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雨潇潇，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售书的场面火爆。从四面八方、甚至刚下火车赶来的读者雨中排队，伞花接龙，蜿蜒延伸，在绕大厦一周之后，复又旋上五楼。自于丹在《百家讲坛》一夜蹿红之后，她的著作便成了一书难求的热门货，以至本次9个半小时的《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突破上次《于丹〈论语〉心得》13000册的纪录，再次飙升至15000册，这在近年来的书店行情中可谓罕见。
于丹在外地巡回签售时，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宁波老人向她深深地鞠躬说：“孔子是圣人，于老师你也是圣人，你为我们中国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另有位12岁的天津小女孩对她说：“阿姨，我听你讲完了才知道，《论语》说的不是废话。”在天津还有坐着电动轮椅的残疾人，冒着零下四度的寒冷前来购书，说她一定要亲自来看看这位叫做于丹的“女圣人”。更有特地从孔子家乡赶来花了一整天时间排队购书的一位齐姓老人，他是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孔子研究院）的“鱼丝”（于丹迷），他随手奉送一幅《孔子行教图》并热情地邀请于丹老师去山东曲阜做客。凡此种种动人情景，不胜枚举。
然而，在于丹因播讲《论语》和《庄子》而一炮打响，又在各地签售她的炙手可热的名著而迅速蹿红的同时，网上的“天涯论坛”却出现了一篇题为《吁请媒体立即停止对于丹之流的吹捧》的帖子。这份署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徐晋如的帖子，猛烈地抨击了于丹借以成名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并呼吁“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道歉”。此帖旋即招引了数以万计的响应者，他们通过点击或跟帖的形式热烈随声附和。于是，媒体就以《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为题予以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一场壁垒分明的论战。
也就是在图书大厦火爆签售的现场，一名男子气呼呼地挤进人群表示抗议，但见他身穿一件抵制快餐文化的T恤衫，上面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
来自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一帮博士生、硕士生和学士们则认为：“于丹应该算得上是灌水大师，她用《论语》的一点概念炒作出了一大桌只有色相而味同嚼蜡的大餐，更重要的是她借此炒作了自己。”
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要数博士生徐晋如。他说他不想把学者和大众对立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大众接受的必须是正确的知识”。他认为于丹“毫无学问，文史功底等于零，而且极其狂妄，以她那样比纸还薄的文史功底，竟敢去动中国文化的元典。多少年后，人们会说：看呵，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一个‘文盲’都可以上电视讲《论语》。”徐晋如反对于丹的出发点是认为她对《论语》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经典的亵渎与糟改”。他觉得如果大众按照于丹的解读去理解孔子，就会认为孔子原来是一个浅薄的人，从此对中华传统文化“失去敬畏之心”。言下之意，孔子和《论语》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代表。
窃以为，于丹的成功就在于她勇敢地捕捉了一个良机：当中国经历了一场反而造成文化荒芜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群众由于长期的失落和空虚，正在热切地寻找精神家园，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太平盛世开始在华夏土地上出现，全国各地大兴国学之风。中央电视台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像《百家讲坛》那样普及古典文学的节目，这是符合大众求知心理的举措。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过去读书较少的受众更是遇到了一个轻松补课的机会。于是，继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之后，于丹也幸运地登上了《百家讲坛》，先后推出《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并得到广大受众的热烈欢迎。
然而，于丹的讨巧不仅是她及时地捕捉了时代良机，而且还在于她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传媒能手的作用。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兼影视传媒系系主任，曾教授过“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学概论”“电视理论思潮”等课程，出版过《形象，品牌，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得过各种奖项，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50多个频道和栏目担纲顾问和策划。以上说明，于丹是勤奋的、聪明的，并非“不学无术”，且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她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讲起课来精神高度集中，亢奋时热血沸腾，悲怆时热泪盈眶，活像是个煽动家。学生喜欢听她讲课，因为她博学强识，譬喻恰当。从文学、历史、传播学、音乐、足球、贝克汉姆、马拉多纳，讲到杰克森、惠特尼·休斯敦，再到白人五重奏乐团，还有生活体验、人生哲理、旅游感悟和读书心得均可以拿来作为生动的教材。她的讲谈深入浅出，不是填鸭式，而是启发式，娓娓道来，让听众喝一碗“心灵的鸡汤”。
