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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武士道论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幕藩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并且也奠基了日本近代化转型时期的武士道思想。吉田松阴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份，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吉田松阴 ;日本 ;武士道
吉田松阴，名矩方，字义卿，乳名称作杉虎之助或杉大次郎，养子名吉田寅次郎;生于天保元年8月4日（即公元1830年9月20日），卒于安政6年10月27日（即公元1859年11月21日），日本德川（或江户）幕府统治末年长州藩武士，幕末野心家，日后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1859年死于井伊直弼镇压维新运动尊王攘夷派的“安政大狱”事件中。
一、吉田松阴的早期思想溯源
吉田松阴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山鹿素行创立的山鹿流兵学，山鹿素行开创了山鹿流兵学。1665年山鹿素行批判朱子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学习。大肆批判孔子以后的宋儒为异端。山鹿素行主张儒学始于伏羲、神农，次则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纲常之主。孔子之后如曾子、子思、孟子于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评宋程朱等道学为阳儒阴异端，主张回归孔子之前儒学，并自命是继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他宣扬武士要明心术，尽忠主君，自觉实践人伦之道，严守日常生活礼仪，以儒学道德伦理解释武士道。
为了履行作为兵学教习的职责，吉田松阴自少便师承叔父玉木文之进的严厉教育，学习山鹿流兵法。松阴生父杉百合之助的两位兄弟，继嗣吉田家的长兄大助和继嗣玉木家的幼者弟文之进，亦是学习山鹿流兵法的。吉田家族作为山鹿流（山鹿素行）兵学的师范，代代侍奉于长州藩主毛利家，吉田松阴也被作为长州藩的兵学师范来培养。作为家学的山鹿流兵学对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虽然重视兵学武艺，但是更重视武士的道德修养;二是重视突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特殊性;三是作为兵学师范明确地赋予自己教育主君和教化藩中武士的责任①。松阴11岁时，他给藩主毛利敬亲讲解《武教全书》。1846年，17岁的吉田松阴从山田宇右卫门处获赠《坤舆图识》，开始研究外患的防备。同年摘抄外夷渡来的风说书成《外夷小记》。1848年，19岁吉田松阴开始成为独立的兵学师范，同年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命令扩建藩属学校明伦馆②。
松下村塾是在幕末时期吉田松阴讲学的私塾。1842年（天保13年），松阴的叔父玉木文之进在长州萩城下的松本村设立，松阴也在此学习。1842年（天保13年），松阴的叔父玉木文之进在自宅开设私塾，名为松下村塾。1857年（安政4年），担任藩校明伦馆塾头的吉田松阴继承松下村塾。1858年（安政5年），松阴再度投狱，所以废止。和明伦馆不同的是，松下村塾不问武士、町民的身份，皆可成为塾生。松下村塾存续时间短暂，但是却培养了许多日后主张“尊王攘夷”并在京都活动的维新志士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重量级人物。著名的门下生有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麿、入江九一等。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被称为“识之高杉、才之久坂”，人称“松下村塾之双璧”。二人加上吉田稔麿被称为松阴门下之三秀，再加上入江九一被称为“松下村塾之四天王”。
二、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思想内涵
在吉田松阴看来，忠是士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日本的为臣者或武士孜孜以求的是和主君肝胆相照、死生与共，根本不会发生背弃主君的事情。他甚至犀利地指出：清朝被西方列强欺压以至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完全是因为中国人自身效忠天子、效忠天朝的意识不强烈，立场不够坚定，才会出现很多犹如“墙上芦苇随风倒”的背信弃义者即汉奸，如果清朝臣民誓死效忠天子与天朝，西方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蚕食中国国土和国家利益。按照他的观察和理解，由于当时日本幕府非但未做好辅助天皇处理政事的本职工作，更有甚者妄自尊大，无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君臣关系被僧越和破坏，君臣之义被置于不管不顾的境地，因此，才使日本在西方强国面前国体尽失，颜面丢尽。
人所皆知，日本武士的传统道德就要求武士对主君尽心竭力、忠心耿耿、誓死效忠，正如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在中国，儒教把对父母的服从作为人们的首要义务，而在日本却是把忠放在首位的。”③忠是君臣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如果这个根基松动了，崩塌了，那么兄弟、朋友、夫妇、君臣等其他伦理关系也势必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日本武士道对忠极为重视并将其视为基本要义。吉田松阴认为，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处境与困难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或破坏了人伦中最基本的忠所致。由上可知，吉田松阴一再宣称的臣下对主公的忠诚，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忠诚，其思想基础是日本武士传统道德里的忠。只不过，他把武士的忠进行了扩展，将忠也强加给了所有的日本国民，拓展了忠的适用范围。
