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在产与销、买与卖之间，总是有一个群体在控制着茶叶流动的方向。这一群体，便是茶商。在超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同知茶善品、好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相比，他们长期以来都居于末流，饱受冷眼乃至歧视。然而，自明代始，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土壤，孕育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商人组织。其中，以晋商、徽商、粤商、闽商为代表的著名商帮，或翻山越岭，或挂帆济海，掌控着茶叶从南中国向全国乃至海外的流通。
　　他们用敏锐的眼光审时度势，以过人的胆识与智慧经营茶叶，串联起了茶叶生产与消费以及内地与边疆，并且放眼世界，扮演着中外贸易使者和外交使者的双重角色。尽管他们从“牟利”出发，但诚信为本始终是奉行不悖的信仰，而人生的信条亦是仁义当头，每每仗义疏财，乐善好施。而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深植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更是激励着他们挺身而出，担负起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之重，荣辱与共。
　　因此，爬梳中国茶叶商帮的发展脉络，从每个名字背后都能看到一张张鲜活生动的面孔。他们经历的坎坷蹭蹬、兴衰成败以及人生的喜怒哀乐，不仅仅是一部艰辛苦涩的个人奋斗史或充满传奇色彩的创富故事，还是一部充斥着茶香、白银、枪炮与血泪的茶叶商贸史。
　　寂寞的卖茶人
　　在中国，商人古已有之，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统称为“货殖”，孔夫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便是商人，而曾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后泛舟五湖的范蠡更是被后世奉为“商圣”。至于最早贩茶的商人，故纸堆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答案，只有一些模糊的孤单身影零落在幽暗的时间深处。
　　穿过浩淼的历史烟波，回到2000多年前的武阳（今眉山市彭山区）。这座位于川西坝子的小城是水路进入成都的必经之地，岷江的支流府、南二河，到了这里开始交汇，占尽了舟楫之利。河水悠悠，商船鱼贯，桅樯林立，一派繁忙。街市背后是云缠雾绕的山林，丰沛的水汽，肥沃的腐土，是不可多得的宜茶佳境，故《华阳国志-蜀志》云： “南安、武阳皆出名茶。”
　　距离武阳并不远的成都，金池汤城，繁华似锦，赚足了辞赋家的丽辞华章。因为富庶安逸，在成都人的生活里很早就飘溢着茶香。客居于此的王褒，不仅擅长辞赋，而且还是个爱喝茶的主儿。他给家僮写了一份要求非常苛刻的《僮约》，其中就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茶”这两则条款。既然有“买”，就必有“卖”。那些无名无姓的武阳卖茶人，就这样不经意地被写入了文人的只言片语中。
　　至魏晋时代，宜茶的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饮茶之风在宫廷、门阀土族乃至平民阶层日益盛行开来。《广陵耆老传》，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晋元帝时，有个老妇，每天早晨都提着一壶茶，到街市上叫卖，人们争相购买。奇怪的是，老妇从早卖到晚，壶里的茶一点儿都没少。她还把卖茶赚的钱，全都分给穷人乞丐。当地负责维稳的官员（法曹）得知后，就把她抓了起来。孰料，到了夜里，老妇提着茶壶从狱中窗户飞走了。虽是神怪小说，但艺术源于生活，可以肯定的是，晋时已有沿街卖茶的小商贩了。
　　崭露头角
　　入唐后，随着经济中心南移，茶业快速发展，形成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东和江南八大茶区，制茶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茶叶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到唐中叶，茶道大行，茶在城市中更是成为“比屋之饮”。茶虽产自南方，但全国性茶叶消费市场已初具雏形。除了贡茶经由官方机构督制或采办、由产区直供宫廷外，很大一部分茶是通过商业行为来实现流通，销往北方乃至更遥远的边疆地区，茶商开始崭露头角。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所同情的琵琶女，就是嫁给一个茶商。在饱读圣贤书的士人眼中，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仿佛生来就是一种只认钱不认人的“冷血动物”，并且因《琵琶行》的千古传颂而永远被扣上了重利轻情的帽子。换个角度来看，这两句诗亦足以反映出中唐茶叶商贸的活跃。茶作为一种商品属性很强的作物，特别是名优茶，不仅有市场，且利润丰厚，吸引了八方茶商在茶季到来时纷纷向茶区麇集。譬如，在安徽祁门，“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成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赉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唐-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有趣的是，因著述世界上首部茶学巨作《茶经》而闻名的陆羽，被卖茶商家塑造成瓷像，当作神来供奉，顾客每买十件茶具，就送陆羽瓷像一只。如果茶叶生意差，商家还拿开水浇瓷像。这就好比后世生意人供奉关帝爷一样，早在唐時，陆羽就被奉为茶行业的祖师爷，只不过这些商家功利性太强了。
