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唯一竞争对手哥伦比亚早早退出角逐，巴西毫无悬念地成功申办2014年世界杯。金砖五国之一，国土面积居全球第五大的巴西，有理由享受这样美好的赛事。次年，雷曼兄弟破产拉开了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大幕，但卢拉政府领导下的巴西依旧取得5.4%的经济增长。
　　于是，《经济学人》封面选择了圣基督像极具符号意味的配图。然而，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增长终将不可持续，正如邻居阿根廷曾经历的那样，一个美好时代的终结，往往来得要比预期的更快一些。巴西人很快发现他们见证的不过是又一次“公鸡的短暂飞行”。
　　2014是巴西的大选之年，没有人比女总统罗塞夫更期待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能刺激这个国家每况愈下的经济，如同36年前阿根廷军政府用3.5万吨小麦换回世界杯一样。
　　然而，商业上的真正赢家从来都是国际足联。据荷兰银行统计，近40年来，所有的奥运会以及在欧洲以外缺乏足球商业传统地区举办的世界杯，主办国想要盈利都不容易。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贷款到现在也没还完。
　　4年前的世界杯在同为金砖国家的南非举办，连比赛用球都以“普天同庆”命名，330亿兰特的实际承办费用达到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1.72%。南非总统祖马事后表示世界杯为南非带来近380亿兰特收入，但他并没有说收入的75%要交给国际足联，并且要以美元支付。仅此一项便令南非的国际收支陷入危险境地，随后3年，兰特大幅贬值。
　　南非人即便只算政治账，也不可得。国大党希望世界杯成为展示新南非团结的良好机会，但37%的失业率、约翰内斯堡恐怖的犯罪率以及不断上升的爱滋病毒携带者数量，无不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所说：世界杯只不过是场“盛大的马戏”。
　　同样的剧情在4年后的巴西重复上演。世界杯回归足球王国用了64年，而巴西民众只过了4年便再次走上街头。太过喧嚣的反对声音让“同一个节奏”的官方口号变得尴尬。
　　1994世界杯亦是足球地缘政治被全球化浪潮侵袭的开始，不仅是美国从此被纳入足球的版图，而且全世界媒体也开始广泛关注这一史上最盛大的单项体育赛事。虽然摄影师还要再等4年，才能拍下那张德国门将科普克在法兰西热朗球场将妻儿拥进怀中的心灵鸡汤标准照，但莱因克尔说“足球就是一项由22人参加，最终总是德国人获胜的运动”，这个判断已在那一年夏天坍塌。曾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德国人被保加利亚阻挡在四强之外，欧洲另一支传统强队法国则已连续无缘两届世界杯。只是当时并没有很多人预见到国家队层面的“全球化”时代也因此来临，4年之后，阿尔及利亚后裔齐达内帮法国第一次捧回了大力神杯，16年后，勒夫的23人名单里有来自8个国家的11名“外国人”。从此，中国媒体所擅长的言法国必称高卢鸡，言德国必谈日尔曼战车，便多了几多故纸堆的霉味。
　　全球化的世界杯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浪漫主义，早在30年前，乌克兰人布洛欣神奇的进球就让西方媒体创造了有勃列日涅夫和布洛欣两种俄国人的说法。10年之前，英国媒体则论证了本·拉登曾于1994年现场观看了阿森纳的比赛，并且考证出他当时坐在海布里球场东看台的17排4座。人文主义者想要表达的无非是足球可以消弭仇恨，增进和解，以及期待足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公正世界秩序的模型，却不提本·拉登同样曾计划于1998年法国世界杯期间发动恐怖袭击，这是一种选择性健忘。
　　世界大同的梦想比中国足球晋级世界杯还要艰难，世界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其实也比政治家们所期望的小得多。对即将在天亮说晚安的我们，足球其实就是一场等待的游戏。随着裁判一声长哨，皮球从中场开始滚动。我们站在人生的中场，看皮球飞来飞去，而目标不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