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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因导演和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塔洛》等，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在当下中国电影界，万玛才旦是一位有着鲜明艺术个性的导演;在中国藏族文艺界，万玛才旦则是影视界导演行业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影视作品深受藏族民众的喜爱;他在影视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得到了国内外业内人士的高度肯定与赞赏。与其他一些导演拍摄影视作品时取材方式上略有差别的是，万玛才旦导演的影视作品，均改编自他所创作的小说，或者说基本题材和内容就源于他所创作的小说。可以说，万玛才旦是一位自己给自己写剧本的导演。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玛才旦在影视方面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小说创作。尽管影视创作方面的成绩更为显赫，产生的影响也更为广泛;但事实上，相对于影视创作，万玛才旦的小说更能全面深入地表现他的艺术追求和现实思考。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影视作品，而且在艺术表现力度、题材内容关涉的广度和思想认识的深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其影视作品，有些方面甚至更能见出作家的艺术才气和思想锐气。而与其他同时代的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相比，万玛才旦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他的小说创作在当代藏族小说领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为当代藏族文学提供了具有新质的审美因素。这些具有新质的审美因素，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传说”里的精神信仰和心理意识
对藏族传统文化现象和民族心理意识的多方描写和揭示，是当代藏族文学一个最为显著的审美取向。几乎所有生活在藏区的作家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题材和内容，都会以或内隐，或外显的方式在各自的文学世界里加以描绘和表现。这种带有“文化寻根”意味的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风潮。在扎西达娃、色波、通嘎等人的影响下，藏族文学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倾向已经成了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标识性特征。从地域写作出发，从民族历史和现实土壤里发掘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源，关注和书写当下社会的变迁和民族心理意识的转变，以及转变中产生的种种精神冲突与存在困境，已经成了这二十多年来藏族作家的一个写作聚焦点。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既深受民族文化浸润滋养，又深切关注藏区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动向的作家，万玛才旦的创作首要的聚焦点就是，对故乡家园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近距离观察和感同身受地书写。而要完成这一艺术制作过程，对普通民众精神观念和心理意识的描写和表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仅仅从这一点上看，万玛才旦的文化书写和对藏区民众精神心理的描绘与揭示，与其他作家似乎并没有区别。无非就是强调或轻淡或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宗教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与认同。但是，从具体的表现方式来看，万玛才旦却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路数和独出心裁的艺术设计。落实到创作中，万玛才旦最具特色的方面是以带有奇幻色彩和玄幻意味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来达到这一艺术目的。而这一套路和模式源自藏族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传说叙述方式的启发和驱使。
当代藏族作家对藏族纷繁丰厚的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但相比之下，萬玛才旦在这方面似乎更为自然和纯熟。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他有过其他许多作家所没有的翻译实践和文学研究经验。作为藏语言文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万玛才旦的专业方向是翻译，这使得他有机会去接触大量的藏语言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这无疑会使得万玛才旦对藏族传统文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一般的作家来说，阅读此类东西大多会停留在对作品内容的接受与精神意旨的理解，以及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手法的认识等相对显在的方面。但对万玛才旦来说，除了这些层面外，还需要做更为复杂细致的工作。既要从宏观上把握作品的整体框架和主旨，还要在细节上仔细推敲、琢磨。尤其要对语言行文的表达方式和情节描写的具体方式，以及作品的整体氛围和叙述口吻要做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斟酌。在此过程中，他会体会到一些极为珍贵的艺术经验。