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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说过，他原本是一个完全无缺、不带杂质的“乡人”，但被十九世纪的世界风潮冲激驱遣，先不得不做“国人”，又不得不成为“世界人”。这种身份转换既艰难又无可避免，只有面向欧美“学之而已”。与从乡下走向世界的广东举人梁启超相比，山西举人刘大鹏（一八五七——一九四二）则走过了近乎相反的人生轨迹，一步步从“天下士”变成“乡下人”。一九一四年时，年近花甲的他回顾平生志业，自称幼年即有万里封侯之志，却屡次困于科考，近四十岁时终于中举，但始终未能考上进士，而不得不授学私塾，民国建立后连舌耕馆地也无法保全，转以经营煤窑为业。至暮年他只能种地维生，是名副其实的“困厄于乡”。
史学界对刘大鹏已有若干论述，数量虽然不多，与他生前的世俗声名相比已属彰显。他之所以能获得远超一般举人的关注，原因在于其延续半世纪的《退想斋日记》。这份文本不仅为公车上书、庚子拳变、袁氏称帝等史事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使后世学人可以从中看到科举制废除后乡村的治理转型与群体升降。沈艾娣所著《梦醒子》是第一本关于刘大鹏的专著，作者除运用日记手稿外，还借助史志和报纸勾勒出刘大鹏的生存境况，并在口述材料基础上重建了传主的家庭生活。书中以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命名各章，兼及刘大鹏外在的人生际遇和内在的思想更迭，细密描摹了他在巨变时代中的生命历程。
身为君子之道的力行者，刘大鹏的士德与士行并未被剧烈的世变所影响，其个人的遭际正能体现出儒家思想在近代的变迁，故值得重新审视。沈艾娣观察到，儒家思想虽然在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位居正统，但在彼时日常生活中实处于弱势。践行儒道的刘大鹏在书院中会被富裕同学嘲笑过于认真，因为对他们来说忠于儒教只是考试要求的套话而非生活方式；他修习的典籍中的礼仪规则与地方习俗颇有冲突，为此不得不面对邻里间的龃龉；他在私塾坐馆时虽被东家格外尊重，但仍会因贫寒而遭外人鄙视。当然，刘大鹏的行为举止虽不被民间仿效，但仍被众人尊敬，即使在科举功名失去政治价值后，他依然长期维持着“士人”的身份认同，并一直得到乡里承认。从刘大鹏的晚年经历可知，儒家思想在民国代清后仍长期存在于民间生活中，且在商业领域比在家庭层面更易被接受。缺少资本的刘大鹏曾借助长久以来建立的声誉在采煤行业中谋生，他秉持的道德原则及因之而来的诚实公允的名望在经营、投资和纠纷调解中被广泛认可，但他严苛的孝道观念则少有人奉行，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难以做到。
书名“梦醒子”，来自刘大鹏的自号。当他三十七岁时，自觉德行学问一无所成，悔念丛生。有次梦见一位貌如尧舜的老者，指点他“欲学为圣贤，从事诚敬足矣，无庸他求”，他自觉于“梦寐中得闻至教”，遂自此以“梦醒子”自许。正是这次因梦而醒的彻悟塑造了他异乎常人的自我认同，使其能正视前半生求取功名的失败，并坚定自己对儒行士范的真诚追求。在刘大鹏的心目中，学术与伦理的地位最为关键，他坚信伦理乃是“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而学术则是天下第一要务，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风俗必坏，风俗若坏则天下即乱，所以历代帝王都“崇儒重道”，以此求国治民安。就在刘大鹏梦醒后不久，甲午战争宣告失利，安徽秀才陈独秀忆称战后“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梁启超后将彼时中国描述为“同胞半在酣梦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充分表达出他们先知先觉的自我定位及与民众区分的心态。梁陈等人虽有观点差异，但大致分享着中国应向西学习的新知。梁启超在晚清提倡的立宪，陈独秀在民初号召的革命，都笼罩在欧风美雨之下。不过，照刘大鹏的理念，梁陈二人乃是弃吾道而就他教；而在梁陈二人眼里，以醒自居的刘大鹏或仍在酣梦之中。
