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人寻找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时，通常不离口的都是那个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等等。无疑，这属于正确无比的话语。问题在于，自大、锁国之类也要讲资格，不是谁想自大就自大，谁愿锁国便锁国。比如夜郎国自大，至今遭人耻笑，而清朝自傲、自大是有基础的。
　　满族人早期并不自大，入主中原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后来的所谓自大。滋生自大的情绪，是在清王朝彻底巩固了政权的时日，尤其出现所谓的“盛世”景象之后。这种自得情绪，在我们历史上不知被重复过多少次，不只清朝如此。
　　自信、自得、自傲、自大本身，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有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不同的社会背景色彩浸润出它们相应的相异色调。满族人以一个军人数量、社会人口和疆域远远不及明朝，并且政治经济文化都谈不上发达的少数民族打败不可一世的汉族统治者，建立王朝并且将龙椅坐得稳稳当当，还出现了“盛世”，自大一下也是常情。
　　清朝统治者后来为什么自大得蔑视一切？主要在经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这相当了得。今日的美国，以老大自居，它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不过30%。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成绩是骄人的，足可以振奋自己的内心。
　　任何一个有些成就，且又缺乏忧患意识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静，胸中也难免激情涌动，自负自得，把别人看得愚蠢。国家亦如是，不仅仅一个清朝如此。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1756到1763年间的7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要征服的对象。戈德史密斯曾用这样的诗句歌颂他的同胞：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就清朝而言，从繁荣走入闭关是极容易的。说得直白一点，当时的繁荣，本身就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底子，关起门来过日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业的税收。比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两，其中田赋一项为3000万两，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两，只占总收入的9%，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世人常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大国，工农业和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基于此，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加上小农自然经济因素，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出现如此闭关锁国的现象呢？这不能不归咎于清统治者对繁荣和封闭的变态理解。正是这种变态，使繁荣在缺乏忧患意识心态的监控下散漫、畸形地发展。
　　“繁荣”，如果缺乏了忧患意识的提醒，极容易走入闭关锁国。我们以平民之心揣测那时统治者之意，“闭关”绝不是为了失去繁荣，而恰是为了永保繁荣，为了长治久安。一般而言，穷困潦倒可以导致闭关锁国，因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人们就要闭目塞听，不知道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甚至会以为他人比自己惨得很，会以为“世界上
　　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于是人们安分守己，以手加额；繁荣富庶同样可以与闭关为伍，用金钟罩罩住一切，外来的撼动就无计可施，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没有正确忧患意识统率的“繁荣”可以导致自大，自大可以导致闭关，闭关可以导致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
　　不过，清朝统治者也具有忧患意识，闭关锁国就是出于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捍卫，就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势力的防御。然而这个忧患意识是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他们使用的这种自卫，只能孤立自己，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会使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误以为只有自己在前进在发展，不知道别人也在发展，落后了还不自知，别人打上门来才大惊失色。
　　（摘自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历史挖的坑》 作者：李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