当他进入到自己的创作状态时，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在翻译时体悟到的一些艺术经验带入其中。万玛才旦曾经搜集翻译过许多藏族民间故事和传说，他应该能够深刻体会到藏族民间文学中表现民族文化现象和心理意识的手段和方式。民间文学从产生机制上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群体性，既它是由生活于一定地域内的广大民众共同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民间文学充分表达和体现的是广大民众的自由无碍的精神和情感诉求，因此它很少受各种已经成为规范体系的知识理念和认识理论的限制，完全是人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而产生的各种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虽然也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却又能够超越现实生活客观规则，是一种带有更多精神意念成分的心理活动。比如乡民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风调雨顺;但天不作美，或有大旱，或遇涝灾，乡民们只好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如此一来也就产生了与劳动生产有关的且带有神奇色彩的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一经产生，反过来就会对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可以推知，具有悠久宗教文化传统的藏族的民间文学更是如此。对于那些只能通过口传的神话、史诗、传说和故事来建构自己思想意识的广大民众来说，民间文学中所包含的具有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说教意味的内容，经过经年累月的熏陶和浸润，也就成了他们认识世界、评价人生、为人处世的种种规范。因此，至少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民间文学特别发达的地域民众或民族群体来说，他们的认识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宗教心理和为人处世的行为习惯，是现实生活与世世代代流传的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他们所听到的那些原本带有幻想成分的民间文学所讲述的种种情形，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是根本无法分清彼此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民众接受民间文学，并按照其中的教化安排人生、建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不断丰富强化民间文学所包蕴的题旨，让它们传之后世。尽管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心理意识已经有所变动，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却依然存在于广大民间社会，依然发挥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和伦理教化作用。这种情形在藏族地区可能更为突出。作为一个对藏族民间文学有过深入研究，且切身体验过乡村牧区生活的艺术创作者来说，万玛才旦切中了民间文学与藏族广大民众日常生活行为和精神心理之间发生联系的节点，以此为入口展开创作，因此他的小说世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气质。 万玛才旦的小说带有很鲜明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审美气息，而他所揭示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观念意识，大多是通过带有民间传说气息的作品来演绎的。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是以通过设置、构建和塑造类似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所常常出现的情节和人物，来完成对藏族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表现和揭示的。在他的众多小说中，代表性的作品大都具有这种审美取向，比如《诱惑》、《流浪歌手的梦》、《岗》、《月亮升起来了》、《寻找智美更登》、《陌生人》、《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等。这些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奇幻色彩。所谓的奇幻，指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方面都具有一些超现实的因素。但这些超现实的因素却又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那就是：它是民众精神心理的一种外化。这种精神心理有着宗教意识做根基，由它“构想”出来的某些情景在现实中可能无法落实兑现，但在民众的心理意识中，它却是一定存在的。《陌生人》中，一个外地人从书本上得知藏地某村有二十一名叫卓玛的女人，于是前来寻找，但却失望而归。从现实层面看，这个故事看上去不那么可靠，但有一点却在藏族民众的心目中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二十一度母（卓玛）的传说。小说正是利用这一具有宗教意味的传说，漫画式地讲述了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现代故事”，同时又揭示了藏族传统文化的某些侧面。《嘛呢石，静静地敲》描述活人与“死人”间的交流，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叙述者的口吻却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传统宗教文化心理这一根基。藏传佛教认为，人死后有一段时间属于转世投胎阶段，用宗教话语说就是“中阴”。在这期间，人还没有完全丧失其灵魂，因此也就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比如梦，与活着的人进行交流。