　　茶叶商业的活跃，甚至还产生了一些社会治安问题，令刚到任不久的池州刺史杜牧大伤脑筋。他在写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江淮一带的劫江贼杀人越货，然后进山换茶销赃。到了茶季，各地商人带着绫罗绸缎和金银细软进山交易，这些冒充茶商的贼人得以瞒天过海。有些店肆还助纣为虐，为赃物提供庇护。江贼得茶之后，便堂而皇之地洗白成为平民。可以说，江贼几乎把茶当成了保护伞，还自鸣得意：“以茶压身，始能行得。”（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也就是说，只要随身有茶，就不会被人怀疑。可见，他们的气焰有多么嚣张！
　　除了买茶贩茶，唐季还出现了具盈种性质的茶园主。诗人陆龟蒙可谓是一位出色的茶叶达人，不仅同好友皮光业唱和了20首茶诗，而且还是一个有钱有闲的茶庄园主。他曾“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另据《太平广记》记载，四川九龙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采茶”。
　　既然商人业茶可致富，让朝廷颇“眼红”，欲从中分得一杯羹。于是，自中唐以来，先后实行税茶、榷茶，且时停时复。直到唐武宗时期，榷茶专卖制才真正确立起来，私卖茶，竟成违法行为：“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值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杖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唐宣宗时更甚，每斤茶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茶税业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茶盏走向海洋
　　有宋一代，饮茶之风较之前朝更盛。蔡絛《铁围山丛谈》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注：即宋徽宗赵佶）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从苍头百姓、文人雅士到帝王将相，都热衷于饮茶。于是，在汴梁、临安、成都等大都市中，茶坊、茶肆、茶馆、茶楼、茶铺等茶叶经营场所林立，这在《清明上河图》中都得到了呈现，有些还留名青史：“诸处茶肆，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名。”（《南宋市肆纪》）
　　除了茶馆、茶肆等有固定售茶场所，还有茶摊、茶担及提瓶卖浆的流动小商贩，随时随地提供茶饮：“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刘松年、赵孟頫的画笔，就生动地描绘刻画了小商贩们的形象。
　　同唐代相比，宋代更重视榷茶制度，虽茶法变更频繁，但茶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時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从这些数据，我们也能看到被茶香浸染的大宋风华。然而，大政治家王安石却主张废除榷茶制。他认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议茶法》）于是，他提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
　　劲疾的两宋饮茶之风，也吹到了边疆，深刻影响了辽、金、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生活习惯。以肉、奶为主却匮乏蔬果的饮食结构，让他们对茶有着生理性的依赖，而通过开放边贸口岸、开展茶马互市，成为两宋维护边疆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
　　宋朝颇为重视并鼓励海外贸易，加之发达的造船业，使许多商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沽瀚的海洋，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海商”或“船商”。海上贸易的隆盛，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世界闻名的港口相继崛起，不少海商便是来自这些地方。茶、丝、瓷等大宗商品，随着远逝的风帆，运往海外诸邦，特别是随茶输出的饮茶方式及茶文化，在日本、朝鲜半岛落地生根。返航时，他们运回的是香料、药材、象牙、珍珠等异域宝货。此外，宋廷还会奖励来华贸易的商船，每年在他们启程回国时，市舶司都要拨出约三干贯的专款设宴送行，邀其来年再来。于是，在上述口岸，外商云集，呈现出“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李邴《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盛景。宋廷甚至还为外商们设番坊、修番学，并吸纳部分人为政府官员，如定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就曾被任命为泉州市舶司提举，他的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长达30年。
　　大宋王朝虽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下终结，但以茶、丝、瓷、香药为大宗的海外贸易却在元朝广袤的疆域内愈发勃兴，东南沿海的泉州港由此跻身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
　　从以茶治边到以商治边
