学史被尊称为“三苏”;母亲程氏出身官宦世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般浓重的文化氛围必然使他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极高的文化情操与修养，因而能够比别人站得更高，全方位、高层次地审视着社会与人生。同时，苏轼生活在佛教繁盛的四川眉州，依傍着佛教圣地峨眉山，全家都浸染在佛教文化大氛围，家庭的传统信仰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苏轼人生信仰的选择。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人生渊源。启蒙期间，寄居在佛寺读书的苏轼进一步接触了佛学。苏轼在他的《众妙堂记》中说道：“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苏辙《龙川志略》中“予幼居乡闾，从子瞻读书天庆观”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苏轼兄弟所说的天庆观，就是三峰寺。在香火繁盛的三峰寺学习期间，苏轼不仅在性情上收到佛学熏陶，还研习了《维摩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除此之外，苏轼一生中还多与僧侣交往，他曾自豪的说道：“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九十”。这也说明了苏轼对佛教文化向往和认同。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社会渊源。隋唐以后三教合流，以“齐家治国，兼济天下”为追求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开始出现佛、道的思想因素，这也使传统的士大夫的价值选择趋向多样和反复，苏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年苏轼虽然倾心于佛学，但多是出于文学思考的需要，骨子里仍是支持士大夫的理想，苏轼少时作文多重史论、策论，是应举入仕的需要，被后代八股写作所推崇，甚至北宋有流行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由此可见，当时苏轼热心社会政治，希望完成“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理想，这时，佛教思想并不是他思想的主流。然而，苏轼傲骨奇坚，从不苟同，在王安石改革中受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攻击，仕途坎坷;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一再受到贬谪，在偏远荒芜的岭南之地度过晚年。积极的政治热情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浇灭，在宦海沉浮中感受到人情冷暖和命运无常，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治事实面前，理想变成苦闷的源头，苦海飘零，唯有佛教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使他在心内平衡中得到了寄托，又能在尘世中求得一片净土。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佛学入诗词，二是佛典入诗词。
佛学入诗词
苏轼少时研习佛经，成年后更是倾心佛学，“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就算在贬谪之路也多寄居佛寺，與会禅师，可以说是佛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苏轼在其诗词中绝不缺少佛学思想，其中以《楞严经》和《维摩经》思想最为常见。
《楞严经》，大乘佛教经典。苏轼多次以其中“迁变无常”入诗词，在跌宕起伏的仕途中，苏轼可谓是尝遍世间冷暖，对世事无常有着特别的感触。在苏轼的诗词中都可以捕获万物“迁变无常”的片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是苏轼在贬谪时对故人聚散无常的感叹。“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矢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泗州僧伽塔》）则是苏轼在行舟南下时对天气无常的感叹。“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和陶神释》）又是苏轼对自己年岁变迁的感叹。“人生到处知何以，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则是苏轼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感叹。
身世的起伏无常往往带来孤独的苦闷，而寄心于佛学的苏轼却已找到让拯救自己的稻草。
《维摩经》又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其中《维摩经》观众生品第七：“维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众生为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如热时焰，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坚，如电久住……’直言依幻执之身心，定立人我分别，一切贪嗔痴炽盛，则生无量的烦恼痛苦生死流转。一切身见，心见，一切烦恼，无一不是依此幻身幻心而生，皆是妄想安立，若能体悟万法如幻，则离一切生灭轮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在变迁无常的世事中，若任运随缘，顺其自然，便能获得一份安逸闲适。”于是苏轼便发出解脱的心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若使人人祷輒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我以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
佛学入诗词
苏轼熟悉佛典，其诗词不但充满了佛学禅味，而且还经常以僧人禅院为题，还多用佛教典故入诗词。这些佛教典故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畅诉佛学而使用，还为了表现自己的情感意志、人生际遇和世俗风貌。其中对《维摩经》典故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妙笔生花。苏轼并不是直接运用佛典意向表达，而是在借助的基础上融合贯通，苏轼在“虽无孔方兄，颇有法喜妻。”（《赠王仲素寺丞》）用了《维摩经》佛道品第八：“法喜以为妻，慈悲为男女。”典故来表现自己对佛法的青睐。
佛法无边，佛教经典中哲学智慧是广阔的，对佛教经典的解读也是难有终结的;苏轼对佛教思想领悟极深，对苏轼诗词中佛教思想的解读也众说纷纭，因人而异的。前人已逝，后人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窥得一斑。
参考文献
[1]黄昭寅.论佛教对苏轼思想及人生态度的影响[J].现代语文，2006（1）.