小说充分利用了这一宗教文化心理，表现和揭示了民众的宗教文化意识，以及他们对传统宗教仪轨的尊崇。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多次描述酒鬼洛桑与死者刻石老人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对话既出现在梦中，也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洛桑在嘛呢堆旁的独白。虽然洛桑的独白只是对着嘛呢堆的，但他所说的话语的接受者却是死去的刻石老人。最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所谈论的一切并不是说说而已，他们所希望出现的东西最终都变成了现实。洛桑为刻石老人送食物，并寻找刻六字真言用的工具，刻石老人则很负责地完成了洛桑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小说就是在这种带有强烈的宗教传说色彩的叙述中，完成了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刻画，并以此表现了藏族民众受宗教文化和传统伦理规范影响的生活现实。即使像《死亡的颜色》这样描写爱情和亲情的作品，也巧妙地通过带有奇异色彩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宗教观念对人的精神心理和行为意识的深刻影响。尼玛喜欢卓玛，卓玛也喜欢尼玛，但尼玛的弟弟因精神疾病需要尼玛照顾，因此尼玛迟迟不愿与卓玛结婚。后来，弟弟意外死于车祸，尼玛的情绪很是低落，内心非常自责，更无心与卓玛谈情说爱了。然而，突然有一天，尼玛找到卓玛，说愿意与她马上结婚。卓玛听了很是高兴，在尼玛的要求下答应与他发生关系。卓玛担心婚前怀孕，要尼玛采取避孕措施，不料尼玛说，两人亲热就是为了怀孕。卓玛大惑不解，要尼玛告诉理由。尼玛说，他去上师那里打卦了，他的弟弟今天就会转世投胎到他家，因此他希望与卓玛发生关系并能够让卓玛怀孕。卓玛听了很是失望，觉得尼玛心里只有他弟弟，與她结婚并不是真心爱她。《死亡的颜色》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尼玛与弟弟之间的兄弟情谊，以及尼玛与卓玛之间的爱情关系。但在情节发展到最为关键的节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动力却是看上去有些与整体故事情节不太和谐的轮回转世的宗教观念。这一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安排，同样充分显示了万玛才旦通过极为日常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的心理意识和生活行为，揭示宗教文化和传统道德伦理对民众的深刻影响。像《死亡的颜色》这样设置带有奇异色彩的情节来凸显宗教文化意识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表现方式，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把那些看上去庄重、神圣的东西，融合在细碎琐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意识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态度，这其实是万玛才旦的创作的一个“审美定式”。而这一“审美定式”的根源就是藏族民间文学中的那种叙述腔调所特有的表达方式。
二、现实主义笔触下的草原书写
万玛才旦小说创作中的草原书写，也是其小说世界所营构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重要方面。尽管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了草原生活，也有不少作品把草原作为描写的对象和抒发情感的载体，但当代藏族文学中的草原书写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倾向。考虑到藏族地区的农牧民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且农牧区生活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事实，反映草原生活和表现农牧民心理意识和情感世界的题材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如此一来，那些把草原生活纳入自己写作视野的作家的创作，往往就会显现出题材方面的独特性。万玛才旦的创作在这方面有所努力，而且相比其他一些作家的草原书写，他的那些以草原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有着特别明显的个性特征。
对当代藏族文学中的草原书写做整体考察，可以发现，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审美取向，且基本色调都趋于一致。草原环境，以及以草原为背景的生活，草原上的主人——农牧民，都是被讴歌颂扬的对象。美丽宽广的草原是养育人们的神圣家园，草原上农牧民都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他们有着单纯、质朴、善良的道德品质，他们有着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他们大多都很不适应当代的城镇生活，对草原环境心怀眷恋，对传统生活方式难以割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家则把草原视为精神归宿的象征，在对草原做抽象化的描摹中，表达作家个人对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哲理性认识。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关注草原生活的真实情景，草原只是一个没有现实客观对应物的抽象存在，创作者的目的是表现个人的情与思。这类创作在诗歌和散文中比较多见。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常见的草原书写，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表现的是一些作家对草原生活的理想化描绘，表达了他们对养育家乡父老，承载着深厚记忆和文化积淀的美丽家园的由衷赞颂和感激之情。