庚子以后，来自外部的全面威胁让原本自给自足的“天下”变成物竞天择的“世界”。正是在急迫的富强要求下，与中学相联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西学的政治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刘大鹏本人对本土的圣贤之教颇有自信，宣称“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以入吾教”，但他忧心忡忡地看到朝廷正脱离本土轨范，而逐渐站到西学一边。政府首先改变了科举取士的标准，破格擢用通晓洋务的读书人。只要略识外洋语言即可被任命为学堂教习且薪水极厚，所以不少士人舍弃孔孟之学，转而投身西学以求生计。在政府转向后，求西学者方被视为维新，持中学者则被看作保守，刘大鹏所见“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正体现了外在的中西之分渐渐内化为旧新之别。
修习西学的成本较本土教育要高得多，大大提高了民间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门槛。刘大鹏注意到，新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以至最富有的山西商人都不能为本村提供。因为大部分村庄都无力兴建新式学校，使得各种机遇和资源都逐渐从乡村向城市转移。随着朝廷求取西学的心态日益激进，政府在制度层面对本土建制多方修订，从改策论遽至废科举，使得中学更显无用。原本处于弱势的私塾体系趋于边缘，乡村开始出现弃学的现象。在得知科考废除的消息后，刘大鹏自称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这是一段被后世学者常常引用的文字，但刘大鹏并非偏执守旧，其思虑其实相当深远。他意识到此时学堂成效尚未得到检验，担心其意图育材而人才终不可得。因在传统中国内部，士人本处于朝廷和百姓之间，而海外留学生与国内新学堂培养出的学生则多受西学影响，更倾向于站在国家的角度思考而不甚体恤民生，不仅与本土民间秩序隔膜，甚至有“欺侮平民”的倾向。刘大鹏担心一旦这些新学生不能承担维持民间秩序的责任，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
学术新旧两分之后，治术也渐渐新旧割裂。虽朝廷仍在，但新西与旧中之间已日益呈现出从学理到政制的全盘对立。在刘大鹏看来，政府一九零一年后推行的新政中，“凡变之法悉效外洋各国之所为，而先代之良法美意均弃之如遗”，这种政术根本转折的背后正是由西学提供的理论正名。因为西学话语极为强势，使得新政虽与民不善却少有人敢于批评。士人偶有批评新政之举，轻则被指摘唾骂，重则摒弃不用，若不肯趋时效俗即易被贬称为“顽固党”。
为推行新政，朝廷仿照欧美与日本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官僚机构，并多由新人物实际掌握。因为有新学理和新人物的支持，政府的施治方式逐步向欧美靠拢，官僚作为日渐逸出本土常轨，而较少考虑民间的承受程度。轻徭薄赋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本土治理体系中的正面取向，也是朝廷正当性的重要来源。投身实业的状元张謇即观察到，中国正税额度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说“合五洲各国未有如是之廉取者”。新政开始后，施治一方则渐以增税为常轨，刘大鹏即抱怨因朝廷只重富强，故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收括财利”。如照士人的标准，京师与各省大吏所筹划的新事业多属与民争利，而操办这些事业本身即需要对民间摊派费用，以致实际办事的人想不扰民也势有不能，各地反抗因之层出不穷。士人个体也渐渐面临两难的局面——不习洋趋新即不能得官听政，而入此仕途则招民怨。 