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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儿童时代阳光明媚，可我却看不到光辉；晚上独自蜷缩冷被，泪湿枕巾难以入睡……”这是一首留守儿童唱给父母亲的歌。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成本高以及其他原因，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少回来看望自己的孩子。据重庆市一项抽样调査表明：父母1年回家一次的占50.7%，2年回家一次的占17.5%，3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在安徽、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和中西部地区，父母数年不回家的情况比比皆是。
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最大问题，除了造成孩子们的亲情缺失以外，就是监护人缺失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报告2003～2004》，意外伤害成为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全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儿童遭遇溺水、交通事故、跌落、动物损伤、烧烫伤，直接导致10万儿童死亡、40万儿童致残，这里面主要是留守儿童。
2009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广西鞭炮黑作坊童工调査：留守儿童—天只挣一元钱》。11月12日上午8点左右，广西贺州市平桂镇鞭炮厂发生爆炸事故，死伤的13名小学生中，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78%的4人，1名儿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全部是小学在读的留守儿童，其中11名为女生。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
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杨小丽曾在这家黑作坊打过工，每插好1000多个引信，能赚到3角钱，上学前的两三个小时内，她能做好大约3000个引信，可以赚到1元钱；放假的时候，一天她能赚到3元钱左右。杨小丽和其他伤亡的13名孩子一样，都是村里小学的学生，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
她们用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钱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由于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孩子们兜里的零花钱少得可怜，甚至没有，她们只好铤而走险去黑作坊打工赚钱。
不仅如此，在很多农村，一些留守女童被人强奸造成怀孕等严重后果的案件屡见不鲜。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受性侵害的髙危人群。
2002年底，安徽省阜南县公安部门曾破获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大强奸、伤害幼女案”。犯罪嫌疑人苗少勇从2001年开始先后窜至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农村，或用少量金钱、水果引诱，或以问路、送信、找人为借口，将6～14岁的女童骗至桥下、草丛、庄稼地，实施强奸。两年时间作案20起，受害女童达20人，其中1名6岁女童惨遭杀害。
2009年，鄂西北某村一个12岁的女孩，因母亲去世后辍学回家，父亲外出打工，她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她和村里几个女孩被骗到外地一个路边餐馆打工，她一去就被软禁，老板逼迫她卖淫。和她一起受骗出去的5个女孩都是留守儿童，最大的16岁，最小的年仅12岁。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2008年，广东省审理的猥亵、强奸女童的案件就有300多宗，其中大多是留守儿童。据西部某地检察院统计，2007～2009年，该院辖区9个基层院共起诉性侵害留守女童案件124件，受害女童多达149人。其中，一个县一年就发生7起教师猥亵、强奸留守女童案，受害女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到3岁。
200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査》作者吴治平女士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血亲’”节目中，呼吁全社会髙度关注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严格学校的教育责任和父母的监护责任。吴治平女士分析了当前针对农村女孩的性犯罪几个特点：
第一类现象：农村留守女孩被性犯罪分子列为首选的赚钱工具。犯罪分子以引诱、欺骗、容留等手段逼迫农村留守女孩卖淫，且手段花样不断翻新。
第二类现象：轮奸留守女孩的现象有上升趋势。一些社会上的年轻“小混混”经常几个人一伙，抓住父母不在家的留守女孩，拉到房间进行轮奸。有一名16岁农村留守女孩和同伴在火车站附近玩，被几个“小混混”瞄住，上前把这个女孩搂住就走，同伴女孩阻拦，“小混混”照着她就打，然后把她也一起拉进私人旅社给轮奸了。
第三类现象：对留守女孩赤裸裸的性犯罪日趋严重，有的手段触目惊心。有一个美容美发厅，店里的服务员都是从农村骗来的留守女孩，有的初中还没毕业。有一个留守女孩先被骗来被迫卖淫后，他们又逼她打电话，以介绍工作为名将她的表姐、表妹骗出来，姐妹三人都在一个美容厅里卖淫。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手韩红一份名为《加强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教育和保护》的政协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韩红在这份提案中指出，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中以留守女孩居多。由于家庭、学校及社区缺乏对留守女孩的有效保护以及性安全教育，留守女孩遭受性侵的案件屡有发生，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一年后，韩红做客“人民”网嘉宾访谈，指出：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保护成了特别大的问题，一些案例让人触目惊心。