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藏族汉语作家的文体意识明显增强,依据有二。其一,部分作家坚守自我的文体阵地,不断地开拓固有文体的新格局、新气象,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为最高的文学追求,也可以说,这些作家固守某种特定文体而意图开创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文学特色。其中代表的作家如立足小说文体写作的次仁罗布、尹向东、达真、格绒追美等,立足诗歌书写的刚杰·索木东、和欣、康若文琴等,立足散文写作的平措扎西、南泽仁。这些作家文学创作起始时间不同,文学成就也各有千秋,共同点是都致力于某一种文体的写作,并且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对特定文体的书写形成了具有自我写作痕迹的特点。概括之,可称之为独擅一体的作家群落。其二,还有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地在各种文体之间跨越,他们并不安于特定的单一文体,试图通过多种文体来展现自我,突破自我,甚至有的作家在同一时期同时使用几种文体来表达自我的文学思考和文学探究,代表性的作家有前期着力于诗歌、后致力于小说创作的阿来,先后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探索的白玛娜珍,游移在小说和散文领域的严英秀,以及同时在诗歌、小说、散文领域并进的扎西才让、王小忠等年轻作家,他们的个人文学创作史都比较丰富,甚至有作家在不同的文体领域皆获得了相当的荣誉。我们可将这种多文体创作的作家称之为众体皆长的作家群落。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有一批年轻的藏族作家也在向多文体的方向迈进,试图开辟全新的创作领地。
文体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的作家创作谈都提到某作家在文学初创期受到某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并在对某些前辈作家的模仿中走向文学创作。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文体影响的话题。文体不只是一种文学写作的体制和规矩,还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思维方式和言语组织行为。同时,文体又不是一种僵化的文学体例,其中也包含着不同阶段的社会意识,体现着特定作家独特的文学建设的努力和探索,因此,文体又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状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文体意识的话,那他(她)的文学创作极有可能走向无所依存、不知所措的状态。如果一个作家具有非常明晰的文体意识,但对文体的自我突破和自我建设缺乏足够的自信和自觉,那他(她)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体方面就会陷入文体重复建设的泥淖。由此来看,作家们面对文体,既要谨慎地选择,寻求适合自身的文学建构方式,又要积极地建设,创建属于自己的开放的文学体式。
侧重独擅一体的当代藏族作家分布比较广泛,共同点是这些作家认为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并且此种文体在他们看来仍然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成长空间。迪庆籍藏族作家和欣多年來致力于诗歌写作,在她看来,只有诗歌才能表达她的情绪、她的关注,只有在诗歌中,她才能饱满地表现自己、展现自我的风采。在香格里拉,她通过诗歌表达自我的山水徜徉之情,表现个体与卡瓦博格之间的乡恋之情;在山海关,她同样通过诗歌表现她的离乡之情,渴望回归故土的强烈情怀,也就是说诗歌已成为她的固有文学思维方式,她的乡语、时语、情语、私语甚至她的行走之语皆通过诗歌表达,可以说生活的一切在和欣的世界中都是诗语、都是诗情。与和欣的文学创作极为相似的是康定籍藏族作家尹向东,他近三十年来一直着迷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总体上看,尹向东的小说主要围绕想象中的莲花胜境夺翁玛贡玛草原和记忆中的康定往事展开叙述。夺翁玛贡玛展现的是尹向东的民族生活的想象,他通过不同人群的草原生活的异同展现民族生活的丰富多彩与融通交流;康定往事是尹向东梳理童年、青年记忆,是他对青葱成长往事的深度解读,体现边地青年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成长历程。尹向东通过小说的虚构来叙述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往日的温馨、岁月的遗痕、成长的焦虑等皆在小说中层次性地波浪式地加以展现,为我们留下了别样的康定文学记事。至于拉萨作家次仁罗布,多年来也是致力于小说创作,涉及范围包括历史小说、现实题材和儿童文学等,展现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及其情感、思想的嬗变,新近发表的《九眼石》《我的汉族爷爷》等小说逐渐超越了他以往西藏书写的藩篱,在更为广大的文化地理空间中彰显新的文化诉求和文学旨趣。以上三位作家皆固守某一种文体,立足现实生活不断地开掘文学世界的新天地,全方位立体式地拓展既有文体的新的表达样式。