于丹希望通过她的《论语》心得的讲述，让听众重新找到失落的精神家园，其中包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以此帮助人们找回文化自信。她还想通过自己对《庄子》的解读，揭示庄子学说的真谛，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冀希用孔子和庄子的古训和修养来“解除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让中国人借以重塑新的世界观、宇宙观、处世哲学和交游之道，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感情归宿和生活坐标。用作者漂亮的心语来说就是：“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然而，问题就出在于丹在她畅谈《论语》心得和解读《庄子》学说的时候，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的角度“去看圣人，只感到有温度，而没有其色彩”。看来只是一厢情愿地去从中寻找和发掘她认为积极的东西，一味强调其对于现实生活的实用价值。认为《论语》可以让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获取心灵快活，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她所诠释的《论语》赐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本万能的《语录》，只要对号入座，似乎一切难题就能迎刃而解。只可惜这本宝书的封皮不是红色的，而是灰色的，古色古香的，它的教条只是好听而其实无法兑现，有的事例也不免牵强附会。况且，她拿出来示众的货色都是经过筛选的，它们既不是《论语》的主体，更不是全部。那么剩下的那部分发霉发臭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又将它怎样处置呢？是一股脑儿都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呢，还是掩盖下来让它在阴暗的角落继续发霉发臭呢？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洋洋自得地标榜，他只要用半部《论语》就能够治理天下。一方面固然在标榜自己的才能，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足见《论语》确实是一部可以安邦定国的奇书，里面有沉甸甸的内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能在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东西，肯定是曾经有用的，但要看对谁有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到底各占多少，迄今没有定论。
2500多年来，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被推崇为“文圣”，关云长则为“武圣”。统治者之所以推崇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大肆宣扬《论语》，并非为了普及“国学”，更不是因为它能给人喝“心灵的鸡汤”，让人找到“感情的归宿”和“生活的坐标”，然后去“快乐地生活”，而是另有目的。儒家学说中带有“浓重的精神麻醉剂”，喝了它不仅会令人晕晕乎乎，丧失理智，丧失斗志，不敢反抗，不求进步，浑浑噩噩，任人摆布。至于《三纲五常》中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则更是用来束缚国人的桎梏，让世世代代的善良人们在这种精神枷锁的禁锢下充当可怜的顺民，男的背上孝子贤孙的十字架，女的背上沉重的贞节牌坊。
但综观于丹在传播孔学的全过程，给人的印象是热衷于继承，而忽略了批判，似乎在刻意回避孔学的消极面和阴暗面，否则好像会减少圣人头上的光晕似的，或许更担心的是会冲淡受众对她的“心得”的浓烈兴趣。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未免有失偏颇。而按常规，我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态度向来是采取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不予褒贬，一味颂扬，那么受众就以为《论语》里面都是好东西，应该全盘照搬，可以兼收并蓄。这就容易形成误导。
也许，这正是于丹在书稿付梓时为何抱有“七分安顿三分忐忑”心境的缘故。因为她尚未完成或根本不想去完成那必不可少的续篇；同时有点担忧自己的著作面世之后，其社会反应究竟如何。尽管她在后记中再三声明，她所谓的“可以得之于心的《论语》”，既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意独尊的“儒术”，也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又不是被穷究考据的“儒学”，那到底是什么呢？