　　长期以来，在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四夷几乎是野蛮、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但是，四夷多骁勇善战，且虎视眈眈，扰边不断，当羽翼渐丰变得足够强大时，便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威胁。
　　面对辽、西夏、金的对峙，重文轻武的宋朝在武力上也许难以与其抗衡，但它抓住了茶这一温柔的“武器”。“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宋史》卷二十六），换句话说，农耕文明所孕育的茶是夷人的“刚需”，而马则几乎是游牧民族的标志。于是，我有茶，你有马，特殊的供求关系，使茶成为宋朝至关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为了确保茶马互市有序进行，宋廷还设立了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以茶易马对维护边疆稳定所起到的作用等同于堡垒要塞，而且操作起来十分灵活，直到明代都依然被视作对抗蒙古人的利器。
　　尽管蒙元退守到大漠，但并没有彻底灭亡，仍是心腹大患，尤其是1372年明军在明蒙鏖战中溃败后，明朝深刻意识到蒙古人不可小觑。于是，在边境起伏的崇山峻岭间修起了长城作为屏障，来阻挡蒙古铁骑的侵袭。在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相继建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也称山西镇）、延绥（也称榆林镇）、宁夏、固原、甘肃等9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其中，位于山西及附近就有5个，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长城并非铜墙铁壁，更何况是依山势而建，有高有低，还是有可乘之机的，因而需要派驻兵马来加强防御。
　　俗话说，兵马不动，粮草先行。可以说，粮草是捍卫边疆安全的军需保障。据山西行省奏报，当时大同粮储，需要从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朱元璋的亲信杨宪建议，在大同镇试行“开中制”，即调动商人到边镇交粮，然后用政府给的凭证到相应的盐场换取盐引，并允许把盐卖到指定区域。此举相当高明，既解决了粮草问题，又不劳民伤财，一举两得。
　　众所周知，盐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专控的最重要物资，贩盐获利极高，以至于有人不惜铤而走险贩运私盐，而把专卖权分发给粮商，无异于白白送钱。这批给政府纳米的山西商人就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时，朝廷还实施屯田制，出台优渥的政策鼓励军士及贫民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垦，供应边区的军粮军饷。其中，商屯（又称盐屯）极具吸引力，因为地里长出的粮食就是盐引，就是触手可及的财富，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经商之路。于是，在边镇迎来了一股移民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财经作家王俞现认为，“盐政或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走向更远的边疆
　　他乡遇故知，自古就被视为人生四大喜之一，地缘、亲缘则更加拉近了这些商人的距离。他们四海为家，货通南北，相互帮扶提携，抱团打天下，在长途跋涉的经商途程中，视野不断拓宽，见识不断增长，经验日益丰富，并发现了更多的商机。同时，因山水相连、习俗相近，陕商对晋商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他们常常抱团取暖，携手并进，多地建立的山陕会馆便是他们团结协作的象征。 　　自此，以晋商、陕商为代表商帮在历史的舞台上隆重登场了。满清入主中原后，曾经的边疆相继变成了版图上的“内地”。虽然清初草原并不太平，但更辽阔的疆域，也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商号（由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共同创立）及祁县乔家、榆次常家等一批杰出晋商，更是长袖善舞，头角峥嵘。他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通过向生活在茫茫大草原的牧民运送茶及其它生活必需品，有力地维护了蒙古地区的和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开辟了一条从南方茶区通往蒙古高原直至俄罗斯、跨越万里的茶叶之路，从“边疆”走向更远的边疆，让俄罗斯人的茶炊里总是满溢着暖暖的中国茶香。
　　茶香袅袅，驼铃悠悠。在筚路蓝缕的商旅途程中，他们凭借智慧与胆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大盛魁，乃旅蒙商规模最大者，鼎盛时有员工六七干人，骆驼两万多峰，经营范围也不止于茶，而是“集八方之物，贩九州之货”、“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它以归化（今呼和浩特）为中心，在内地、蒙古（清时外蒙亦在版图之内）、新疆乃至西伯利亚、圣彼得堡、莫斯科，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据传，大盛魁资本实力雄厚得惊人，它的全部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一路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铺到北京。