死与义勇的问题也是吉田松阴士道论中所涉及的内容。他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本邦以武义为本，中世以来唱武门武士，……吾愿与诸君励志，讲究士道，练磨恒心，使其武道武义不负武门武士之名。”④由此可见，他从武士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出发点，勉励自己的门生为了不站污武门和武士的名誉，大家须当团结一致，共同辅佐和护佑主君、幕府与天皇，他进而声称：不论是幕府将军、藩主、武士还是普通民众，都需树立四个基本信念—效忠天皇、尊敬幕府、关心民众疾苦和抵御外敌入侵。如果抛弃了这些信念，都可被视为大逆不道。此外，吉田松阴也曾指出不管是日本的山川河流，还是后代子孙都是历代天皇祖先流传给我们并在冥冥之中护佑我们的结果，所以，他在反驳世人的俗论—“天皇不是天下唯一的拥有者，天下是所有臣民共同所有的”时责难到：这种看法是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表现。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天皇令武士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武士会毫不犹豫地从容赴死，这种死堪比生;如果武士违逆了天皇的命令苟且偷生，那么这种生难以比肩死。如此一来，死和义勇也就自然成了武士向天皇效忠的具体表现之一。他甚至作文声讨那些面对外敌入侵却毫无作为的将军、大名与老中，讽刺他们未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全力以赴地抵御西方列强的侵扰，责怪他们未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效忠天皇。需要注意的是，吉田松阴还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了义勇问题，他曾指出，如果不肯为主君或天皇舍弃性命，那么虽有武士的名分，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武士;如果能毫不吝惜地把身家性命交给主君或夭皇，那么即便他是农、商、工，即便他没有武士的名分，实质上他也可以被称为武士。可见，他主张为天皇献身不仅是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论释了武士的义勇。所以，死而后已的看法在他的士道论中曾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结论
吉田松阴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维新运动当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萨摩、长州等西南雄藩的下级武士，而各藩之中又以长州藩士最有影响力。他们大都是吉田松阴门下的弟子，思想主张深受吉田松阴的影响。因此明治维新的开展在很大程度可说是基于吉田松阴的思想影响。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的部分对外政策或多或少都有参考吉田松阴所规划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思路，松阴的思想也为日后的大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奠定了根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北京：中华书局.1936
[2]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①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第53页
②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第51页
③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2页
④同上
作者简介：
王东阳（1987.09-）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讲师 从事世界史研究
关键词：吉田松阴 ;日本 ;武士道
吉田松阴，名矩方，字义卿，乳名称作杉虎之助或杉大次郎，养子名吉田寅次郎;生于天保元年8月4日（即公元1830年9月20日），卒于安政6年10月27日（即公元1859年11月21日），日本德川（或江户）幕府统治末年长州藩武士，幕末野心家，日后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1859年死于井伊直弼镇压维新运动尊王攘夷派的“安政大狱”事件中。
一、吉田松阴的早期思想溯源
吉田松阴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山鹿素行创立的山鹿流兵学，山鹿素行开创了山鹿流兵学。1665年山鹿素行批判朱子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学习。大肆批判孔子以后的宋儒为异端。山鹿素行主张儒学始于伏羲、神农，次则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纲常之主。孔子之后如曾子、子思、孟子于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评宋程朱等道学为阳儒阴异端，主张回归孔子之前儒学，并自命是继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他宣扬武士要明心术，尽忠主君，自觉实践人伦之道，严守日常生活礼仪，以儒学道德伦理解释武士道。
为了履行作为兵学教习的职责，吉田松阴自少便师承叔父玉木文之进的严厉教育，学习山鹿流兵法。松阴生父杉百合之助的两位兄弟，继嗣吉田家的长兄大助和继嗣玉木家的幼者弟文之进，亦是学习山鹿流兵法的。吉田家族作为山鹿流（山鹿素行）兵学的师范，代代侍奉于长州藩主毛利家，吉田松阴也被作为长州藩的兵学师范来培养。作为家学的山鹿流兵学对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虽然重视兵学武艺，但是更重视武士的道德修养;二是重视突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特殊性;三是作为兵学师范明确地赋予自己教育主君和教化藩中武士的责任①。松阴11岁时，他给藩主毛利敬亲讲解《武教全书》。1846年，17岁的吉田松阴从山田宇右卫门处获赠《坤舆图识》，开始研究外患的防备。同年摘抄外夷渡来的风说书成《外夷小记》。1848年，19岁吉田松阴开始成为独立的兵学师范，同年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命令扩建藩属学校明伦馆②。
松下村塾是在幕末时期吉田松阴讲学的私塾。1842年（天保13年），松阴的叔父玉木文之进在长州萩城下的松本村设立，松阴也在此学习。1842年（天保13年），松阴的叔父玉木文之进在自宅开设私塾，名为松下村塾。1857年（安政4年），担任藩校明伦馆塾头的吉田松阴继承松下村塾。1858年（安政5年），松阴再度投狱，所以废止。和明伦馆不同的是，松下村塾不问武士、町民的身份，皆可成为塾生。松下村塾存续时间短暂，但是却培养了许多日后主张“尊王攘夷”并在京都活动的维新志士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重量级人物。著名的门下生有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麿、入江九一等。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被称为“识之高杉、才之久坂”，人称“松下村塾之双璧”。二人加上吉田稔麿被称为松阴门下之三秀，再加上入江九一被称为“松下村塾之四天王”。