社会各界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生理的健康问题，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合法权益。让她们健康成长，这不仅关系到她们的未来，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湖南女作家阮梅在她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留守儿童一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带有巨大的冲击力。监护人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许多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溺水、触电、车埚、被拐卖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
从2006年开始，阮梅历时3年，跨越湖南、四川、广西、安徽等打工省份，就留守孩子托人“代管”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思考，尖锐地指出了“代管状态”下很多想不到的危险，常常会悄悄逼近一个个幼小的生命。
“妈妈，妈妈，……”2008年，一个寒风呼号的冬夜，在四川省沱江边的居民忽然听到呼啸的风声里夹杂着一个女孩儿凄厉的哭声。
第二天早晨，住在河边的几户人一起来到河边，他们看到的是河边漂浮的一具女尸。经警方初步认定，女孩儿只有十四五岁，自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女孩的尸体打捞上来后，在沱江河堤坝上搁了三天都没有人来认领。当地民警到附近的学校排査，才搞清楚死者正是学校髙二的一名学生，联系到了女孩儿当地唯一亲人——姑母。
尸检后，发现女孩儿已怀有身孕。死去的女孩叫玲儿。
玲儿5岁时，父母出门打工，后因长期分居，感情出了问题，离异后孩子判给了父亲。父亲再娶，便把孩子交给了姑母代养。
玲儿常常思念母亲。一次，她在电话里向父亲询问起母亲时，父亲抛下一句：“她死了！”玲儿一人在那里手捧电话，泪流满面。
在后来的日子，玲儿喜欢上了班上的一男生，但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玲儿看见他和另一女生在散步。玲儿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
在这时，社会青年辉哥闯进了玲儿的生活。两人一起吃饭，一起去唱歌跳舞，一直得不到母爱的玲儿对辉哥产生了依赖感。恋爱后的玲儿不爱与同学说话，回家后也不理家人，一次生气把姑母家里的暖瓶摔坏后离家出走。自己便住进了一间搭建在乡村水沟边的草棚里。
再以后，玲儿交往的男人开始不固定。在她死前的几晩，有人看见玲儿与不同的男人在草棚里频繁出入。当办案组根据乡亲提供的线索来到草棚时，只见玲儿睡觉的床板巳经塌陷，方便饭盒胡乱丢弃，引得一群蚊蝇狂飞乱舞……
玲儿是到妈妈离家时的船码头投水自尽的。半年后，当玲儿的母亲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要接女儿去深圳读书时，女儿已经不在尘世。
留守儿童之痛，不仅仅是亲情之痛，还成为—个时代之痛，一个民族之痛。
但，有谁能听得见他们微弱的呼声？谁能看见他们伤心的眼神？
（摘自中国发展出版社《世纪关怀——中国农付留守儿童调查》 作者：谭凯鸣）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成本高以及其他原因，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少回来看望自己的孩子。据重庆市一项抽样调査表明：父母1年回家一次的占50.7%，2年回家一次的占17.5%，3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在安徽、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和中西部地区，父母数年不回家的情况比比皆是。
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最大问题，除了造成孩子们的亲情缺失以外，就是监护人缺失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报告2003～2004》，意外伤害成为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全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儿童遭遇溺水、交通事故、跌落、动物损伤、烧烫伤，直接导致10万儿童死亡、40万儿童致残，这里面主要是留守儿童。
2009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广西鞭炮黑作坊童工调査：留守儿童—天只挣一元钱》。11月12日上午8点左右，广西贺州市平桂镇鞭炮厂发生爆炸事故，死伤的13名小学生中，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78%的4人，1名儿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全部是小学在读的留守儿童，其中11名为女生。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
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杨小丽曾在这家黑作坊打过工，每插好1000多个引信，能赚到3角钱，上学前的两三个小时内，她能做好大约3000个引信，可以赚到1元钱；放假的时候，一天她能赚到3元钱左右。杨小丽和其他伤亡的13名孩子一样，都是村里小学的学生，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
她们用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钱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由于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孩子们兜里的零花钱少得可怜，甚至没有，她们只好铤而走险去黑作坊打工赚钱。
不仅如此，在很多农村，一些留守女童被人强奸造成怀孕等严重后果的案件屡见不鲜。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受性侵害的髙危人群。