　　在创富的同时，旅蒙晋商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除了让大草原日益繁荣起来，身为大清子民的一份子，他们还主动为朝廷和政府服务，甚至议政参政。《忻州直隶州志序》云：“我国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信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社会更多的认同与尊重，除了朝廷敕封褒奖，就连很鄙视商人的名士也慷慨地为他们挥毫。
　　无独有偶，后来者居上的徽商也是因贩盐而发家，与晋商相抗衡。当他们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两淮流域后，更是开启了扬州的繁华，从而奠定了中国盐业第一商帮的地位。一时间，“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整个扬州几乎就是徽商的天下。后来，他们也把商业触角伸向了茶叶，许多闻名遐迩、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的著名茶叶老字号都是由徽商创立的，如绩溪人汪锡纯创办的汪裕泰，歙县人吴锡卿、张文卿、谢正安创办的吴裕泰、张一元、谢裕大等等，而在“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业务中，茶也是一大重点。
　　面向大海，一路向南
　　同一马平川的内陆地区相比，福建、广东等南方沿海省份，“地狭人稠，田园不足耕”，地理因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尽管丘陵叠错，森林蓊郁，气候温暖湿润，是盛产佳茗的宝地，但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望海谋生，十居五六”，“以海为生”、“藉海为活”、“以鱼为粮”是该地区普遍的生存方式。
　　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洋资源毕竟还是很有限的。翻波涌浪的大海，虽充满了危险，但在海的另一头也许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南洋，这一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区域，距离闽、粤并不算太遥远，而且这一带，海岛密布，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勾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其坐吃山空，不如奋力搏一把。
　　临行前，他们跪倒在天后娘娘的神像前，凝视着她的慈眉善目，虔诚地敬香叩首，祈求一路顺风顺水。礼毕，他们转身就挂起了船帆，在亲友们不舍的泪眼中驶向了一望无际的海，也驶向了未知的任何命运，渐行渐远。
　　于是，与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齐名的闽、粤人“下南洋”，就在一路向南的风帆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身在异乡为异客，除了用故乡茶来慰藉浓郁的乡愁外，有的人也在当地开设茶行，做起了自给自足的茶叶生意。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海上开展盐、丝、茶、香料等贸易。
　　但是，这一几乎是基于生存本能的出海讨生活，在内敛却又自大的明政府眼中却是“私通海外”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要杀头示众，家人发配充军。明政府所认可的“海外贸易”仅仅只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换句话说，所有来华的外国使臣，都是仰慕中国者，都渴望得到中国之物。因此，不在乎贡多贡少，要的就是臣服在脚下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深谙此道的外商，往往是贡少赐多，厚往薄来。就连郑和七下西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宣扬国威、展示国力、扩展朝贡贸易的“形象工程”。这一传统逻辑，后来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轰开国门后灰飞烟灭。
　　为了遏制海商私人贸易，也出于巩固海防的目的，明朝在辽阔的海疆实施了严厉的海禁，“片板不许下海”，这一禁就是近两个世纪，直到“隆庆开关”。陆上的长城固然可御敌，而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却像一条锁链把明朝牢牢羁绊在了东亚，而西方大航海时代却风头正劲。
　　徐光启说：“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口岸的关闭及苛厉的刑罚，根本无法完全杜绝如火如荼的海上私人貿易，更无法抵抗大航海时代的洪流。
　　起初许多海商各自为政，后慢慢结成贸易集团。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船队，甚至还有武装，在从南洋到日本海广袤的海域里纵横驰骋，或中介，或直接参与，日渐融入由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网。这些海商集团渐成气候，有的甚至发展壮大成一股强大的、足以威胁明朝政府统治的政治军事力量。其中，最庞大的当属郑芝龙领导的郑氏集团。海盗出身的郑芝龙，以闽、台为根据地，控制着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每年都要向他进贡，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海域的安全才得以保证。被明政府招安后，他麾下的海上集团，将游弋在南中国海的海盗集团一举歼灭，并成功地将荷兰人赶出了台湾。
　　十三行茶商沉浮