鲁迅在《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孔夫子生前运气并不好，常常走投无路，甚至处处碰壁，饿扁了肚子，连在他的老家鲁国都呆不住，只好发着牢骚愤然出走，说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鲁迅说，孔子死了以后运气反而好起来，“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珈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因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还说，孔子死了之后常常被人用来当“敲门砖”使。他列举了3个例子：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穿起古怪的圣服开始祭奠孔庙；北洋军阀的孙传芳，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一面沿途砍杀百姓，一面复兴投壶之礼；钻进山东称王称霸的军阀张宗昌，连自己的金钱、兵丁和姨太太都数不过来，还重刻了《十三经》，“把孔孟之道看做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居然找了一个孔子后裔当女婿，用来光耀门庭。
细想起来，美国自立国以来也就200多年的历史，为何就建成了世界头等强国，而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除了历代君王的腐败无能和外族列强入侵等等原因以外，难道与“儒术”毫无关系吗？有人认为，光是“中庸之道”就拖累了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庸之道”主张“不抢前，不落后，稳稳当当中间走”，于是，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皆源出于此。不过，这“道学”对奉行市侩哲学的人来说倒也适合，因为运用它所蕴涵的韬晦之计和明哲保身等法术就可以达到升官晋级或一夜暴富的目的。要不，那些“逍遥派”和“中间派”为何能稳稳当当地登上了领导岗位呢？
姑且不谈儒术中的核心思想，就拿孔子关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点而论吧，鲁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也许就因为老夫子提倡的这种腐朽的封建士大夫的享乐思想，致使国人从古到今历来崇尚大吃大喝，花天酒地，甚至挖空心思地鼓捣出什么“禽八珍、草八珍、山八珍和海八珍”俱全的满汉全席来。以至公款吃喝之风盛行，迄今仍屡禁不止。联想到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舞台上充斥着帝王将相和封建糟粕以及社会上蔓延的浮躁之风，无不与同孔学一脉相承的封建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有关。若要树立健康的社会风气，首先得把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关口，坚决封杀“污染源”。否则谬种流传，其害无穷。例如，对孔学的研究和评论就可以因势利导做起来。当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奏效的，也不是靠于丹再写本书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主管部门的领导不作为，这些问题即使等到了猴年马月还会依然如故。
孙国维，浙江绍兴人，新华社资深记者。曾先后担任新华社驻秘鲁利马分社常驻记者和驻智利圣地亚哥分社社长。主要著作有：《世界名胜荟萃》《神秘的南极洲》《马岛风云记》以及专著《铜矿王国——智利》等。
于丹在外地巡回签售时，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宁波老人向她深深地鞠躬说：“孔子是圣人，于老师你也是圣人，你为我们中国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另有位12岁的天津小女孩对她说：“阿姨，我听你讲完了才知道，《论语》说的不是废话。”在天津还有坐着电动轮椅的残疾人，冒着零下四度的寒冷前来购书，说她一定要亲自来看看这位叫做于丹的“女圣人”。更有特地从孔子家乡赶来花了一整天时间排队购书的一位齐姓老人，他是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孔子研究院）的“鱼丝”（于丹迷），他随手奉送一幅《孔子行教图》并热情地邀请于丹老师去山东曲阜做客。凡此种种动人情景，不胜枚举。
然而，在于丹因播讲《论语》和《庄子》而一炮打响，又在各地签售她的炙手可热的名著而迅速蹿红的同时，网上的“天涯论坛”却出现了一篇题为《吁请媒体立即停止对于丹之流的吹捧》的帖子。这份署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徐晋如的帖子，猛烈地抨击了于丹借以成名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并呼吁“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道歉”。此帖旋即招引了数以万计的响应者，他们通过点击或跟帖的形式热烈随声附和。于是，媒体就以《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为题予以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一场壁垒分明的论战。
也就是在图书大厦火爆签售的现场，一名男子气呼呼地挤进人群表示抗议，但见他身穿一件抵制快餐文化的T恤衫，上面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
来自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一帮博士生、硕士生和学士们则认为：“于丹应该算得上是灌水大师，她用《论语》的一点概念炒作出了一大桌只有色相而味同嚼蜡的大餐，更重要的是她借此炒作了自己。”