当然也寄寓了他们对草原美好未来和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毋庸置疑，这类作品是当代藏族文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们的存在，当代藏族文学将会失去一种色彩，而且是一种非常迷人的色彩。但是，也需要对此做一些客观全面的分析。这类书写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却也显露出了被忽略的方面。那就是对草原生活较为严峻的那一面的忽略。这不仅仅是审美方面的单一、雷同，也是对更为复杂多姿生活情状的忽略。当然，这种倾向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作家的个别作品也把关注点转移到了被忽视的那一面，从而呈现了草原生活的另一种情景。这其中，万玛才旦关于草原的书写是最别具一格的。 万玛才旦的草原书写也包含着对美丽家园的赞美之情，也有对草原农牧民质朴、醇厚品质的赞赏，也有对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的肯定，也有对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的颂扬;但万玛才旦还有另一方面的视角。他的视线没有只投射在生活的一个断面上，他以开阔的视野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复杂性。具体说就是，他以冷峻的目光透视草原生活中那些与善良、质朴、宽容、虔诚、勤劳等美好品质混杂在一起的消极因素。《诱惑》、《没有下雪的冬天》、《黯淡的夕阳》、《人与狗》、《牧羊少年的死》、《塔洛》、《草原》等以草原为背景的小说，都表现出了他以开阔的视野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观察草原生活的审美取向。在此类作品中，他一方面描写、表现草原农牧民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和单纯质朴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他没有掩饰草原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面”，没有回避人性的复杂性。《诱惑》以带有奇幻色彩的笔法描述了嘉洋丹增这个少年近乎痴狂的宗教迷恋，从而揭示了宗教意识对藏族民众深刻影响的现实，同时也表现了藏族民众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态度。但小说同样描写了草原民众的一些不良行径，比如仁增旺姆的父亲对嘉洋丹增的辱骂和殴打，仁增旺姆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对嘉洋丹增的“威胁、霸占”。《黯淡的夕阳》里父亲对小女孩的殴打，以及小女孩恐惧、无望的心理和凄凉的生活处境。《人与狗》中，三家人对狗的残暴行径。《牧羊少年的死》里，牧羊少年被家里人冷落而不幸死亡的悲惨遭遇。所有这些都展现了草原生活的另一面，从而也表现了生活本身的纷繁复杂。在这类小说中，《草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精彩之作。它充分体现了万玛才旦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思考生命存在的辩证思维。《草原》的核心主题是表现阿妈措姆笃信宗教的精神寄托和善良、宽厚、仁慈的内在品质。但小说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为了塑造这样一个动人形象而把草原生活浪漫化。相反，在塑造阿妈措姆这样一个完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时，小说也表现了人性当中的一些不良因素。阿妈措姆笃信宗教，尽管自己生活贫困，但依然把自家的牛和羊放生了。前几年放生的牛被邻村的年轻人偷了。后来放生的羊又被人偷了。阿妈措姆很是生气，村长也觉得小偷太过分了，居然连放生羊都不放过，真是作孽。村长决定带着阿妈措姆去邻村问个究竟，因为他觉得大概又是那两个偷过牛的年轻人偷了放生羊。来到邻村，曾经偷过牛的两个年轻人对神山发誓，说自己绝没有偷过放生羊。因为没有证据，村长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阿妈措姆返回村子。后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来阿妈措姆的放生羊被邻村村长的儿子偷了。曾经信誓旦旦的邻村村长感到无地自容，只好领着自己的儿子到阿妈措姆那里去认错赔偿。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明了、线索清晰，在叙述、修辞上没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作品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其观察视野的开阔与冷峻的认识眼光。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地描写了草原生活的斑驳复杂。这就是万玛才旦草原书写的审美取向。前面说过，他的小说也有对草原民众美好纯净心灵世界的赞美，也有对普通民众质朴淳厚品质的刻画和表现，但他同样能够正视他们身上存在的种种不足，并把它们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揭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把广阔遼远的草原抽象化为精神的栖息地，草原的亮丽与阴暗，草原的深沉与死寂，草原的浑厚与茫然，草原的生机与迟缓，草原的阔大与封闭，这一切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这是在其他作家的艺术世界很少能够看到的。
