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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不断阐释。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历时层面上对文化转型有着重要影响，也在共时层面上由“中心”波及“边缘”。由此，新文化是怎样从中心渗透至边缘，其思想与主张怎样为边缘所阅读、被地方所接受也进入学者视野，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钱理群先生在《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一文中，围绕着“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相遇问题，展开了“五四新文化”由中心向边缘渗透，边缘对中心认同并反哺中心的论述，读来使人受益匪浅。不过，钱先生文章摘要中“贵州在当时（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起到保存和滋养的作用；同时，五四新文化也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种边缘地区扩散”，这句话则容易让人误解。首先，这容易让人理解为“五四新文化”是到了抗战时期才扩散至贵州的，也就是说，抗战之前“五四新文化”未能传入贵州。接下来的疑问就是，抗战之前，“五四新文化”难道真的未能对贵州这样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五四新文化”指的是什么？抗战时期的文化主潮是否还是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五四”前后以人的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化？
实际上，在正文中，钱先生所感兴趣并想要解答的是“五四新文化，它的精神、理念，它的艺术成果为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普通老百姓与年青一代所接受，特别是怎样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更关心的是“五四新文化”在贵州的普及问题。因此，上述由摘要引发的疑问与钱理群先生的实际论述存在一定偏差。他认为，这样的接受与渗透，应该是抗战时期才发生的。这一观点对相关研究者影响甚大，之后的谢廷秋、郝才超、谭琳妃、颜同林等人都以此观点立论。在具体论述中，钱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文艺成果在抗战时期为贵州这样的边缘地区普通老百姓与年青一代所接受，特别是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人员的流动；二是电影；三是唱歌与演戏，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抗战时期，外来文化确实通对这些途径对贵州民众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仔细读来，仍然存在一些疑问。
关于人员流动带来的“五四新文化”传播问题。钱先生认为，抗战时期迁至贵州的外来人口与美国大兵，闯入内地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众多的新事物，冲击了山城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点无可非议，战时大量人口的拥入确实对贵州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在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钱先生所引用的例子是戴明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中描述的一个细节：“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人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路人就要公然做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地也就见惯不惊。”于是，钱先生得出结论：“不知不觉之间，当地的青少年纷纷模仿，五四新文化中的新的爱情观、婚姻观等，也就随之潜移默化于人们生活中。”面对外省男女挽臂而行的举动，贵州人从大惊小怪到见惯不惊，这中间肯定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不过，青少年对某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的模仿，是否意味着模仿者真的理解了“五四”所倡导的婚姻、爱情观等复杂命题的内涵，这点恐怕很难说清楚。至于新的爱情观、婚姻观，或者说家庭观等，它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则更难以举证。普通老百姓对外来者不同于自己过往生活经验中的举动由新鲜到见惯不惊，并不等于认同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况且，新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对传统家庭的冲击也有一定限度。同样以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为例，他母亲走动得最密切的娘家亲戚在日常生活中，“媳妇们永远在大厨房里忙碌，全家最尊荣的老太太和当家长媳永远静坐在上房里，恰像贾母和王夫人。处处显出有一种‘老规矩’笼罩于上”。对新文化精神理念的接受，论及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相对好说，但若要论及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具有集合性概念的群体，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存在“史料上的很大困难”“是潜移默化、难以言说的”。
关于电影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播问题。钱先生认为电影是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电影确实可以传播文化，但如果以此来论证“五四新文化”