经世致用本是刘大鹏平生孜孜以求的梦想，但在政府转向后已无实现可能。他曾梦到自己高中进士，得以觐见君主，终于有机会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一抒胸臆。他在梦里的主张包括停捐纳、薄税敛、举贤才、除奸佞、修学校、重农桑、固民心、培国本。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治理的基本路数，在数百年中被一代代士人反复阐释，或早已进入其潜意识中。刘大鹏对外患的估量本与新人物不相上下，甚至忧思更甚。他曾说“外洋各国视中国为一块肉，均欲吞而食之”，所以中国已无任何偷安的余地，而必须尽快自强于世界，只是在强国手段上与掌权的新派人物大相径庭。在他看来，中国既处于外侮交加的积弱之秋，若想奋然振兴以洗前耻，其策并不在于强征厚敛，而在于薄征税赋、省并刑罚，“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朝廷若一味模仿西法以求自强，恐怕适得其反。刘大鹏梦见皇帝“倾耳俯听，天颜且喜”，但彼时朝廷实已开始放弃本土治术。他的苦口忠言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以至沈艾娣评论说：“相对于金榜题名而言，刘大鹏梦到的他提出的那些极其保守的建言所受到的礼遇则显得更像是梦境。”
政府推行的西式新政一定程度上使外部的“国变”传导至内部，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民变”。因为行西政耗费的巨款需从民间科派，而施用则较少与民生相关，使新政扰民的面相愈益明显。如刘大鹏所言，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民心离散”。因为税种频加，不肖官吏遂得以借端滋扰。即使在山西富庶之地，刘大鹏所闻所见也无非困苦情形——农多饥馁，士皆坐困，工无所觅食，商则百物征税，日重一日。总之，新派鼓吹的“嘉国”并未见效，而“害民”则愈演愈烈，使得号称自强的新政，实际效果却是自弱，且隐伏了将现有体制全盘倾覆的危险。
民国的成立一度为业已疏离的国与民提供了重新聚合的可能，即以议会为核心重新联结二者。在晚清读书人想象中，议会本为民而立，代民立言，是新建立的共和政府在制度层面的根本建制。一九一三年二月刘大鹏被选举为太原县的议长，而他对是否接受此职颇为犹豫，一方面怕严词拒绝会让邑人失望，另一方面则担心若任其事则将来必招民怨。他已经意识到代表民国的新人物虽然已夺清朝政柄，但仍然“遵行外洋之政治”，且因财政奇绌而不得不剥削群民。即使自己成为代议机构的首领，也很难改变新政府的整体作为。
刘大鹏的议长生涯只持续了短短一月，其间的见闻正坐实了他此前的顾虑。在刘大鹏心目中，设立议会原为兴利除弊起见，但议员们并无此等观念，而是借代议的名义肆其私心，他们仿照西洋议会的水准自定高薪即是一例。刘大鹏听闻山西省议会议员们为自己订立的薪水为每月一百元，闭会时也有半数，远高于前清谘议局的数目。他抨击议员虽为人民代表，却只是贪得自身用度，而不念民膏民脂，实难望治安。换言之，在思想层面强调民治的共和政体，在制度层面却是耗费更高的官僚式代议。民间不仅未能体验到议会的益处，反而先受其扰害，由此产生的国与民之疏离实较晚清更甚。
议会既不能发挥表达民意的作用，曾让刘大鹏忧心的“不能不害民”的新政就更变本加厉，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民国税负较晚清时更重。一些西式税种在清廷治下无法推行，到民国建立后反而强制实施。民国建立后山西省税收成倍增长，尤以印花税的征收为甚。这一税种本由欧洲各国政府于十七世纪起开征，有新派人物在晚清时乐观预测，若仿西制即可让政府收入迅增十倍，其中一项就是效仿法国施行印花。印花税在晚清时曾多次被有司倡行，但遭到各地抵制，始终未能全面征收。而民国成立不久，政府即将税则颁行州县一级，饬令遵行。到一九一五年时刘大鹏发现，“无论何等约据及一切账簿货折，均须贴票，无则重罚。商民莫不惊骇，怨声载道”。开征印花只是税负加重的表现之一，所得税等新税种更层出不穷。与晚清一样，役吏借正税需索供奉，贻害地方，理论上已是民国主人的百姓仍无力反抗，民间因之日渐凋敝。到民国四年时，刘大鹏评价称“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深恐百姓愈发穷困，而国家也将因此不支。