虽然万玛才旦的小说从总体来看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有些小说部分或局部地方，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出现，与他的小说中主人公渴望和追求理想化的生存境地有关。需要说明的是，万玛才旦笔下的理想化的生存境地，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凭空想象之景象。它虽然很理想化，但依然具有现实依据，只不过是生活在困苦境遇中的人们的一种合理的生活追求罢了。《流浪歌手的梦》、《诗人之死》、《神医》、《月亮升起来了》、《敲门声响了》等，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中《流浪歌手的梦》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贯穿始终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梦。歌手次仁弹的一手好琴，有着美妙的嗓音，但他却并不在意自己这些与生俱来的特长，而是倾尽毕生精力去寻找自己小时候梦到的梦境——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尽管他最终并没有找到那个美妙的梦境，但他坚持不懈的追求，却让人对未来征途怀有了一份难舍的渴望。这是万玛才旦小说在冷峻的叙述中散射出的温和的生活暖意。而他的小说也由此在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中，布满了照亮生活前景的星光。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张慧霞：西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汉文编辑部副主任。合编《西藏脱贫攻坚全景录》，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发展论坛》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
一、“民间传说”里的精神信仰和心理意识
对藏族传统文化现象和民族心理意识的多方描写和揭示，是当代藏族文学一个最为显著的审美取向。几乎所有生活在藏区的作家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题材和内容，都会以或内隐，或外显的方式在各自的文学世界里加以描绘和表现。这种带有“文化寻根”意味的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风潮。在扎西达娃、色波、通嘎等人的影响下，藏族文学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倾向已经成了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标识性特征。从地域写作出发，从民族历史和现实土壤里发掘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源，关注和书写当下社会的变迁和民族心理意识的转变，以及转变中产生的种种精神冲突与存在困境，已经成了这二十多年来藏族作家的一个写作聚焦点。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既深受民族文化浸润滋养，又深切关注藏区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动向的作家，万玛才旦的创作首要的聚焦点就是，对故乡家园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近距离观察和感同身受地书写。而要完成这一艺术制作过程，对普通民众精神观念和心理意识的描写和表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仅仅从这一点上看，万玛才旦的文化书写和对藏区民众精神心理的描绘与揭示，与其他作家似乎并没有区别。无非就是强调或轻淡或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宗教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与认同。但是，从具体的表现方式来看，万玛才旦却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路数和独出心裁的艺术设计。落实到创作中，万玛才旦最具特色的方面是以带有奇幻色彩和玄幻意味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来达到这一艺术目的。而这一套路和模式源自藏族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传说叙述方式的启发和驱使。
当代藏族作家对藏族纷繁丰厚的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但相比之下，萬玛才旦在这方面似乎更为自然和纯熟。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他有过其他许多作家所没有的翻译实践和文学研究经验。作为藏语言文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万玛才旦的专业方向是翻译，这使得他有机会去接触大量的藏语言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这无疑会使得万玛才旦对藏族传统文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一般的作家来说，阅读此类东西大多会停留在对作品内容的接受与精神意旨的理解，以及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手法的认识等相对显在的方面。但对万玛才旦来说，除了这些层面外，还需要做更为复杂细致的工作。既要从宏观上把握作品的整体框架和主旨，还要在细节上仔细推敲、琢磨。尤其要对语言行文的表达方式和情节描写的具体方式，以及作品的整体氛围和叙述口吻要做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斟酌。在此过程中，他会体会到一些极为珍贵的艺术经验。当他进入到自己的创作状态时，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在翻译时体悟到的一些艺术经验带入其中。万玛才旦曾经搜集翻译过许多藏族民间故事和传说，他应该能够深刻体会到藏族民间文学中表现民族文化现象和心理意识的手段和方式。民间文学从产生机制上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群体性，既它是由生活于一定地域内的广大民众共同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民间文学充分表达和体现的是广大民众的自由无碍的精神和情感诉求，因此它很少受各种已经成为规范体系的知识理念和认识理论的限制，完全是人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而产生的各种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虽然也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却又能够超越现实生活客观规则，是一种带有更多精神意念成分的心理活动。