2002年底，安徽省阜南县公安部门曾破获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大强奸、伤害幼女案”。犯罪嫌疑人苗少勇从2001年开始先后窜至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农村，或用少量金钱、水果引诱，或以问路、送信、找人为借口，将6～14岁的女童骗至桥下、草丛、庄稼地，实施强奸。两年时间作案20起，受害女童达20人，其中1名6岁女童惨遭杀害。
2009年，鄂西北某村一个12岁的女孩，因母亲去世后辍学回家，父亲外出打工，她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她和村里几个女孩被骗到外地一个路边餐馆打工，她一去就被软禁，老板逼迫她卖淫。和她一起受骗出去的5个女孩都是留守儿童，最大的16岁，最小的年仅12岁。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2008年，广东省审理的猥亵、强奸女童的案件就有300多宗，其中大多是留守儿童。据西部某地检察院统计，2007～2009年，该院辖区9个基层院共起诉性侵害留守女童案件124件，受害女童多达149人。其中，一个县一年就发生7起教师猥亵、强奸留守女童案，受害女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到3岁。
200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査》作者吴治平女士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血亲’”节目中，呼吁全社会髙度关注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严格学校的教育责任和父母的监护责任。吴治平女士分析了当前针对农村女孩的性犯罪几个特点：
第一类现象：农村留守女孩被性犯罪分子列为首选的赚钱工具。犯罪分子以引诱、欺骗、容留等手段逼迫农村留守女孩卖淫，且手段花样不断翻新。
第二类现象：轮奸留守女孩的现象有上升趋势。一些社会上的年轻“小混混”经常几个人一伙，抓住父母不在家的留守女孩，拉到房间进行轮奸。有一名16岁农村留守女孩和同伴在火车站附近玩，被几个“小混混”瞄住，上前把这个女孩搂住就走，同伴女孩阻拦，“小混混”照着她就打，然后把她也一起拉进私人旅社给轮奸了。
第三类现象：对留守女孩赤裸裸的性犯罪日趋严重，有的手段触目惊心。有一个美容美发厅，店里的服务员都是从农村骗来的留守女孩，有的初中还没毕业。有一个留守女孩先被骗来被迫卖淫后，他们又逼她打电话，以介绍工作为名将她的表姐、表妹骗出来，姐妹三人都在一个美容厅里卖淫。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手韩红一份名为《加强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教育和保护》的政协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韩红在这份提案中指出，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中以留守女孩居多。由于家庭、学校及社区缺乏对留守女孩的有效保护以及性安全教育，留守女孩遭受性侵的案件屡有发生，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一年后，韩红做客“人民”网嘉宾访谈，指出：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保护成了特别大的问题，一些案例让人触目惊心。社会各界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生理的健康问题，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合法权益。让她们健康成长，这不仅关系到她们的未来，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湖南女作家阮梅在她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留守儿童一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带有巨大的冲击力。监护人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许多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溺水、触电、车埚、被拐卖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
从2006年开始，阮梅历时3年，跨越湖南、四川、广西、安徽等打工省份，就留守孩子托人“代管”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思考，尖锐地指出了“代管状态”下很多想不到的危险，常常会悄悄逼近一个个幼小的生命。
“妈妈，妈妈，……”2008年，一个寒风呼号的冬夜，在四川省沱江边的居民忽然听到呼啸的风声里夹杂着一个女孩儿凄厉的哭声。
第二天早晨，住在河边的几户人一起来到河边，他们看到的是河边漂浮的一具女尸。经警方初步认定，女孩儿只有十四五岁，自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女孩的尸体打捞上来后，在沱江河堤坝上搁了三天都没有人来认领。当地民警到附近的学校排査，才搞清楚死者正是学校髙二的一名学生，联系到了女孩儿当地唯一亲人——姑母。
尸检后，发现女孩儿已怀有身孕。死去的女孩叫玲儿。
玲儿5岁时，父母出门打工，后因长期分居，感情出了问题，离异后孩子判给了父亲。父亲再娶，便把孩子交给了姑母代养。
玲儿常常思念母亲。一次，她在电话里向父亲询问起母亲时，父亲抛下一句：“她死了！”玲儿一人在那里手捧电话，泪流满面。
在后来的日子，玲儿喜欢上了班上的一男生，但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玲儿看见他和另一女生在散步。玲儿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
在这时，社会青年辉哥闯进了玲儿的生活。两人一起吃饭，一起去唱歌跳舞，一直得不到母爱的玲儿对辉哥产生了依赖感。恋爱后的玲儿不爱与同学说话，回家后也不理家人，一次生气把姑母家里的暖瓶摔坏后离家出走。自己便住进了一间搭建在乡村水沟边的草棚里。
再以后，玲儿交往的男人开始不固定。在她死前的几晩，有人看见玲儿与不同的男人在草棚里频繁出入。当办案组根据乡亲提供的线索来到草棚时，只见玲儿睡觉的床板巳经塌陷，方便饭盒胡乱丢弃，引得一群蚊蝇狂飞乱舞……
玲儿是到妈妈离家时的船码头投水自尽的。半年后，当玲儿的母亲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要接女儿去深圳读书时，女儿已经不在尘世。
留守儿童之痛，不仅仅是亲情之痛，还成为—个时代之痛，一个民族之痛。
但，有谁能听得见他们微弱的呼声？谁能看见他们伤心的眼神？
（摘自中国发展出版社《世纪关怀——中国农付留守儿童调查》 作者：谭凯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