[2]梁银林.苏轼诗与楞严经[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吴虹憓（1992-），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海南省海口市，职称无，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史。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关键词：诗词;佛学;佛典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留下许多不朽诗词篇目，在这些诗词中有大量关于佛教的论述。作为一个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代表，苏轼诗歌创作却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极大影响，引人注目。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渊源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家庭渊源。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的一个极富文学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其弟苏辙亦精于文章，父子三人在文学史被尊称为“三苏”;母亲程氏出身官宦世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般浓重的文化氛围必然使他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极高的文化情操与修养，因而能够比别人站得更高，全方位、高层次地审视着社会与人生。同时，苏轼生活在佛教繁盛的四川眉州，依傍着佛教圣地峨眉山，全家都浸染在佛教文化大氛围，家庭的传统信仰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苏轼人生信仰的选择。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人生渊源。启蒙期间，寄居在佛寺读书的苏轼进一步接触了佛学。苏轼在他的《众妙堂记》中说道：“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苏辙《龙川志略》中“予幼居乡闾，从子瞻读书天庆观”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苏轼兄弟所说的天庆观，就是三峰寺。在香火繁盛的三峰寺学习期间，苏轼不仅在性情上收到佛学熏陶，还研习了《维摩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除此之外，苏轼一生中还多与僧侣交往，他曾自豪的说道：“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九十”。这也说明了苏轼对佛教文化向往和认同。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社会渊源。隋唐以后三教合流，以“齐家治国，兼济天下”为追求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开始出现佛、道的思想因素，这也使传统的士大夫的价值选择趋向多样和反复，苏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年苏轼虽然倾心于佛学，但多是出于文学思考的需要，骨子里仍是支持士大夫的理想，苏轼少时作文多重史论、策论，是应举入仕的需要，被后代八股写作所推崇，甚至北宋有流行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由此可见，当时苏轼热心社会政治，希望完成“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理想，这时，佛教思想并不是他思想的主流。然而，苏轼傲骨奇坚，从不苟同，在王安石改革中受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攻击，仕途坎坷;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一再受到贬谪，在偏远荒芜的岭南之地度过晚年。积极的政治热情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浇灭，在宦海沉浮中感受到人情冷暖和命运无常，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治事实面前，理想变成苦闷的源头，苦海飘零，唯有佛教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使他在心内平衡中得到了寄托，又能在尘世中求得一片净土。
苏轼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佛学入诗词，二是佛典入诗词。
佛学入诗词
苏轼少时研习佛经，成年后更是倾心佛学，“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就算在贬谪之路也多寄居佛寺，與会禅师，可以说是佛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苏轼在其诗词中绝不缺少佛学思想，其中以《楞严经》和《维摩经》思想最为常见。
《楞严经》，大乘佛教经典。苏轼多次以其中“迁变无常”入诗词，在跌宕起伏的仕途中，苏轼可谓是尝遍世间冷暖，对世事无常有着特别的感触。在苏轼的诗词中都可以捕获万物“迁变无常”的片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是苏轼在贬谪时对故人聚散无常的感叹。“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矢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泗州僧伽塔》）则是苏轼在行舟南下时对天气无常的感叹。“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和陶神释》）又是苏轼对自己年岁变迁的感叹。“人生到处知何以，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则是苏轼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感叹。
身世的起伏无常往往带来孤独的苦闷，而寄心于佛学的苏轼却已找到让拯救自己的稻草。
《维摩经》又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其中《维摩经》观众生品第七：“维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众生为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如热时焰，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坚，如电久住……’直言依幻执之身心，定立人我分别，一切贪嗔痴炽盛，则生无量的烦恼痛苦生死流转。一切身见，心见，一切烦恼，无一不是依此幻身幻心而生，皆是妄想安立，若能体悟万法如幻，则离一切生灭轮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在变迁无常的世事中，若任运随缘，顺其自然，便能获得一份安逸闲适。”于是苏轼便发出解脱的心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若使人人祷輒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我以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
佛学入诗词
苏轼熟悉佛典，其诗词不但充满了佛学禅味，而且还经常以僧人禅院为题，还多用佛教典故入诗词。这些佛教典故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畅诉佛学而使用，还为了表现自己的情感意志、人生际遇和世俗风貌。其中对《维摩经》典故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妙笔生花。苏轼并不是直接运用佛典意向表达，而是在借助的基础上融合贯通，苏轼在“虽无孔方兄，颇有法喜妻。”（《赠王仲素寺丞》）用了《维摩经》佛道品第八：“法喜以为妻，慈悲为男女。”典故来表现自己对佛法的青睐。
佛法无边，佛教经典中哲学智慧是广阔的，对佛教经典的解读也是难有终结的;苏轼对佛教思想领悟极深，对苏轼诗词中佛教思想的解读也众说纷纭，因人而异的。前人已逝，后人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窥得一斑。
参考文献
[1]黄昭寅.论佛教对苏轼思想及人生态度的影响[J].现代语文，2006（1）.
[2]梁银林.苏轼诗与楞严经[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吴虹憓（1992-），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海南省海口市，职称无，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史。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