的精神理念、艺术成果通过电影渗透进市民日常生活中，则有些勉强。依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所作《西南三千里》中的记述和戴明贤、乐黛云两位先生的回忆，当时放映的电影有《荒山女侠》《十三妹》《十三号凶宅》《火烧红莲寺》《国魂》《出水芙蓉》《战地钟声》《艳阳天》《大萝卜》《青鸟》等。这些电影内容驳杂、新旧杂陈，以传奇、冒险、战争、爱情居多，偏于娱乐性，很难说它们直接承载“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与艺术成果。即便有影片以传播新文化的精神理念、艺术成果为目的，这样的影片在整体上所占的比重恐怕也很少，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有限。而营业性电影院的性质也决定了影院在影片的租赁、放映上，要考虑观众的观看趣味。与其说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手段传播了新文化的精神理念，不如说电影作为一种新事物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娱乐生活。况且，电影并非抗战时期才出现在贵州老百姓的视野中，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就进入了贵州。贵州最早的营业性电影院出现在1925年前后。1929年，贵州赤水县县城也开始以售票的形式放映电影。1930年，有声电影开始出现在贵州，省城贵阳拥有了第一家正规的电影院——明星电影院。此后相继出现了大同、金筑、群新等电影院。除了省会城市贵阳，遵义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播放有声电影的电影院，安顺也在1930年前后出现了电影院。当时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颇受民众欢迎，主要放映新华、联华、艺华、国华等厂的国产片和美国哥伦比亚、米高梅、福特等八大影片公司的影片。影片内容以娱乐、滑稽、侦探、冒险居多，亦有不少爱情片和战争片。[1]若由电影论及新事物、新文化对贵州民众的影响，那么在抗战之前这种影响就已经发生。
关于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问题。钱先生认为，新文化传播的第三个途径是唱歌与演戏。这点也无可非议。不过，钱先生接下来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并依据戴明贤、乐黛云两位先生所著文章，列举了战时贵阳书店的情况。若单就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而言，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贵州的一些中学里就可以直接阅读新文化刊物和新文学著作，有的老师还选编新文学大家的作品作为教材。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扩大，《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承载着新文化精神理念、艺术成果的刊物先后传入贵州。当时贵阳的许多重点学校都有阅览室，陈列各种刊物供学生阅读，如达德学校图书室便陈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十大商务杂志，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刊物。[2]“五四”前后，学校还设法购进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作品，新思潮吸引了达德学校的师生们，谈论国家大事成了达德学校流行的风尚。[3]除贵阳达德学校外，戴明贤在《一个人的安顺》中怀念的吴晓耕先生，从贵州省政法学校毕业后，于1929年到安顺中学任教员，讲授初中国文。当时中小学教科书缺乏，教师编选教材授课。吴晓耕多选讲鲁迅、胡适等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4]，还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5]可见，贵州尽管地处偏远，在交通闭塞、通信落后情形下相对其他省份而言与中心接触甚少，但并非完全封闭，至少上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代表性刊物与优秀文艺成果，通过学校的购入与教师的选编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而它所承载的重要精神理念则通过教师的讲授与师生的阅读、相互讨论等得以扩散，并影响了青年学生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青年学子在边缘之地仍能感应时代脉搏，呼吸来自中心的种种新鲜空气，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视野。在学校良好氛围的感染下，莘莘学子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新知识，开始主动进行创作实践，以实绩响应新文化运动。达德学校于1917年创办的综合性校刊《达德周刊》在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与科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6]除刊载教学经验外，还发表时事、政治评论，鼓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鼓励出外留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周刊还注意到贵州的特殊省情，提倡汉、苗文化交流。[7]1919年，达德学校另编印《白话文成绩周刊》，主要提倡白话文写作，选择学生优秀的作文发表。[8]周刊的创办不仅是贵州响应新文化运动并付诸实践的证明，也是有利于新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此外，从1917年开始，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先后带领王若飞、谢六逸、刘方岳等贵州学子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又组织学生赴欧洲勤工俭学，结识蔡和森、徐特立等人。[9]这些走出去的举动，极大丰富了他们的个人阅历，改变了他们的知识构成、人生方向。外界文明也通过游历学子的返乡得以传播。他们中有的人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力量。 最后，关于“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相遇问题，如果说“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新潮流，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扩散，它所带来的中外新文化，极大地改变了贵州这块土地上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生命选择、成长道路，甚至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10]，那么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抗战之前新文化对贵州的影响，尤其是对贵州年青一代的影响。就钱先生所提乐黛云的个案来说，其个人的成长与家庭出身、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绝非仅仅是因为抗战时期外来文化的拥入改变了她个人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生命选择等。乐黛云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英语系的旁听生，“学成”后还乡任教，穿洋装，教洋文，办舞会，在报上骂军阀，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她的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在她很小的时候起，就时刻教她要自立自强，并让她懂得依赖别人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在乐黛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我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闲暇时一家四口“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11]从乐黛云对童年的追忆来看，由于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采用的新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对她的个人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四岁时被送去天主教堂跟意大利修女学钢琴，已经有了接触外来事物、外来文化的机会。