　　曾一度叱咤风云的郑氏海商家族，随着1683年台湾岛被纳入大清的版图而覆灭。1684年，台湾府正式设立。也正是在这一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并分别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和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海关的设立，标志着延续千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 　　口岸的重开，让这些沿海地区的国际贸易欣欣向荣。这时，距离荷兰人首次将中国茶运往欧洲已过去了70多年，饮茶早已在英、法等国风靡开来，上流社会的绅士小姐都非常痴迷这种来自遥远东方的神奇饮料，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更是深情地讴歌道：“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地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欧洲对茶叶日益增长的需求，让长期垄断茶叶贸易的英国商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清朝会另外一番景象，也许也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战争与危机。然而，历史根本没有如果。1755年，由于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率武装商船直抵宁波，让乾隆对海防表示堪忧。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经过君臣一番商议，清政府决定关闭闽、浙、江口岸，仅留广州一口通商。自此，广州在中国近代商贸史的“一哥”地位开始愈发凸显出来，而清政府特许经营的外贸专业商行“十三行”更是盛极一时。同时，广州作为当时中国茶叶外销的唯一口岸，十三行承担了全国九成以上茶叶出口量及向清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因而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中心。
　　在同外商开展贸易、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十三行的行商中涌现了潘启、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豪商巨富。作为下南洋的“先行者”，福建人在广州早有聚集，并且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有学者考察十三行的15家行，闽籍占了就7人，分别是潘启（同文行）、蔡昭复（义丰行）、伍秉鉴（怡和行）、潘长耀（丽泉行）、叶上林、谢嘉梧（东裕行）、黎光华（资元行）。
　　伍秉鉴可谓是十三行茶商的佼佼者。其先祖曾在福建武夷山，于康熙初年由泉州迁入广州，而且一直都是从事茶叶生意。1792年，怡和洋行正式创办。在伍秉鉴的悉心经营下，怡和行成为十三行中巨擘。他不仅在国内拥有茶园、商铺、房产等产业，还饶有远见卓识，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甚至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1834年，他以2600万两白银（以国际银价换算，相当于今天50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首富，这一数字是当时美国首富的四倍。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统计过近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有6人上榜，伍秉鉴便是其中之一。更加难能可貴的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十三行商人承担了清政府约1/3的赔款，伍秉鉴所占份额最多，计110万。尽管斥了巨资，常年与外商打交道的十三行洋商所换来仍然是“勾结洋人”的骂名。
　　曾富甲天下的十三行，最终随着伍秉鉴的溘然长逝而逐渐走到了尽头。1843年，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后，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优势渐成了强弩之末，十三行的风华亦随之黯淡。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更是将它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彻底毁灭。
　　既广州之后，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口岸，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驶入洋面。在福州，这个离武夷茶产区最近的口岸，曾出现“番船互市顿南台”“干箱万箱日纷至”（清·翁时农《榕城茶市歌》）的运茶繁忙景象。据闽海关统计，1867年，福州有英国洋行15家、美国洋行3家、德国商行2家、银行3家、货栈2家和印刷局3个。1891年，在榕开设的外国洋行数量达到17家，均以茶为最大宗。另据统计数据显示，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约11000万元，其中茶叶为5797万元，占52.7%，而仅从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出口值就占全国总值的35%～44%。福州一跃成为当时世界茶叶贸易第一大港。
　　氤氲的茶香，忙碌的商人，川流的商船，看似繁华，却成为近代中国茶业荣耀最后一抹灿烂的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