刘大鹏曾慨叹“既成民国乃拂民心，则失民国之本旨”，沈艾娣即敏锐地从中读到两种政治正当性的差异——在刘大鹏心目中施治一方的正当性不在于组建程序如何，而有赖于其举措是否为民间接受。民国建立后虽强调通过选举组织政府，但选出的官僚却不太顾及民生，这种组织方式与实际作为之间的错位是此前构想民国的读书人较少预料到的，使得新生的共和很快处于动荡之中。沈艾娣在书中并没有以重大政治事件为线索组织叙述，正可以从中看到超越政权更替的长期趋向，如税收增加、官僚扩权等变动都自晚清延续至民初。民国成立后不久，山西省政府即在自治的口号下推行六政，即兴办水利、森林、蚕桑，同时禁烟、剪发、放足。刘大鹏认为此六政初意并非不佳，但是奉行不善，故不仅所兴之利无效，民众且被其政伤害。如在推行放足时，负责查办的差役报告某家妇女并未施行，官厅即将其传唤到县科罚大洋，认罚始能放归，初则一元二元，继则三元五元，直至十元二十元，而无钱穷民即行管押。山西省在民初本有模范省的称号，但在刘大鹏眼里，省内新行诸政实属苛政猛于虎。
值得注意的是，刘大鹏本人在民国的观念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虽对苛税重敛极为不满，但当他本人在政府中做事时也不能免俗，有些想法甚至转到了士人的反面。一九一三年他任县议长期间曾为维系议会殚精竭虑，很担心“无款项为各议员月给薪水”，故在日记中抱怨县知事不去催缴税收，致使进项遗漏甚多。半年后太原县遭遇水灾，赋闲在家的他则批评知事“严法追比钱粮于水淹之日”，而议员们也形同傀儡，不去拯救民生。一九一七年他一度被举为公款局的负责人，又转而埋怨知事丁乃昌性情太过平和，无威可畏，使得“宜缴之公款莫不延缓”，以至财政困难无法纾解。其立场反复位移，正体现了民国治下官与民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困局。
新不如旧的感觉是普遍的，但是体制和人事层面的各种复旧尝试也不如意。袁氏复辟后，刘大鹏发现洪宪治下的官厅依旧是“无一不扰民，无一不害民”，而民众受到官吏苛虐仍然申诉无门。一九一七年秋，共和二次恢复后，举人出身的任丽田上任太原县知事，甫一接篆视事即到各庙拈香行跪拜礼。刘大鹏意识到此举仍是旧官僚的做派，因此顿生好感，认定新知事并非新派人物，实“可望其布泽于民”。但是一年后他就完全失望，在他看来，这位举人知事也只知秉持上令搜刮民财，堪称“民之贼”。制度层面的国体变更既不能解决问题，身处官场的旧人物也难以做到与民休息，则复旧的可能性也逐渐告绝。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官僚权力的扩展与士人功用的退缩皆进一步加剧。刘大鹏曾将山区的采煤业视为免受西式政府戕害的桃花源，但这一行业不久也在政府管制下。有乡人曾在刘大鹏面前抱怨当下匪官要钱，村长摊派，而催科之吏频加追呼，“反不若清代之安然”，这让他颇为感慨。在官吏权力全面扩大的同时，士绅的护民职志则不断消退，自身素质也持续下降。他不无感情色彩地斥责新士绅们并无地方观念，也无国计民生思想，只是一味“媚官殃民”，已成为“县长之走狗”。官逼绅变既是士治消亡的结果，也为持续不断的民变提供了土壤，推动了新一轮的革命进程。
沈艾娣将晚清民国历次掌权的各派人物一并视为“现代化者”，隐喻传主仍处于“前现代”的阶段。若以当下的流行标准回溯过往，刘大鹏的确可以贴上“保守”的标签，他在民国代清之前即已被视为落伍，在朝廷渐成“新国”的时代逐步沦为边缘的“往士”。但在刘大鹏的思想世界里，辛丑后三十年间当政的新派人物实多秉持“洋夷之学”，与先固民心后培国本的本土治理方式迥异，后世观念中更先进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或只是异文化的西式政府。他那些源出经义的变革主张虽未必可行，但其长期的观察恰充分展示了士人视野中的近世变局，正可让后人一窥中国政教转型的深层困境与不菲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梦醒子》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是刘大鹏个人的传记，也是对渐行渐远的士人群体的一曲挽歌。