母亲时时刻刻教导她要自强自立，女性摆脱依附地位的独立人生观在她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在相对民主的家庭氛围下，她跟父亲学习英语、算术，跟母亲学习语文、写字，可以说父母是她最早的启蒙老师。一些新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得以传播。在她父母身上，新式的婚姻观、爱情观就有所体现，对她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文化对乐黛云的父母一辈就有一定影响，并渗透进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中，从而也影响了乐黛云的个人成长。这些变化，并非是到抗战时期才突然发生的，至少在抗战之前，贵州已经有乐黛云父母这样受新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存在，他们组建新的家庭，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子女。同时，他们在校任教，也将新文化传及更多的年轻人。
总而言之，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序言里说“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对贵州而言，或许这样的说法更为恰当。
注释
[1]何仲仁：《贵州通史》（第四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2页。
[2]张笑尘：《回忆贵阳私立达德学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贵州人民出版社，第88页。
[3]王鸿儒：《黄齐生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4]王盛才：《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5]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6]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通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7]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萃》（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第420页。
[8]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出版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9]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顺历史》（第一卷），内部资料，第14页。
[10]钱理群：《抗战时期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历史性相遇》，《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0页。
[11]乐黛云：《乐黛云散文选》，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
钱理群先生在《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一文中，围绕着“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相遇问题，展开了“五四新文化”由中心向边缘渗透，边缘对中心认同并反哺中心的论述，读来使人受益匪浅。不过，钱先生文章摘要中“贵州在当时（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起到保存和滋养的作用；同时，五四新文化也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种边缘地区扩散”，这句话则容易让人误解。首先，这容易让人理解为“五四新文化”是到了抗战时期才扩散至贵州的，也就是说，抗战之前“五四新文化”未能传入贵州。接下来的疑问就是，抗战之前，“五四新文化”难道真的未能对贵州这样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五四新文化”指的是什么？抗战时期的文化主潮是否还是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五四”前后以人的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化？
实际上，在正文中，钱先生所感兴趣并想要解答的是“五四新文化，它的精神、理念，它的艺术成果为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普通老百姓与年青一代所接受，特别是怎样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更关心的是“五四新文化”在贵州的普及问题。因此，上述由摘要引发的疑问与钱理群先生的实际论述存在一定偏差。他认为，这样的接受与渗透，应该是抗战时期才发生的。这一观点对相关研究者影响甚大，之后的谢廷秋、郝才超、谭琳妃、颜同林等人都以此观点立论。在具体论述中，钱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文艺成果在抗战时期为贵州这样的边缘地区普通老百姓与年青一代所接受，特别是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人员的流动；二是电影；三是唱歌与演戏，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抗战时期，外来文化确实通对这些途径对贵州民众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仔细读来，仍然存在一些疑问。