二、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思想内涵
在吉田松阴看来，忠是士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日本的为臣者或武士孜孜以求的是和主君肝胆相照、死生与共，根本不会发生背弃主君的事情。他甚至犀利地指出：清朝被西方列强欺压以至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完全是因为中国人自身效忠天子、效忠天朝的意识不强烈，立场不够坚定，才会出现很多犹如“墙上芦苇随风倒”的背信弃义者即汉奸，如果清朝臣民誓死效忠天子与天朝，西方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蚕食中国国土和国家利益。按照他的观察和理解，由于当时日本幕府非但未做好辅助天皇处理政事的本职工作，更有甚者妄自尊大，无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君臣关系被僧越和破坏，君臣之义被置于不管不顾的境地，因此，才使日本在西方强国面前国体尽失，颜面丢尽。
人所皆知，日本武士的传统道德就要求武士对主君尽心竭力、忠心耿耿、誓死效忠，正如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在中国，儒教把对父母的服从作为人们的首要义务，而在日本却是把忠放在首位的。”③忠是君臣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如果这个根基松动了，崩塌了，那么兄弟、朋友、夫妇、君臣等其他伦理关系也势必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日本武士道对忠极为重视并将其视为基本要义。吉田松阴认为，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处境与困难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或破坏了人伦中最基本的忠所致。由上可知，吉田松阴一再宣称的臣下对主公的忠诚，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忠诚，其思想基础是日本武士传统道德里的忠。只不过，他把武士的忠进行了扩展，将忠也强加给了所有的日本国民，拓展了忠的适用范围。
死与义勇的问题也是吉田松阴士道论中所涉及的内容。他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本邦以武义为本，中世以来唱武门武士，……吾愿与诸君励志，讲究士道，练磨恒心，使其武道武义不负武门武士之名。”④由此可见，他从武士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出发点，勉励自己的门生为了不站污武门和武士的名誉，大家须当团结一致，共同辅佐和护佑主君、幕府与天皇，他进而声称：不论是幕府将军、藩主、武士还是普通民众，都需树立四个基本信念—效忠天皇、尊敬幕府、关心民众疾苦和抵御外敌入侵。如果抛弃了这些信念，都可被视为大逆不道。此外，吉田松阴也曾指出不管是日本的山川河流，还是后代子孙都是历代天皇祖先流传给我们并在冥冥之中护佑我们的结果，所以，他在反驳世人的俗论—“天皇不是天下唯一的拥有者，天下是所有臣民共同所有的”时责难到：这种看法是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表现。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天皇令武士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武士会毫不犹豫地从容赴死，这种死堪比生;如果武士违逆了天皇的命令苟且偷生，那么这种生难以比肩死。如此一来，死和义勇也就自然成了武士向天皇效忠的具体表现之一。他甚至作文声讨那些面对外敌入侵却毫无作为的将军、大名与老中，讽刺他们未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全力以赴地抵御西方列强的侵扰，责怪他们未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效忠天皇。需要注意的是，吉田松阴还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了义勇问题，他曾指出，如果不肯为主君或天皇舍弃性命，那么虽有武士的名分，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武士;如果能毫不吝惜地把身家性命交给主君或夭皇，那么即便他是农、商、工，即便他没有武士的名分，实质上他也可以被称为武士。可见，他主张为天皇献身不仅是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论释了武士的义勇。所以，死而后已的看法在他的士道论中曾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结论
吉田松阴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维新运动当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萨摩、长州等西南雄藩的下级武士，而各藩之中又以长州藩士最有影响力。他们大都是吉田松阴门下的弟子，思想主张深受吉田松阴的影响。因此明治维新的开展在很大程度可说是基于吉田松阴的思想影响。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的部分对外政策或多或少都有参考吉田松阴所规划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思路，松阴的思想也为日后的大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奠定了根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北京：中华书局.1936
[2]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①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第53页
②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第51页
③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2页
④同上
作者简介：
王东阳（1987.09-）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讲师 从事世界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