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英〕沈艾娣著，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史学界对刘大鹏已有若干论述，数量虽然不多，与他生前的世俗声名相比已属彰显。他之所以能获得远超一般举人的关注，原因在于其延续半世纪的《退想斋日记》。这份文本不仅为公车上书、庚子拳变、袁氏称帝等史事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使后世学人可以从中看到科举制废除后乡村的治理转型与群体升降。沈艾娣所著《梦醒子》是第一本关于刘大鹏的专著，作者除运用日记手稿外，还借助史志和报纸勾勒出刘大鹏的生存境况，并在口述材料基础上重建了传主的家庭生活。书中以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命名各章，兼及刘大鹏外在的人生际遇和内在的思想更迭，细密描摹了他在巨变时代中的生命历程。
身为君子之道的力行者，刘大鹏的士德与士行并未被剧烈的世变所影响，其个人的遭际正能体现出儒家思想在近代的变迁，故值得重新审视。沈艾娣观察到，儒家思想虽然在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位居正统，但在彼时日常生活中实处于弱势。践行儒道的刘大鹏在书院中会被富裕同学嘲笑过于认真，因为对他们来说忠于儒教只是考试要求的套话而非生活方式；他修习的典籍中的礼仪规则与地方习俗颇有冲突，为此不得不面对邻里间的龃龉；他在私塾坐馆时虽被东家格外尊重，但仍会因贫寒而遭外人鄙视。当然，刘大鹏的行为举止虽不被民间仿效，但仍被众人尊敬，即使在科举功名失去政治价值后，他依然长期维持着“士人”的身份认同，并一直得到乡里承认。从刘大鹏的晚年经历可知，儒家思想在民国代清后仍长期存在于民间生活中，且在商业领域比在家庭层面更易被接受。缺少资本的刘大鹏曾借助长久以来建立的声誉在采煤行业中谋生，他秉持的道德原则及因之而来的诚实公允的名望在经营、投资和纠纷调解中被广泛认可，但他严苛的孝道观念则少有人奉行，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难以做到。
书名“梦醒子”，来自刘大鹏的自号。当他三十七岁时，自觉德行学问一无所成，悔念丛生。有次梦见一位貌如尧舜的老者，指点他“欲学为圣贤，从事诚敬足矣，无庸他求”，他自觉于“梦寐中得闻至教”，遂自此以“梦醒子”自许。正是这次因梦而醒的彻悟塑造了他异乎常人的自我认同，使其能正视前半生求取功名的失败，并坚定自己对儒行士范的真诚追求。在刘大鹏的心目中，学术与伦理的地位最为关键，他坚信伦理乃是“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而学术则是天下第一要务，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风俗必坏，风俗若坏则天下即乱，所以历代帝王都“崇儒重道”，以此求国治民安。就在刘大鹏梦醒后不久，甲午战争宣告失利，安徽秀才陈独秀忆称战后“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梁启超后将彼时中国描述为“同胞半在酣梦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充分表达出他们先知先觉的自我定位及与民众区分的心态。梁陈等人虽有观点差异，但大致分享着中国应向西学习的新知。梁启超在晚清提倡的立宪，陈独秀在民初号召的革命，都笼罩在欧风美雨之下。不过，照刘大鹏的理念，梁陈二人乃是弃吾道而就他教；而在梁陈二人眼里，以醒自居的刘大鹏或仍在酣梦之中。