关于人员流动带来的“五四新文化”传播问题。钱先生认为，抗战时期迁至贵州的外来人口与美国大兵，闯入内地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众多的新事物，冲击了山城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点无可非议，战时大量人口的拥入确实对贵州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在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钱先生所引用的例子是戴明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中描述的一个细节：“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人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路人就要公然做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地也就见惯不惊。”于是，钱先生得出结论：“不知不觉之间，当地的青少年纷纷模仿，五四新文化中的新的爱情观、婚姻观等，也就随之潜移默化于人们生活中。”面对外省男女挽臂而行的举动，贵州人从大惊小怪到见惯不惊，这中间肯定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不过，青少年对某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的模仿，是否意味着模仿者真的理解了“五四”所倡导的婚姻、爱情观等复杂命题的内涵，这点恐怕很难说清楚。至于新的爱情观、婚姻观，或者说家庭观等，它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则更难以举证。普通老百姓对外来者不同于自己过往生活经验中的举动由新鲜到见惯不惊，并不等于认同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况且，新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对传统家庭的冲击也有一定限度。同样以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为例，他母亲走动得最密切的娘家亲戚在日常生活中，“媳妇们永远在大厨房里忙碌，全家最尊荣的老太太和当家长媳永远静坐在上房里，恰像贾母和王夫人。处处显出有一种‘老规矩’笼罩于上”。对新文化精神理念的接受，论及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相对好说，但若要论及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具有集合性概念的群体，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存在“史料上的很大困难”“是潜移默化、难以言说的”。
关于电影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播问题。钱先生认为电影是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电影确实可以传播文化，但如果以此来论证“五四新文化”
的精神理念、艺术成果通过电影渗透进市民日常生活中，则有些勉强。依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所作《西南三千里》中的记述和戴明贤、乐黛云两位先生的回忆，当时放映的电影有《荒山女侠》《十三妹》《十三号凶宅》《火烧红莲寺》《国魂》《出水芙蓉》《战地钟声》《艳阳天》《大萝卜》《青鸟》等。这些电影内容驳杂、新旧杂陈，以传奇、冒险、战争、爱情居多，偏于娱乐性，很难说它们直接承载“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与艺术成果。即便有影片以传播新文化的精神理念、艺术成果为目的，这样的影片在整体上所占的比重恐怕也很少，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有限。而营业性电影院的性质也决定了影院在影片的租赁、放映上，要考虑观众的观看趣味。与其说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手段传播了新文化的精神理念，不如说电影作为一种新事物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娱乐生活。况且，电影并非抗战时期才出现在贵州老百姓的视野中，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就进入了贵州。贵州最早的营业性电影院出现在1925年前后。1929年，贵州赤水县县城也开始以售票的形式放映电影。1930年，有声电影开始出现在贵州，省城贵阳拥有了第一家正规的电影院——明星电影院。此后相继出现了大同、金筑、群新等电影院。除了省会城市贵阳，遵义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播放有声电影的电影院，安顺也在1930年前后出现了电影院。当时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颇受民众欢迎，主要放映新华、联华、艺华、国华等厂的国产片和美国哥伦比亚、米高梅、福特等八大影片公司的影片。影片内容以娱乐、滑稽、侦探、冒险居多，亦有不少爱情片和战争片。[1]若由电影论及新事物、新文化对贵州民众的影响，那么在抗战之前这种影响就已经发生。
关于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问题。钱先生认为，新文化传播的第三个途径是唱歌与演戏。这点也无可非议。不过，钱先生接下来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并依据戴明贤、乐黛云两位先生所著文章，列举了战时贵阳书店的情况。若单就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而言，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贵州的一些中学里就可以直接阅读新文化刊物和新文学著作，有的老师还选编新文学大家的作品作为教材。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扩大，《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承载着新文化精神理念、艺术成果的刊物先后传入贵州。当时贵阳的许多重点学校都有阅览室，陈列各种刊物供学生阅读，如达德学校图书室便陈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十大商务杂志，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刊物。[2]“五四”前后，学校还设法购进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作品，新思潮吸引了达德学校的师生们，谈论国家大事成了达德学校流行的风尚。[3]除贵阳达德学校外，戴明贤在《一个人的安顺》中怀念的吴晓耕先生，从贵州省政法学校毕业后，于1929年到安顺中学任教员，讲授初中国文。当时中小学教科书缺乏，教师编选教材授课。吴晓耕多选讲鲁迅、胡适等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4]，还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5]可见，贵州尽管地处偏远，在交通闭塞、通信落后情形下相对其他省份而言与中心接触甚少，但并非完全封闭，至少上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代表性刊物与优秀文艺成果，通过学校的购入与教师的选编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而它所承载的重要精神理念则通过教师的讲授与师生的阅读、相互讨论等得以扩散，并影响了青年学生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青年学子在边缘之地仍能感应时代脉搏，呼吸来自中心的种种新鲜空气，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视野。在学校良好氛围的感染下，莘莘学子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新知识，开始主动进行创作实践，以实绩响应新文化运动。