众体皆长的作家群落,情况各有不同,相应地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气质。近年来,在尝试多种文体写作的藏族作家中,甘南籍的扎西才让非常突出。他先后采用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等文体进行创作,整体上看,扎西才让众多文体书写皆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即大夏河畔的桑多镇故事,也可以说扎西才让采取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桑多故事,因此,他的各种有关桑多的文体中都有较为统一的故事核,基本思路是以某一个桑多的场景入手,叙述桑多的某一个细节,只不过是小说中展开得较为详尽一些,诗歌中侧重某种情绪的渲染,散文则更为表现桑多的故乡原型,通过这些文体展现出以桑多为圆心的叙述半径。与之构成对照的是西藏作家白玛娜珍的多文体文学书写。早年的白玛娜珍以诗歌为主,着重展现现代知识女性的情感际遇,她满怀激情地讴赞西藏的山水、个人的小情绪,清新质朴,充满青春的气息。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玛娜珍转为小说创作,着力展现当代西藏知识女性的家庭生活,大致与白玛娜珍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思考相关,体现出现代知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彷徨、犹豫与失落,以及无法泯灭的生活热情。本世纪初以来,基于各种原因,白玛娜珍回归家庭,以散文笔法呈现她对家庭、对母族文化的思索,仍然是以现代知识女性的视野来关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从白玛娜珍的创作轨迹,及其文体转向,能够感受到她一以贯之的女性视野的辐散。因此,白玛娜珍在不同文体中表现出来的清新、凌厉、沉稳的特色,是与其人生体验和生活感悟密切相关,但核心的女性质素几乎未曾更改。由扎西才让和白玛娜珍的多文体写作,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藏族作家已不满足于单一文体的持续性书写,他们渴望突破自我的写作瓶颈,试图在多文体的写作尝试中形塑出全新的自我形象,体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希冀。
在当代藏族年轻作家中,在文体方面求新求变的还有甘孜作家雍措和甘南作家王小忠。雍措擅长散文写作,并创设出“凹村”的散文世界。雍措惯于从细处入手,温婉而又细腻地书写内心小我,在内外世界的碰撞中,她选择静待花开花落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但近年来,雍措开始选择小说创作,试图扩大个人的写作空间,新近发表的《窥》(《西藏文学》2019年4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一般而言,戏剧化似乎是小说的天职,冲突是小说的命脉所在,但是雍措的散文化小说似乎在有意识地压缩小说的戏剧性,人物的立体性也遭到消解,重在展现某种情绪,在掐头去尾的场景中营造出特定的情境以推动故事的发展,雍措以散文的笔法营造小说文体,使她的作品徘徊于散文与小说文体之间,或许这是雍措有意为之的结果,也或许是雍措的小说探索未摆脱散文书写的明证。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说明雍措极力逃逸散文边界的文学努力。不同于雍措的文体摸索,王小忠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他在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等方面皆有涉及,且收获颇丰。王小忠的文体多样化和他自觉的文学探索有密切的关系,他渴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句子,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语法,因此,他极尽所能地捕捉生活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他敏感而又好奇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渴望对这些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为此,他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现象采用不同的文学样式,以便于更好地展现自我的理解和思索。但由于关注点太多、兴趣点太过广泛,也使得他不能在特定方面集中精力进行开掘,故而,他的文学品质在某些方面容易流于偏颇,流于平面化。对于像雍措一样求变,像王小忠一样求新的作家而言,文体选择的多样性仅仅是他们求变、求新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这些年轻的作家能潜心研究某一种文体,着力在某一种文体中经营独具特色的某种风韵,而后再扩散文体的类型,估计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文体的选择与文学题材、作家的素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譬如宏大的文学主题适宜采用长篇小说或叙事长诗的文学体式,便于全景观地长镜头地纵深式地展现历史的进程,凸显出作品的时空间美学质素;有些瞬时性的文学感受,一般情况下多采用散文或诗歌的形式加以展现,捕捉刹那间的文学情感闪光点,生成灵魂的瞬间感动。但对于一些经验丰富、准备充足的作家来说,他们会将所看到的题材自觉归并到自己最熟悉的文体类型中,并以特定的文体思维方式对材料进行分析、加工、改造,最终形成适合某一文体的文学素材,如同庖丁解牛一般,“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看到的只是各个部件之间的关联而非是眼前的全牛,即便是心中的牛也是按照某一文体思维所生成的结果。如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乍看起来是对汶川大地震的纪念和记忆,属于灾难记忆的作品,具有警示效用,实际上,《云中记》延续的是阿来一贯的文学思考,所谓的灾难,不仅是天灾,更主要是人祸,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一味的强调自然威力的强大,那人的文明性从何体现呢?阿来的价值恰恰就在对灾难的人祸思考。《尘埃落定》完成后的阿来曾有过一次寻根远足,在行进的过程中,阿来发出了“大地的阶段”的慨叹,看到了青藏高原生态的伟岸与脆弱,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探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机村为中心先后发表了多篇作品,可以说他的思考始终未曾停歇,因此,当他书写《云中记》时,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机村故事的场景中,让灾难一次又一次来临,直至在人力的毁坏和自然伟力的合作下完成了传统村落的轰然退场,当一切归于沉寂后,我们所追慕的“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的诗意场景将只留在记忆中。