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要数博士生徐晋如。他说他不想把学者和大众对立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大众接受的必须是正确的知识”。他认为于丹“毫无学问，文史功底等于零，而且极其狂妄，以她那样比纸还薄的文史功底，竟敢去动中国文化的元典。多少年后，人们会说：看呵，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一个‘文盲’都可以上电视讲《论语》。”徐晋如反对于丹的出发点是认为她对《论语》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经典的亵渎与糟改”。他觉得如果大众按照于丹的解读去理解孔子，就会认为孔子原来是一个浅薄的人，从此对中华传统文化“失去敬畏之心”。言下之意，孔子和《论语》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代表。
窃以为，于丹的成功就在于她勇敢地捕捉了一个良机：当中国经历了一场反而造成文化荒芜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群众由于长期的失落和空虚，正在热切地寻找精神家园，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太平盛世开始在华夏土地上出现，全国各地大兴国学之风。中央电视台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像《百家讲坛》那样普及古典文学的节目，这是符合大众求知心理的举措。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过去读书较少的受众更是遇到了一个轻松补课的机会。于是，继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之后，于丹也幸运地登上了《百家讲坛》，先后推出《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并得到广大受众的热烈欢迎。
然而，于丹的讨巧不仅是她及时地捕捉了时代良机，而且还在于她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传媒能手的作用。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兼影视传媒系系主任，曾教授过“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学概论”“电视理论思潮”等课程，出版过《形象，品牌，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得过各种奖项，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50多个频道和栏目担纲顾问和策划。以上说明，于丹是勤奋的、聪明的，并非“不学无术”，且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她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讲起课来精神高度集中，亢奋时热血沸腾，悲怆时热泪盈眶，活像是个煽动家。学生喜欢听她讲课，因为她博学强识，譬喻恰当。从文学、历史、传播学、音乐、足球、贝克汉姆、马拉多纳，讲到杰克森、惠特尼·休斯敦，再到白人五重奏乐团，还有生活体验、人生哲理、旅游感悟和读书心得均可以拿来作为生动的教材。她的讲谈深入浅出，不是填鸭式，而是启发式，娓娓道来，让听众喝一碗“心灵的鸡汤”。
于丹希望通过她的《论语》心得的讲述，让听众重新找到失落的精神家园，其中包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以此帮助人们找回文化自信。她还想通过自己对《庄子》的解读，揭示庄子学说的真谛，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冀希用孔子和庄子的古训和修养来“解除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让中国人借以重塑新的世界观、宇宙观、处世哲学和交游之道，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感情归宿和生活坐标。用作者漂亮的心语来说就是：“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然而，问题就出在于丹在她畅谈《论语》心得和解读《庄子》学说的时候，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的角度“去看圣人，只感到有温度，而没有其色彩”。看来只是一厢情愿地去从中寻找和发掘她认为积极的东西，一味强调其对于现实生活的实用价值。认为《论语》可以让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获取心灵快活，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她所诠释的《论语》赐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本万能的《语录》，只要对号入座，似乎一切难题就能迎刃而解。只可惜这本宝书的封皮不是红色的，而是灰色的，古色古香的，它的教条只是好听而其实无法兑现，有的事例也不免牵强附会。况且，她拿出来示众的货色都是经过筛选的，它们既不是《论语》的主体，更不是全部。那么剩下的那部分发霉发臭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又将它怎样处置呢？是一股脑儿都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呢，还是掩盖下来让它在阴暗的角落继续发霉发臭呢？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洋洋自得地标榜，他只要用半部《论语》就能够治理天下。一方面固然在标榜自己的才能，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足见《论语》确实是一部可以安邦定国的奇书，里面有沉甸甸的内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能在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东西，肯定是曾经有用的，但要看对谁有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到底各占多少，迄今没有定论。