庚子以后，来自外部的全面威胁让原本自给自足的“天下”变成物竞天择的“世界”。正是在急迫的富强要求下，与中学相联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西学的政治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刘大鹏本人对本土的圣贤之教颇有自信，宣称“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以入吾教”，但他忧心忡忡地看到朝廷正脱离本土轨范，而逐渐站到西学一边。政府首先改变了科举取士的标准，破格擢用通晓洋务的读书人。只要略识外洋语言即可被任命为学堂教习且薪水极厚，所以不少士人舍弃孔孟之学，转而投身西学以求生计。在政府转向后，求西学者方被视为维新，持中学者则被看作保守，刘大鹏所见“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正体现了外在的中西之分渐渐内化为旧新之别。
修习西学的成本较本土教育要高得多，大大提高了民间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门槛。刘大鹏注意到，新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以至最富有的山西商人都不能为本村提供。因为大部分村庄都无力兴建新式学校，使得各种机遇和资源都逐渐从乡村向城市转移。随着朝廷求取西学的心态日益激进，政府在制度层面对本土建制多方修订，从改策论遽至废科举，使得中学更显无用。原本处于弱势的私塾体系趋于边缘，乡村开始出现弃学的现象。在得知科考废除的消息后，刘大鹏自称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这是一段被后世学者常常引用的文字，但刘大鹏并非偏执守旧，其思虑其实相当深远。他意识到此时学堂成效尚未得到检验，担心其意图育材而人才终不可得。因在传统中国内部，士人本处于朝廷和百姓之间，而海外留学生与国内新学堂培养出的学生则多受西学影响，更倾向于站在国家的角度思考而不甚体恤民生，不仅与本土民间秩序隔膜，甚至有“欺侮平民”的倾向。刘大鹏担心一旦这些新学生不能承担维持民间秩序的责任，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
学术新旧两分之后，治术也渐渐新旧割裂。虽朝廷仍在，但新西与旧中之间已日益呈现出从学理到政制的全盘对立。在刘大鹏看来，政府一九零一年后推行的新政中，“凡变之法悉效外洋各国之所为，而先代之良法美意均弃之如遗”，这种政术根本转折的背后正是由西学提供的理论正名。因为西学话语极为强势，使得新政虽与民不善却少有人敢于批评。士人偶有批评新政之举，轻则被指摘唾骂，重则摒弃不用，若不肯趋时效俗即易被贬称为“顽固党”。
为推行新政，朝廷仿照欧美与日本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官僚机构，并多由新人物实际掌握。因为有新学理和新人物的支持，政府的施治方式逐步向欧美靠拢，官僚作为日渐逸出本土常轨，而较少考虑民间的承受程度。轻徭薄赋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本土治理体系中的正面取向，也是朝廷正当性的重要来源。投身实业的状元张謇即观察到，中国正税额度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说“合五洲各国未有如是之廉取者”。新政开始后，施治一方则渐以增税为常轨，刘大鹏即抱怨因朝廷只重富强，故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收括财利”。如照士人的标准，京师与各省大吏所筹划的新事业多属与民争利，而操办这些事业本身即需要对民间摊派费用，以致实际办事的人想不扰民也势有不能，各地反抗因之层出不穷。士人个体也渐渐面临两难的局面——不习洋趋新即不能得官听政，而入此仕途则招民怨。 经世致用本是刘大鹏平生孜孜以求的梦想，但在政府转向后已无实现可能。他曾梦到自己高中进士，得以觐见君主，终于有机会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一抒胸臆。他在梦里的主张包括停捐纳、薄税敛、举贤才、除奸佞、修学校、重农桑、固民心、培国本。