比如乡民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风调雨顺;但天不作美，或有大旱，或遇涝灾，乡民们只好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如此一来也就产生了与劳动生产有关的且带有神奇色彩的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一经产生，反过来就会对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可以推知，具有悠久宗教文化传统的藏族的民间文学更是如此。对于那些只能通过口传的神话、史诗、传说和故事来建构自己思想意识的广大民众来说，民间文学中所包含的具有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说教意味的内容，经过经年累月的熏陶和浸润，也就成了他们认识世界、评价人生、为人处世的种种规范。因此，至少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民间文学特别发达的地域民众或民族群体来说，他们的认识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宗教心理和为人处世的行为习惯，是现实生活与世世代代流传的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他们所听到的那些原本带有幻想成分的民间文学所讲述的种种情形，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是根本无法分清彼此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民众接受民间文学，并按照其中的教化安排人生、建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不断丰富强化民间文学所包蕴的题旨，让它们传之后世。尽管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心理意识已经有所变动，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却依然存在于广大民间社会，依然发挥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和伦理教化作用。这种情形在藏族地区可能更为突出。作为一个对藏族民间文学有过深入研究，且切身体验过乡村牧区生活的艺术创作者来说，万玛才旦切中了民间文学与藏族广大民众日常生活行为和精神心理之间发生联系的节点，以此为入口展开创作，因此他的小说世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气质。 万玛才旦的小说带有很鲜明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审美气息，而他所揭示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观念意识，大多是通过带有民间传说气息的作品来演绎的。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是以通过设置、构建和塑造类似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所常常出现的情节和人物，来完成对藏族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表现和揭示的。在他的众多小说中，代表性的作品大都具有这种审美取向，比如《诱惑》、《流浪歌手的梦》、《岗》、《月亮升起来了》、《寻找智美更登》、《陌生人》、《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等。这些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奇幻色彩。所谓的奇幻，指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方面都具有一些超现实的因素。但这些超现实的因素却又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那就是：它是民众精神心理的一种外化。这种精神心理有着宗教意识做根基，由它“构想”出来的某些情景在现实中可能无法落实兑现，但在民众的心理意识中，它却是一定存在的。《陌生人》中，一个外地人从书本上得知藏地某村有二十一名叫卓玛的女人，于是前来寻找，但却失望而归。从现实层面看，这个故事看上去不那么可靠，但有一点却在藏族民众的心目中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二十一度母（卓玛）的传说。小说正是利用这一具有宗教意味的传说，漫画式地讲述了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现代故事”，同时又揭示了藏族传统文化的某些侧面。《嘛呢石，静静地敲》描述活人与“死人”间的交流，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叙述者的口吻却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传统宗教文化心理这一根基。藏传佛教认为，人死后有一段时间属于转世投胎阶段，用宗教话语说就是“中阴”。在这期间，人还没有完全丧失其灵魂，因此也就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比如梦，与活着的人进行交流。小说充分利用了这一宗教文化心理，表现和揭示了民众的宗教文化意识，以及他们对传统宗教仪轨的尊崇。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多次描述酒鬼洛桑与死者刻石老人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对话既出现在梦中，也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洛桑在嘛呢堆旁的独白。虽然洛桑的独白只是对着嘛呢堆的，但他所说的话语的接受者却是死去的刻石老人。最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所谈论的一切并不是说说而已，他们所希望出现的东西最终都变成了现实。洛桑为刻石老人送食物，并寻找刻六字真言用的工具，刻石老人则很负责地完成了洛桑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小说就是在这种带有强烈的宗教传说色彩的叙述中，完成了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刻画，并以此表现了藏族民众受宗教文化和传统伦理规范影响的生活现实。