因此,对于藏族年轻作家而言,无论是众体皆长(尝)还是独擅一体,最好是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构建属于自己的句子,尽管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而又孤独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留心生活素材,发掘生活质感,不断地将之融汇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加以切磋琢磨,最终让其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花,完成自我的蜕变。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文体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的作家创作谈都提到某作家在文学初创期受到某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并在对某些前辈作家的模仿中走向文学创作。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文体影响的话题。文体不只是一种文学写作的体制和规矩,还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思维方式和言语组织行为。同时,文体又不是一种僵化的文学体例,其中也包含着不同阶段的社会意识,体现着特定作家独特的文学建设的努力和探索,因此,文体又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状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文体意识的话,那他(她)的文学创作极有可能走向无所依存、不知所措的状态。如果一个作家具有非常明晰的文体意识,但对文体的自我突破和自我建设缺乏足够的自信和自觉,那他(她)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体方面就会陷入文体重复建设的泥淖。由此来看,作家们面对文体,既要谨慎地选择,寻求适合自身的文学建构方式,又要积极地建设,创建属于自己的开放的文学体式。
侧重独擅一体的当代藏族作家分布比较广泛,共同点是这些作家认为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并且此种文体在他们看来仍然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成长空间。迪庆籍藏族作家和欣多年來致力于诗歌写作,在她看来,只有诗歌才能表达她的情绪、她的关注,只有在诗歌中,她才能饱满地表现自己、展现自我的风采。在香格里拉,她通过诗歌表达自我的山水徜徉之情,表现个体与卡瓦博格之间的乡恋之情;在山海关,她同样通过诗歌表现她的离乡之情,渴望回归故土的强烈情怀,也就是说诗歌已成为她的固有文学思维方式,她的乡语、时语、情语、私语甚至她的行走之语皆通过诗歌表达,可以说生活的一切在和欣的世界中都是诗语、都是诗情。与和欣的文学创作极为相似的是康定籍藏族作家尹向东,他近三十年来一直着迷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总体上看,尹向东的小说主要围绕想象中的莲花胜境夺翁玛贡玛草原和记忆中的康定往事展开叙述。夺翁玛贡玛展现的是尹向东的民族生活的想象,他通过不同人群的草原生活的异同展现民族生活的丰富多彩与融通交流;康定往事是尹向东梳理童年、青年记忆,是他对青葱成长往事的深度解读,体现边地青年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成长历程。尹向东通过小说的虚构来叙述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往日的温馨、岁月的遗痕、成长的焦虑等皆在小说中层次性地波浪式地加以展现,为我们留下了别样的康定文学记事。至于拉萨作家次仁罗布,多年来也是致力于小说创作,涉及范围包括历史小说、现实题材和儿童文学等,展现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及其情感、思想的嬗变,新近发表的《九眼石》《我的汉族爷爷》等小说逐渐超越了他以往西藏书写的藩篱,在更为广大的文化地理空间中彰显新的文化诉求和文学旨趣。以上三位作家皆固守某一种文体,立足现实生活不断地开掘文学世界的新天地,全方位立体式地拓展既有文体的新的表达样式。
众体皆长的作家群落,情况各有不同,相应地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气质。近年来,在尝试多种文体写作的藏族作家中,甘南籍的扎西才让非常突出。他先后采用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等文体进行创作,整体上看,扎西才让众多文体书写皆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即大夏河畔的桑多镇故事,也可以说扎西才让采取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桑多故事,因此,他的各种有关桑多的文体中都有较为统一的故事核,基本思路是以某一个桑多的场景入手,叙述桑多的某一个细节,只不过是小说中展开得较为详尽一些,诗歌中侧重某种情绪的渲染,散文则更为表现桑多的故乡原型,通过这些文体展现出以桑多为圆心的叙述半径。与之构成对照的是西藏作家白玛娜珍的多文体文学书写。早年的白玛娜珍以诗歌为主,着重展现现代知识女性的情感际遇,她满怀激情地讴赞西藏的山水、个人的小情绪,清新质朴,充满青春的气息。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玛娜珍转为小说创作,着力展现当代西藏知识女性的家庭生活,大致与白玛娜珍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思考相关,体现出现代知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彷徨、犹豫与失落,以及无法泯灭的生活热情。本世纪初以来,基于各种原因,白玛娜珍回归家庭,以散文笔法呈现她对家庭、对母族文化的思索,仍然是以现代知识女性的视野来关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从白玛娜珍的创作轨迹,及其文体转向,能够感受到她一以贯之的女性视野的辐散。因此,白玛娜珍在不同文体中表现出来的清新、凌厉、沉稳的特色,是与其人生体验和生活感悟密切相关,但核心的女性质素几乎未曾更改。由扎西才让和白玛娜珍的多文体写作,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藏族作家已不满足于单一文体的持续性书写,他们渴望突破自我的写作瓶颈,试图在多文体的写作尝试中形塑出全新的自我形象,体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希冀。
