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美國舊金山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槍殺案件，美籍華人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在其住宅車庫遭歹徒伏擊不幸遇害。消息傳開，海內外華人社會大為震驚。因死者生前著有披露國民黨內幕的《蔣經國傳》，此案遂被疑為政治謀殺，臺灣當局因此被推上風口浪尖，成為輿論焦點；一些在美國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義的華人學者，專門成立了“為劉宜良伸張正義委員會”，強烈要求有關當局徹查兇手，公佈真相，是為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
　　江南，江蘇靖江人，1949年去台，先後在臺灣“國防部政治部幹部訓練班”及“政工幹校”受訓，後進入新聞界擔任記者。1967年以《臺灣日報》特派員身份派駐美國，以“江南”筆名發表文章，打開美國華人圈，1974年加入美籍。在美期間江南寫作出版《蔣經國傳》，引起海外華人社區很大反響，但在臺灣因“對政府及領導人的負面形象報道”而被列為禁書。1983年7月，美國《加州論壇》開始連載修改的《蔣經國傳》，臺灣方面為此動用多方關係加以勸阻。1984年夏，江南發表訪問吳國楨的訪談文章《吳國楨八十憶往》，並有寫作《吳國楨傳》的進一步打算。由於吳國楨與蔣家父子在1950年代的矛盾關係，文章內容自是對小蔣有負面的評價。臺灣有關方面對江南的不識抬舉與忤逆大為惱怒，台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決定加以懲處，選擇並親自授意黑道竹聯幫頭領陳啟禮執行這一任務。選擇竹聯幫，是因為竹聯幫在美國發展有組織，行動方便，萬一失手，可脫離干係。
　　1984年9月陳啟禮銜命潛往美國，經密謀策劃，指派屬下吳敦和董桂森具體充當殺手。吳、董行兇得手後，陳啟禮向臺灣電話報告任務完成，汪希苓要三人立即返台。陳擔心回台後被殺人滅口，錄下兩卷錄音帶敘述事情經過，囑吳、董兩人交給在美信任的人。10月22日，陳啟禮三人回到臺灣，兩天后汪希苓約見陳啟禮，並拿出兩萬美金作為獎勵，陳予以婉拒，表示自己不是職業殺手，純粹是為國家效勞。此後不久，臺灣安全部門統領的警署展開旨在清除全台黑幫的一清專案，即“打黑”行動，陳啟禮與吳敦先後落入法網，董桂森則逃匿他國，陳被捕時聲稱自己乃情報局秘密特務，並出示證明，但與情報局多有過節的警署不予理會，堅持將陳捕押，警方同時在陳家搜出陳在返台機上所寫的此次行動報告，於是得知陳啟禮等涉及江南命案。蔣經國得悉陳啟禮等涉及江南命案的報告，極為震怒，認為“太不可思議了”，下令“依法辦理！”
　　美國的竹聯幫人員對陳啟禮的被捕大為不滿，向台提出以錄音帶作為交換條件，換取竹聯幫分子在“打黑”行動中的一些特權，被台安全部門首腦汪敬煦拒絕，於是便將錄音帶交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汪希苓等人直接涉入江南案的證據便落入美國手中。美國朝野一片譁然，媒體開始大肆筆伐臺灣政府，對臺灣情報部門公然在美國槍殺美國公民的罪行表示極大的憤怒，國會議員對臺灣當局的作為也大為不滿，甚至要求根據美國有關法律條款停止向台出售武器。臺灣形象因此蒙受重大打擊，美台友好急速降溫，雙邊關係岌岌可危。
　　臺灣情報部門涉及海外謀殺，且發生在關係最為重要的盟友美國，蔣經國感受到了此案的極為嚴重性，將此一事件與數年前美台斷交相提並論，對黨內高層沉重說道：“中美斷交我處理，現在劉宜良案我亦負責處理。中美斷交錯在美，吾人理直，而劉案理不直，處理事難上加難、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下令將涉入此案的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情報局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三人解除職務，交軍法偵辦，並成立由黨、政、軍高級別人員組成的五人專案小組，負責調查江南命案，隨時向他報告進展。與此同時，海內外媒體不斷報出蔣經國次子“太子党”蔣孝武涉案的傳聞，蔣孝武則極力予以否認。
　　1985年1月27日五人專案小組決定起訴汪希苓三人。五人小組力圖將政府責任與此案切割撇清，對外宣稱，捲入江南命案是情報局“個別官員的獨立行動”，也就是一起“孤立事件”，臺灣當局並未參與暗殺。把汪希苓等人的作為定位在刑事被告，課以個人的刑責，而？是職務所為，這就需要一個私人的動機，汪敬煦最後頗為牽強地採用了一個說法，稱汪希苓在美國作特派員期間幹了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劉宜良準備搜集資料把它寫出公之於眾，如是，汪希苓難免要倒楣，以此來作為汪希苓犯案的動機。汪希苓本人對此說則感到又惱又氣，認為他如是因了私人因素而派人殺害劉宜良實在是對他人格的污蔑。但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党國形象，也只好忍聲吞氣，忍辱負重，獨自攬下責任，而不再向上發展，牽涉他人。
　　1985年2月27日，臺北地檢署對陳啟禮、吳敦、董桂森提起公訴。法庭公開審理，《聯合報》把錄音帶內容予以全文刊載，讓民眾得以知曉案發全部過程。4月9日，法院做出如下判決：陳啟禮、吳敦均以共同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緝獲後另行審判。4月19日，台國防部軍法局高等審判庭做出宣判，汪希苓假借公務員職務上之機會共同殺人，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胡儀敏、陳虎門兩人幫助殺人，各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震驚海內外的的江南命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它給臺灣的政治帶來了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美國外交家陶涵在所著《蔣經國傳》中指出：“在臺灣內部，劉宜良命案卻產生深遠、持久的衝擊。李登輝、錢複、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員大為震驚，也深覺羞愧，原本追隨蔣經國多年、已經上了年歲的自由派人士一樣覺得抬不起頭來。一個黨和政權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絕不是他們當年選擇投效國民黨的初衷。”從而意識到這樣的黨已到了必須加以改革與改造的關頭。
　　另有評論認為，這一事件進一步暴露了國民黨政治的腐敗，黨外人士則利用這一事件爭取到了民主的空間，並且讓蔣經國“父業子承”的可能想法化為無形。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蔣經國不得不公開宣佈，蔣家第三代不能也不會進入“接班”人選。翌年春，蔣孝武被外放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再也沒有機會重返權力中樞。
　　但最為根本和重要的是，江南命案使蔣經國再一次沉痛認識到，權力尤其像情報部門這樣擁有無邊權力而沒有限制與制約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和由此引起的國民黨所面臨的政治危機，以及危機帶來的政治改革的緊迫感，於是，痛定思痛，下定決心對情報部門進行了大力整頓與改組，削減、限制了其權力，同時加速了民主改革的步伐。此後不出兩年臺灣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而正式開啟民主化轉型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