即使像《死亡的颜色》这样描写爱情和亲情的作品，也巧妙地通过带有奇异色彩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宗教观念对人的精神心理和行为意识的深刻影响。尼玛喜欢卓玛，卓玛也喜欢尼玛，但尼玛的弟弟因精神疾病需要尼玛照顾，因此尼玛迟迟不愿与卓玛结婚。后来，弟弟意外死于车祸，尼玛的情绪很是低落，内心非常自责，更无心与卓玛谈情说爱了。然而，突然有一天，尼玛找到卓玛，说愿意与她马上结婚。卓玛听了很是高兴，在尼玛的要求下答应与他发生关系。卓玛担心婚前怀孕，要尼玛采取避孕措施，不料尼玛说，两人亲热就是为了怀孕。卓玛大惑不解，要尼玛告诉理由。尼玛说，他去上师那里打卦了，他的弟弟今天就会转世投胎到他家，因此他希望与卓玛发生关系并能够让卓玛怀孕。卓玛听了很是失望，觉得尼玛心里只有他弟弟，與她结婚并不是真心爱她。《死亡的颜色》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尼玛与弟弟之间的兄弟情谊，以及尼玛与卓玛之间的爱情关系。但在情节发展到最为关键的节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动力却是看上去有些与整体故事情节不太和谐的轮回转世的宗教观念。这一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安排，同样充分显示了万玛才旦通过极为日常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的心理意识和生活行为，揭示宗教文化和传统道德伦理对民众的深刻影响。像《死亡的颜色》这样设置带有奇异色彩的情节来凸显宗教文化意识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表现方式，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把那些看上去庄重、神圣的东西，融合在细碎琐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意识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态度，这其实是万玛才旦的创作的一个“审美定式”。而这一“审美定式”的根源就是藏族民间文学中的那种叙述腔调所特有的表达方式。
二、现实主义笔触下的草原书写
万玛才旦小说创作中的草原书写，也是其小说世界所营构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重要方面。尽管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了草原生活，也有不少作品把草原作为描写的对象和抒发情感的载体，但当代藏族文学中的草原书写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倾向。考虑到藏族地区的农牧民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且农牧区生活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事实，反映草原生活和表现农牧民心理意识和情感世界的题材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如此一来，那些把草原生活纳入自己写作视野的作家的创作，往往就会显现出题材方面的独特性。万玛才旦的创作在这方面有所努力，而且相比其他一些作家的草原书写，他的那些以草原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有着特别明显的个性特征。
对当代藏族文学中的草原书写做整体考察，可以发现，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审美取向，且基本色调都趋于一致。草原环境，以及以草原为背景的生活，草原上的主人——农牧民，都是被讴歌颂扬的对象。美丽宽广的草原是养育人们的神圣家园，草原上农牧民都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他们有着单纯、质朴、善良的道德品质，他们有着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他们大多都很不适应当代的城镇生活，对草原环境心怀眷恋，对传统生活方式难以割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家则把草原视为精神归宿的象征，在对草原做抽象化的描摹中，表达作家个人对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哲理性认识。这种书写方式并不关注草原生活的真实情景，草原只是一个没有现实客观对应物的抽象存在，创作者的目的是表现个人的情与思。这类创作在诗歌和散文中比较多见。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常见的草原书写，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表现的是一些作家对草原生活的理想化描绘，表达了他们对养育家乡父老，承载着深厚记忆和文化积淀的美丽家园的由衷赞颂和感激之情。当然也寄寓了他们对草原美好未来和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毋庸置疑，这类作品是当代藏族文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们的存在，当代藏族文学将会失去一种色彩，而且是一种非常迷人的色彩。但是，也需要对此做一些客观全面的分析。这类书写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却也显露出了被忽略的方面。那就是对草原生活较为严峻的那一面的忽略。这不仅仅是审美方面的单一、雷同，也是对更为复杂多姿生活情状的忽略。当然，这种倾向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作家的个别作品也把关注点转移到了被忽视的那一面，从而呈现了草原生活的另一种情景。这其中，万玛才旦关于草原的书写是最别具一格的。 万玛才旦的草原书写也包含着对美丽家园的赞美之情，也有对草原农牧民质朴、醇厚品质的赞赏，也有对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的肯定，也有对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的颂扬;但万玛才旦还有另一方面的视角。