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治理的基本路数，在数百年中被一代代士人反复阐释，或早已进入其潜意识中。刘大鹏对外患的估量本与新人物不相上下，甚至忧思更甚。他曾说“外洋各国视中国为一块肉，均欲吞而食之”，所以中国已无任何偷安的余地，而必须尽快自强于世界，只是在强国手段上与掌权的新派人物大相径庭。在他看来，中国既处于外侮交加的积弱之秋，若想奋然振兴以洗前耻，其策并不在于强征厚敛，而在于薄征税赋、省并刑罚，“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朝廷若一味模仿西法以求自强，恐怕适得其反。刘大鹏梦见皇帝“倾耳俯听，天颜且喜”，但彼时朝廷实已开始放弃本土治术。他的苦口忠言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以至沈艾娣评论说：“相对于金榜题名而言，刘大鹏梦到的他提出的那些极其保守的建言所受到的礼遇则显得更像是梦境。”
政府推行的西式新政一定程度上使外部的“国变”传导至内部，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民变”。因为行西政耗费的巨款需从民间科派，而施用则较少与民生相关，使新政扰民的面相愈益明显。如刘大鹏所言，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民心离散”。因为税种频加，不肖官吏遂得以借端滋扰。即使在山西富庶之地，刘大鹏所闻所见也无非困苦情形——农多饥馁，士皆坐困，工无所觅食，商则百物征税，日重一日。总之，新派鼓吹的“嘉国”并未见效，而“害民”则愈演愈烈，使得号称自强的新政，实际效果却是自弱，且隐伏了将现有体制全盘倾覆的危险。
民国的成立一度为业已疏离的国与民提供了重新聚合的可能，即以议会为核心重新联结二者。在晚清读书人想象中，议会本为民而立，代民立言，是新建立的共和政府在制度层面的根本建制。一九一三年二月刘大鹏被选举为太原县的议长，而他对是否接受此职颇为犹豫，一方面怕严词拒绝会让邑人失望，另一方面则担心若任其事则将来必招民怨。他已经意识到代表民国的新人物虽然已夺清朝政柄，但仍然“遵行外洋之政治”，且因财政奇绌而不得不剥削群民。即使自己成为代议机构的首领，也很难改变新政府的整体作为。
刘大鹏的议长生涯只持续了短短一月，其间的见闻正坐实了他此前的顾虑。在刘大鹏心目中，设立议会原为兴利除弊起见，但议员们并无此等观念，而是借代议的名义肆其私心，他们仿照西洋议会的水准自定高薪即是一例。刘大鹏听闻山西省议会议员们为自己订立的薪水为每月一百元，闭会时也有半数，远高于前清谘议局的数目。他抨击议员虽为人民代表，却只是贪得自身用度，而不念民膏民脂，实难望治安。换言之，在思想层面强调民治的共和政体，在制度层面却是耗费更高的官僚式代议。民间不仅未能体验到议会的益处，反而先受其扰害，由此产生的国与民之疏离实较晚清更甚。
议会既不能发挥表达民意的作用，曾让刘大鹏忧心的“不能不害民”的新政就更变本加厉，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民国税负较晚清时更重。一些西式税种在清廷治下无法推行，到民国建立后反而强制实施。民国建立后山西省税收成倍增长，尤以印花税的征收为甚。这一税种本由欧洲各国政府于十七世纪起开征，有新派人物在晚清时乐观预测，若仿西制即可让政府收入迅增十倍，其中一项就是效仿法国施行印花。印花税在晚清时曾多次被有司倡行，但遭到各地抵制，始终未能全面征收。而民国成立不久，政府即将税则颁行州县一级，饬令遵行。到一九一五年时刘大鹏发现，“无论何等约据及一切账簿货折，均须贴票，无则重罚。商民莫不惊骇，怨声载道”。开征印花只是税负加重的表现之一，所得税等新税种更层出不穷。与晚清一样，役吏借正税需索供奉，贻害地方，理论上已是民国主人的百姓仍无力反抗，民间因之日渐凋敝。到民国四年时，刘大鹏评价称“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深恐百姓愈发穷困，而国家也将因此不支。