在当代藏族年轻作家中,在文体方面求新求变的还有甘孜作家雍措和甘南作家王小忠。雍措擅长散文写作,并创设出“凹村”的散文世界。雍措惯于从细处入手,温婉而又细腻地书写内心小我,在内外世界的碰撞中,她选择静待花开花落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但近年来,雍措开始选择小说创作,试图扩大个人的写作空间,新近发表的《窥》(《西藏文学》2019年4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一般而言,戏剧化似乎是小说的天职,冲突是小说的命脉所在,但是雍措的散文化小说似乎在有意识地压缩小说的戏剧性,人物的立体性也遭到消解,重在展现某种情绪,在掐头去尾的场景中营造出特定的情境以推动故事的发展,雍措以散文的笔法营造小说文体,使她的作品徘徊于散文与小说文体之间,或许这是雍措有意为之的结果,也或许是雍措的小说探索未摆脱散文书写的明证。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说明雍措极力逃逸散文边界的文学努力。不同于雍措的文体摸索,王小忠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他在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等方面皆有涉及,且收获颇丰。王小忠的文体多样化和他自觉的文学探索有密切的关系,他渴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句子,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语法,因此,他极尽所能地捕捉生活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他敏感而又好奇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渴望对这些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为此,他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现象采用不同的文学样式,以便于更好地展现自我的理解和思索。但由于关注点太多、兴趣点太过广泛,也使得他不能在特定方面集中精力进行开掘,故而,他的文学品质在某些方面容易流于偏颇,流于平面化。对于像雍措一样求变,像王小忠一样求新的作家而言,文体选择的多样性仅仅是他们求变、求新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这些年轻的作家能潜心研究某一种文体,着力在某一种文体中经营独具特色的某种风韵,而后再扩散文体的类型,估计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文体的选择与文学题材、作家的素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譬如宏大的文学主题适宜采用长篇小说或叙事长诗的文学体式,便于全景观地长镜头地纵深式地展现历史的进程,凸显出作品的时空间美学质素;有些瞬时性的文学感受,一般情况下多采用散文或诗歌的形式加以展现,捕捉刹那间的文学情感闪光点,生成灵魂的瞬间感动。但对于一些经验丰富、准备充足的作家来说,他们会将所看到的题材自觉归并到自己最熟悉的文体类型中,并以特定的文体思维方式对材料进行分析、加工、改造,最终形成适合某一文体的文学素材,如同庖丁解牛一般,“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看到的只是各个部件之间的关联而非是眼前的全牛,即便是心中的牛也是按照某一文体思维所生成的结果。如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乍看起来是对汶川大地震的纪念和记忆,属于灾难记忆的作品,具有警示效用,实际上,《云中记》延续的是阿来一贯的文学思考,所谓的灾难,不仅是天灾,更主要是人祸,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一味的强调自然威力的强大,那人的文明性从何体现呢?阿来的价值恰恰就在对灾难的人祸思考。《尘埃落定》完成后的阿来曾有过一次寻根远足,在行进的过程中,阿来发出了“大地的阶段”的慨叹,看到了青藏高原生态的伟岸与脆弱,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探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机村为中心先后发表了多篇作品,可以说他的思考始终未曾停歇,因此,当他书写《云中记》时,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机村故事的场景中,让灾难一次又一次来临,直至在人力的毁坏和自然伟力的合作下完成了传统村落的轰然退场,当一切归于沉寂后,我们所追慕的“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的诗意场景将只留在记忆中。
因此,对于藏族年轻作家而言,无论是众体皆长(尝)还是独擅一体,最好是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构建属于自己的句子,尽管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而又孤独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留心生活素材,发掘生活质感,不断地将之融汇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加以切磋琢磨,最终让其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花,完成自我的蜕变。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