他的视线没有只投射在生活的一个断面上，他以开阔的视野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复杂性。具体说就是，他以冷峻的目光透视草原生活中那些与善良、质朴、宽容、虔诚、勤劳等美好品质混杂在一起的消极因素。《诱惑》、《没有下雪的冬天》、《黯淡的夕阳》、《人与狗》、《牧羊少年的死》、《塔洛》、《草原》等以草原为背景的小说，都表现出了他以开阔的视野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观察草原生活的审美取向。在此类作品中，他一方面描写、表现草原农牧民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和单纯质朴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他没有掩饰草原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面”，没有回避人性的复杂性。《诱惑》以带有奇幻色彩的笔法描述了嘉洋丹增这个少年近乎痴狂的宗教迷恋，从而揭示了宗教意识对藏族民众深刻影响的现实，同时也表现了藏族民众虔诚、执着的宗教信仰态度。但小说同样描写了草原民众的一些不良行径，比如仁增旺姆的父亲对嘉洋丹增的辱骂和殴打，仁增旺姆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对嘉洋丹增的“威胁、霸占”。《黯淡的夕阳》里父亲对小女孩的殴打，以及小女孩恐惧、无望的心理和凄凉的生活处境。《人与狗》中，三家人对狗的残暴行径。《牧羊少年的死》里，牧羊少年被家里人冷落而不幸死亡的悲惨遭遇。所有这些都展现了草原生活的另一面，从而也表现了生活本身的纷繁复杂。在这类小说中，《草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精彩之作。它充分体现了万玛才旦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思考生命存在的辩证思维。《草原》的核心主题是表现阿妈措姆笃信宗教的精神寄托和善良、宽厚、仁慈的内在品质。但小说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为了塑造这样一个动人形象而把草原生活浪漫化。相反，在塑造阿妈措姆这样一个完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时，小说也表现了人性当中的一些不良因素。阿妈措姆笃信宗教，尽管自己生活贫困，但依然把自家的牛和羊放生了。前几年放生的牛被邻村的年轻人偷了。后来放生的羊又被人偷了。阿妈措姆很是生气，村长也觉得小偷太过分了，居然连放生羊都不放过，真是作孽。村长决定带着阿妈措姆去邻村问个究竟，因为他觉得大概又是那两个偷过牛的年轻人偷了放生羊。来到邻村，曾经偷过牛的两个年轻人对神山发誓，说自己绝没有偷过放生羊。因为没有证据，村长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阿妈措姆返回村子。后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来阿妈措姆的放生羊被邻村村长的儿子偷了。曾经信誓旦旦的邻村村长感到无地自容，只好领着自己的儿子到阿妈措姆那里去认错赔偿。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明了、线索清晰，在叙述、修辞上没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作品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其观察视野的开阔与冷峻的认识眼光。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地描写了草原生活的斑驳复杂。这就是万玛才旦草原书写的审美取向。前面说过，他的小说也有对草原民众美好纯净心灵世界的赞美，也有对普通民众质朴淳厚品质的刻画和表现，但他同样能够正视他们身上存在的种种不足，并把它们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揭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把广阔遼远的草原抽象化为精神的栖息地，草原的亮丽与阴暗，草原的深沉与死寂，草原的浑厚与茫然，草原的生机与迟缓，草原的阔大与封闭，这一切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这是在其他作家的艺术世界很少能够看到的。
虽然万玛才旦的小说从总体来看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有些小说部分或局部地方，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出现，与他的小说中主人公渴望和追求理想化的生存境地有关。需要说明的是，万玛才旦笔下的理想化的生存境地，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凭空想象之景象。它虽然很理想化，但依然具有现实依据，只不过是生活在困苦境遇中的人们的一种合理的生活追求罢了。《流浪歌手的梦》、《诗人之死》、《神医》、《月亮升起来了》、《敲门声响了》等，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中《流浪歌手的梦》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贯穿始终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梦。歌手次仁弹的一手好琴，有着美妙的嗓音，但他却并不在意自己这些与生俱来的特长，而是倾尽毕生精力去寻找自己小时候梦到的梦境——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尽管他最终并没有找到那个美妙的梦境，但他坚持不懈的追求，却让人对未来征途怀有了一份难舍的渴望。这是万玛才旦小说在冷峻的叙述中散射出的温和的生活暖意。而他的小说也由此在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中，布满了照亮生活前景的星光。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张慧霞：西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汉文编辑部副主任。合编《西藏脱贫攻坚全景录》，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发展论坛》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