刘大鹏曾慨叹“既成民国乃拂民心，则失民国之本旨”，沈艾娣即敏锐地从中读到两种政治正当性的差异——在刘大鹏心目中施治一方的正当性不在于组建程序如何，而有赖于其举措是否为民间接受。民国建立后虽强调通过选举组织政府，但选出的官僚却不太顾及民生，这种组织方式与实际作为之间的错位是此前构想民国的读书人较少预料到的，使得新生的共和很快处于动荡之中。沈艾娣在书中并没有以重大政治事件为线索组织叙述，正可以从中看到超越政权更替的长期趋向，如税收增加、官僚扩权等变动都自晚清延续至民初。民国成立后不久，山西省政府即在自治的口号下推行六政，即兴办水利、森林、蚕桑，同时禁烟、剪发、放足。刘大鹏认为此六政初意并非不佳，但是奉行不善，故不仅所兴之利无效，民众且被其政伤害。如在推行放足时，负责查办的差役报告某家妇女并未施行，官厅即将其传唤到县科罚大洋，认罚始能放归，初则一元二元，继则三元五元，直至十元二十元，而无钱穷民即行管押。山西省在民初本有模范省的称号，但在刘大鹏眼里，省内新行诸政实属苛政猛于虎。
值得注意的是，刘大鹏本人在民国的观念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虽对苛税重敛极为不满，但当他本人在政府中做事时也不能免俗，有些想法甚至转到了士人的反面。一九一三年他任县议长期间曾为维系议会殚精竭虑，很担心“无款项为各议员月给薪水”，故在日记中抱怨县知事不去催缴税收，致使进项遗漏甚多。半年后太原县遭遇水灾，赋闲在家的他则批评知事“严法追比钱粮于水淹之日”，而议员们也形同傀儡，不去拯救民生。一九一七年他一度被举为公款局的负责人，又转而埋怨知事丁乃昌性情太过平和，无威可畏，使得“宜缴之公款莫不延缓”，以至财政困难无法纾解。其立场反复位移，正体现了民国治下官与民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困局。
新不如旧的感觉是普遍的，但是体制和人事层面的各种复旧尝试也不如意。袁氏复辟后，刘大鹏发现洪宪治下的官厅依旧是“无一不扰民，无一不害民”，而民众受到官吏苛虐仍然申诉无门。一九一七年秋，共和二次恢复后，举人出身的任丽田上任太原县知事，甫一接篆视事即到各庙拈香行跪拜礼。刘大鹏意识到此举仍是旧官僚的做派，因此顿生好感，认定新知事并非新派人物，实“可望其布泽于民”。但是一年后他就完全失望，在他看来，这位举人知事也只知秉持上令搜刮民财，堪称“民之贼”。制度层面的国体变更既不能解决问题，身处官场的旧人物也难以做到与民休息，则复旧的可能性也逐渐告绝。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官僚权力的扩展与士人功用的退缩皆进一步加剧。刘大鹏曾将山区的采煤业视为免受西式政府戕害的桃花源，但这一行业不久也在政府管制下。有乡人曾在刘大鹏面前抱怨当下匪官要钱，村长摊派，而催科之吏频加追呼，“反不若清代之安然”，这让他颇为感慨。在官吏权力全面扩大的同时，士绅的护民职志则不断消退，自身素质也持续下降。他不无感情色彩地斥责新士绅们并无地方观念，也无国计民生思想，只是一味“媚官殃民”，已成为“县长之走狗”。官逼绅变既是士治消亡的结果，也为持续不断的民变提供了土壤，推动了新一轮的革命进程。
沈艾娣将晚清民国历次掌权的各派人物一并视为“现代化者”，隐喻传主仍处于“前现代”的阶段。若以当下的流行标准回溯过往，刘大鹏的确可以贴上“保守”的标签，他在民国代清之前即已被视为落伍，在朝廷渐成“新国”的时代逐步沦为边缘的“往士”。但在刘大鹏的思想世界里，辛丑后三十年间当政的新派人物实多秉持“洋夷之学”，与先固民心后培国本的本土治理方式迥异，后世观念中更先进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或只是异文化的西式政府。他那些源出经义的变革主张虽未必可行，但其长期的观察恰充分展示了士人视野中的近世变局，正可让后人一窥中国政教转型的深层困境与不菲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梦醒子》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是刘大鹏个人的传记，也是对渐行渐远的士人群体的一曲挽歌。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英〕沈艾娣著，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