达德学校于1917年创办的综合性校刊《达德周刊》在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与科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6]除刊载教学经验外，还发表时事、政治评论，鼓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鼓励出外留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周刊还注意到贵州的特殊省情，提倡汉、苗文化交流。[7]1919年，达德学校另编印《白话文成绩周刊》，主要提倡白话文写作，选择学生优秀的作文发表。[8]周刊的创办不仅是贵州响应新文化运动并付诸实践的证明，也是有利于新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此外，从1917年开始，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先后带领王若飞、谢六逸、刘方岳等贵州学子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又组织学生赴欧洲勤工俭学，结识蔡和森、徐特立等人。[9]这些走出去的举动，极大丰富了他们的个人阅历，改变了他们的知识构成、人生方向。外界文明也通过游历学子的返乡得以传播。他们中有的人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力量。 最后，关于“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相遇问题，如果说“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新潮流，通过抗战的契机，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扩散，它所带来的中外新文化，极大地改变了贵州这块土地上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生命选择、成长道路，甚至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10]，那么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抗战之前新文化对贵州的影响，尤其是对贵州年青一代的影响。就钱先生所提乐黛云的个案来说，其个人的成长与家庭出身、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绝非仅仅是因为抗战时期外来文化的拥入改变了她个人的知识构成、精神结构、生命选择等。乐黛云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英语系的旁听生，“学成”后还乡任教，穿洋装，教洋文，办舞会，在报上骂军阀，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她的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在她很小的时候起，就时刻教她要自立自强，并让她懂得依赖别人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在乐黛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我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闲暇时一家四口“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11]从乐黛云对童年的追忆来看，由于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采用的新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对她的个人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四岁时被送去天主教堂跟意大利修女学钢琴，已经有了接触外来事物、外来文化的机会。母亲时时刻刻教导她要自强自立，女性摆脱依附地位的独立人生观在她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在相对民主的家庭氛围下，她跟父亲学习英语、算术，跟母亲学习语文、写字，可以说父母是她最早的启蒙老师。一些新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得以传播。在她父母身上，新式的婚姻观、爱情观就有所体现，对她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文化对乐黛云的父母一辈就有一定影响，并渗透进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中，从而也影响了乐黛云的个人成长。这些变化，并非是到抗战时期才突然发生的，至少在抗战之前，贵州已经有乐黛云父母这样受新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存在，他们组建新的家庭，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子女。同时，他们在校任教，也将新文化传及更多的年轻人。
总而言之，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序言里说“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对贵州而言，或许这样的说法更为恰当。
注释
[1]何仲仁：《贵州通史》（第四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2页。
[2]张笑尘：《回忆贵阳私立达德学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贵州人民出版社，第88页。
[3]王鸿儒：《黄齐生传略》，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4]王盛才：《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5]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6]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通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7]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萃》（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第420页。
[8]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出版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9]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顺历史》（第一卷），内部资料，第14页。
[10]钱理群：《抗战时期五四新文化与贵州文化的历史性相遇》，《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0页。
[11]乐黛云：《乐黛云散文选》，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