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曾被称为当代文学的“偷袭者”。也许，只有将麦家的写作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背景中，麦家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才能看得更加清晰。2002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解密》在经历了17次退稿之后终于在《当代》（2002年第6期）刊登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当年，《解密》即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2004年，这部作品就进入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名单（当届茅盾文学奖正式宣布之前公布了由23部作品组成的入围名单）。2008年，麦家凭着出版于2003年的《暗算》而摘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众多同龄作家中，麦家属于迟到者。80年代，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借着先锋文学潮流而大出风头之际，麦家仍籍籍无名。但在茅盾文学奖上，麦家却捷足先登。而且，随着《暗算》等谍战剧的火爆成功，麦家也迅速获得了阅读市场的畅销认可，以及海外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力。
　　讨论麦家的逆袭，应看到新世纪网络文学的崛起对类型文学象征资本产生的增值效应。9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经历市场化的转型，80年代那种以文学期刊、出版社和作协系统为中心的文学体制发生了变化，直接面对市场的出版公司策划的通俗类型文学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市场化趋势催生了大量畅销作家、作品。此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凤仪财经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文丛”、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朔文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废都》等，都曾风行一时，或引发巨大争议。此外，诸如“布老虎”“新生代”“晚生代”“女性主义写作”等命名的丛书也备受关注。这些现象都说明，90年代文学已经渗透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因素。90年代文学图书的市场化进程无疑改变了大众文学阅读的图景，但尚不能改变文学评价的标准。进入21世纪以后，网络文学的出现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文学评价的尺度。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类型文学的价值获得了更普遍的重视。显然，网络文学正是以类型文学为板块进行自我呈现的，网络文学的产业化也极大地推动了类型文学的多样化和批量生产。在网络文学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所熟知的类型文学无非武侠、言情、商战、官场、历史、科幻、侦探、悬疑、推理等可数的几种，但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得玄幻、穿越、仙侠、灵异、竞技、耽美、二次元等前所未有的小说类型得到海量涌现。从写作、传播及业态看，我们可以说网络文学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但从叙事模式及文化功能看，网络文学可能只不过是通俗文学在网络时代找到的新形式。然而，网络文学以其巨大的市场占有量逼使以现代性为评价标准的纯文学观不得不有所调整，客观的结果便是通俗文学在评价体系中的升格和雅化。网络文学的崛起在改变当代读者的阅读趣味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标准，它迫使传统“纯文学”扩大自身的边界，通过容纳异质性获得新的平衡。
　　在此背景下反观当代文学批评界对麦家的接受，是饶有趣味的。90年代麦家作品发表寥寥，评论几未看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暗算》《解密》《风声》等作品大获成功之后，文学批评界也找到了解读麦家小说、阐释麦家意义的有效方式。彼时，麦家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常被阐发为某种“可能性”和“启示”：谢有顺从麦家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可能性”的角度，肯定了麦家讲故事的耐心和逻辑;雷达指出麦家小说重推理、抽象、破解、想象的特征补传统小说长于载道、短于科学及游戏精神，长于表现现实而短于虚构想象之不足。这种论述事实上暗示了彼时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在90年代文学市场化、新世纪网络文学崛起的文学情势剧变之下做出的某种自我反省和观念调适。这种调适的实质可以表述为：在不放弃文学作为精神之志业和艺术之宏图的立场前提下，对优秀类型文学资源及其象征价值的认可。不管究竟是英雄推动时势，还是时势造就英雄，麦家的谍战小说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增量，同时也推动着当代文学内在评价尺度的转型。
　　可是，在2019年出版了《人生海海》之后，麦家的意义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人生海海》构成了麦家自身写作的转型和增量。一个作家，写作沿着原来的轨迹滑行，数量上的增加并非真正的增量;甚至写作的转型，也不必然带来增量，失败的转型对曾有的库存可能反而是减损。真正写作上的增量，是指创造出一种新质。新质之于个人已然可喜，若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的新质，就更加可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麦家独辟蹊径，以一己之力使谍战小说进入了纯文学视野，并拓展了当代批评关于“文学”的边界。可是，《人生海海》又为当代文学再做了一次增量。《人生海海》是一部站在文学场域和价值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裂变的“当代文学”向另一种“当代文学”的致敬之作，它使写作面向人心、面向历史，走向未来却归属于某个伟大的传统。这是麥家特别可贵之处，也是他不同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之处，后者本来就站在“当代文学”的先锋小传统之中，他们从此处走去;作为偷袭者的麦家，本也是80年代文学遗产的继承者，携带着一条特别的道路，这种文学上的“相逢”，却有了特别的意味。因为它对艾略特的论断形成某种补白：“传统”之所以化为文脉生生不息，正因为旧日的火种依然有俘获未来精英的能量。
　　写作《解密》《暗算》《风声》时，麦家意识到他要从那条挤满人的文学道路“冲出去”，而写作《人生海海》的麦家，则显然在“往回走”，往纯文学的伟大传统里走。“往回走”为何又成为一个“增量”？因为“往回走”不是走老路，这种“逆时针”的文学姿态恰恰呼应了阿甘本如何成为“同时代人”的论述：成为同时代人并不意味着完全同步于时代，还意味着要反身死死地凝视住这个时代。在当下这个纯文学在大众视野中不再拥有“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在文化市场畅通无阻、呼风唤雨的麦家向着文学理想的深情回望，既是赓续，也为不断被宣告终结的“当代文学”之老树再绽新芽。因此，我们要说，在“当代文学”内涵和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麦家对伟大文学传统的“赓续”本身，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意义。
　　本期文章由陈培浩剖析麦家短篇小说的艺术思维，陈培浩对麦家有深入研究，其撰写的著作《麦家论》即将出版。相对来说，短篇小说可能在麦家作品中受关注较少，但其独特的艺术思维却值得探微发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