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发展变化，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社会文化观念，也显现出其铜镜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时代性特征。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实物证据和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讨论的是战国时期一种纹饰中带有乌、树及变形龙纹的铜镜，大多数人将其命名为“凤乌纹镜”或“蟠螭菱纹镜”，学界亦有称之为“鹦鹉菩提蟠龙纹镜”。究竟哪种说法更加贴切？解读纹饰中所表达的含义，有助于更加严谨地探讨这类铜镜的定名问题。
　　这类铜镜为战国时期铸造，圆形、三弦钮、圆钮座，外围凹面形带一周。外区主纹饰分为地纹和主纹。地纹为圆涡形的云雷纹或者席纹。典型的主纹样是，在地纹之上、钮座外圈，均匀地向外伸出三或四组菱形纹样，延展出卷曲枝杈，伸向外缘，菱形纹样上栖一乌，三组或四组纹样将镜背分为三或四个区域，枝杈末端可见龙首，枝杈盘卷恰似龙身，呈现出龙乌共栖一树的巧妙画面（图1、图2）。这类题材的战国铜镜纹样尚可见多种变化（图3-图5）。
　　以前学者们注意到此镜上的乌纹勾啄，形态似鹦鹉，而鹦鹉又与佛教有关。如玄奘译《称赞净土摄受经》日：“极乐世界净拂土中，常有种种奇妙可爱的杂色众乌，所谓鹅雁、鹫鹭、鸿雁、孔雀、鹦鹉、罗（迦陵）频跏、命玄乌等。如是众鸟昼夜六时，恒共集会，出和雁声，随其类音，宣扬妙法……当知皆是无量寿佛变化所作。”这些鸟通解佛家智慧，宣扬佛法，是佛的化身。观想西方净土时，见鹦鹉等便如见极乐世界。镜中鹦鹉又栖息于一棵树上，于是人们又联想到菩提树这一又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相传，当年释迦牟尼为了创造一种解脱众生的法门，于是来到一棵树叶茂盛的菩提树下，铺草打坐，开始冥思苦想，这便是有名的“菩提悟道”。释迦牟尼战胜了魔王种种的干扰，经过七天澄心净虑的思考，终于在最后一天晨曦初放之时豁然开朗。他从人生死轮回无穷无尽，逆观十二因缘、四谛、五蕴，洞识了人的本质，大彻大悟了。于是学者们将鹦鹉与菩提悟道相结合，推测此树可能为菩提树，遂命名此镜为鹦鹉菩提蟠龙纹镜。
　　但是，现在我们公认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两汉之际，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中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一则，比较可靠的史料是讲东汉初年的情况。《四十二章经·序>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日：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日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在神怪小说盛行的汉代，人们夜梦神人是很正常的。圆梦者显然已有一些佛教知识，有意向佛教方面引申，故促成了汉明帝遣使求取佛经。至于汉明帝遣使的时间，有永平三年、永平七年、永平十年等不同说法，不得详考。但是对佛教东传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民间的传教活动来讲，把初传时间模糊一点，定为两汉之际，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此产生了以下探讨：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记载“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那么， “菩提”这一佛教梵语用词入中国和人们认识到菩提树、鹦鹉与佛教有关也不应早于此时，战国时期的人们更不可能去创造出带有佛教性质的所谓“鹦鹉菩提蟠龙纹镜”。那么此类镜上的纹饰究竟反映了何种寓意呢？我们认为此镜上的树纹或许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所流传的扶桑树。古代世界很多民族都流传着有关树木的神话传说，对此弗雷泽在《金枝>中已有详细论述;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中国远古神话中有关树木的传说也非常丰富，其中扶桑、若木、建木神话最具代表，扶桑为东方神木”。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便是对十日神话传说的记述。
　　《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则是对太阳为金乌化身的说明和解释。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表达了融化于神话之中古代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
　　《玄中记》：“蓬莱之东，岱舆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子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应之。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那么，此类铜镜图案上的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鸟、金乌呢？
　　我们再来看看此类镜上的龙纹饰，极具蛇的形态特征。胡照华《中华神龙》中讲太吴·伏羲，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强盛的氏族部落，曾与女娲氏族部落联姻结盟，伏羲以“大龙”为图腾崇拜，女娲以“小龙”为图腾崇拜，合为一体而共同以“蛇龙”为图腾崇拜。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 “太吴（杜预注：太吴伏牺（羲）氏，凤姓之祖也。有龙端，故认龙名官）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汉书·律历志》载“言疱牺（伏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大义为帝太吴。”这表明太吴与伏羲为凤姓，而以龙为图腾，且以龙名官，自名“龙师”，至于太吴与伏羲是同族或两族，尚有不同见解，但均以“神龙”即“蛇龙”为图腾，却无疑义，当为先后族裔。
　　明确了太吴族的图腾为“蛇龙”后，我们再来就“太吴”作进一步的探讨。战国时代，王权下移，诸侯争霸，在五行思想的流行中，原先统一的天神分化成为东、南、西、北、中五帝。《呂氏春秋·十二纪》把传说中的几位圣王神化，说他们死后都成为主宰一方的天帝，有自己的专职、辅臣、德行、色彩。其中，东方的天帝名太吴，辅臣勿芒，属木德，主春，由于木为青色，故东方天帝又名青帝。五帝中太吴属木德，与树木有一定关系，这有可能间接导致“蛇龙”与树木有一定关系。如果是这样，具有蛇的形态的龙与树木共同出现于一面镜子上，就顺理成章了。太吴为东方天帝，主东方，太吴族的图腾龙在四神中就代表东方位神，而扶桑为东方神木，则此镜上的树应为扶桑树。
　　基于以上对此类铜镜中树纹与乌纹以及树纹与“蛇龙”纹关系的分析，窃以为此镜应命名为“金乌扶桑蛇龙纹镜”，较之其他定名更为确切。期以此文能够引起同仁们对此镜的探讨，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3.胡照华《中华神龙》，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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