2500多年来，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被推崇为“文圣”，关云长则为“武圣”。统治者之所以推崇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大肆宣扬《论语》，并非为了普及“国学”，更不是因为它能给人喝“心灵的鸡汤”，让人找到“感情的归宿”和“生活的坐标”，然后去“快乐地生活”，而是另有目的。儒家学说中带有“浓重的精神麻醉剂”，喝了它不仅会令人晕晕乎乎，丧失理智，丧失斗志，不敢反抗，不求进步，浑浑噩噩，任人摆布。至于《三纲五常》中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则更是用来束缚国人的桎梏，让世世代代的善良人们在这种精神枷锁的禁锢下充当可怜的顺民，男的背上孝子贤孙的十字架，女的背上沉重的贞节牌坊。
但综观于丹在传播孔学的全过程，给人的印象是热衷于继承，而忽略了批判，似乎在刻意回避孔学的消极面和阴暗面，否则好像会减少圣人头上的光晕似的，或许更担心的是会冲淡受众对她的“心得”的浓烈兴趣。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未免有失偏颇。而按常规，我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态度向来是采取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不予褒贬，一味颂扬，那么受众就以为《论语》里面都是好东西，应该全盘照搬，可以兼收并蓄。这就容易形成误导。
也许，这正是于丹在书稿付梓时为何抱有“七分安顿三分忐忑”心境的缘故。因为她尚未完成或根本不想去完成那必不可少的续篇；同时有点担忧自己的著作面世之后，其社会反应究竟如何。尽管她在后记中再三声明，她所谓的“可以得之于心的《论语》”，既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意独尊的“儒术”，也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又不是被穷究考据的“儒学”，那到底是什么呢？
鲁迅在《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孔夫子生前运气并不好，常常走投无路，甚至处处碰壁，饿扁了肚子，连在他的老家鲁国都呆不住，只好发着牢骚愤然出走，说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鲁迅说，孔子死了以后运气反而好起来，“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珈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因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还说，孔子死了之后常常被人用来当“敲门砖”使。他列举了3个例子：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穿起古怪的圣服开始祭奠孔庙；北洋军阀的孙传芳，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一面沿途砍杀百姓，一面复兴投壶之礼；钻进山东称王称霸的军阀张宗昌，连自己的金钱、兵丁和姨太太都数不过来，还重刻了《十三经》，“把孔孟之道看做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居然找了一个孔子后裔当女婿，用来光耀门庭。
细想起来，美国自立国以来也就200多年的历史，为何就建成了世界头等强国，而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除了历代君王的腐败无能和外族列强入侵等等原因以外，难道与“儒术”毫无关系吗？有人认为，光是“中庸之道”就拖累了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庸之道”主张“不抢前，不落后，稳稳当当中间走”，于是，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皆源出于此。不过，这“道学”对奉行市侩哲学的人来说倒也适合，因为运用它所蕴涵的韬晦之计和明哲保身等法术就可以达到升官晋级或一夜暴富的目的。要不，那些“逍遥派”和“中间派”为何能稳稳当当地登上了领导岗位呢？
姑且不谈儒术中的核心思想，就拿孔子关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点而论吧，鲁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也许就因为老夫子提倡的这种腐朽的封建士大夫的享乐思想，致使国人从古到今历来崇尚大吃大喝，花天酒地，甚至挖空心思地鼓捣出什么“禽八珍、草八珍、山八珍和海八珍”俱全的满汉全席来。以至公款吃喝之风盛行，迄今仍屡禁不止。联想到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舞台上充斥着帝王将相和封建糟粕以及社会上蔓延的浮躁之风，无不与同孔学一脉相承的封建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有关。若要树立健康的社会风气，首先得把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关口，坚决封杀“污染源”。否则谬种流传，其害无穷。例如，对孔学的研究和评论就可以因势利导做起来。当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奏效的，也不是靠于丹再写本书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主管部门的领导不作为，这些问题即使等到了猴年马月还会依然如故。
孙国维，浙江绍兴人，新华社资深记者。曾先后担任新华社驻秘鲁利马分社常驻记者和驻智利圣地亚哥分社社长。主要著作有：《世界名胜荟萃》《神秘的南极洲》《马岛风云记》以及专著《铜矿王国——智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