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特色这件事总是模棱两可，就像是《奥兹国的魔法师》，桃乐丝、铁樵夫、稻草人、胆小狮先后谒见大巫师奥兹，各自见到截然不同的人物，甚至非人。文化特色永远依视角而变幻莫测。
　　北京女孩赵星出书盛赞台湾人热情，在她的环岛旅途中，人们不仅义务当司机导游带她、凡事体贴周到，又常掏腰包硬要请客。台湾读者对这番赞誉倒不至于受宠若惊，因为台北男孩女孩早已出过《流浪吧！男孩》、《18岁的成年礼》记录他们只身搭便车环岛，遇到善心人士一路招待。
　　就如台湾、日本背包客游记，每每记述在泰国、缅甸等地被偶遇的当地家庭过分盛情款待，因为享用菜肴过量而腹泻，受邀社交活动太多而累垮，礼物也多得令人烦心。这和游客在第三世界被贫童乞讨纠缠，不胜其烦，实是一体两面。
　　不是强迫招待的文化特别友善，也不是强迫推销的文化特别霸道，同一个逻辑，只是旅客被织进了不同的脉络：在前者，旅客嵌进了弱势者需要帮助的“受”位置；而后者，他们被硬推进了优势者“给”的位置，他们应该给，正如在前一种情境，人们公认他们应该接受奉献。
　　其实还有很多更糟的位置，例如外来竞争者，一个等着被轰出去的位置。当台湾文化面对的不再是可怜可爱没心机的男孩女孩，而是成年壮硕的流浪艺人时，反应大不相同。环台夜市卖艺的倒立先生黄明正，历经身心疲累，半途钱用光，没观众，想自杀，难忘隔邻摊贩看观众打赏他钱钞的眼神，那一瞥就算计清了盒里有多少钱。还有小学生闹场诅咒他摔死，甚至抢劫他的酬劳逃走。当然他面对别人招待的角度，也就大不相同：云林夜市表演完，摊贩请他吃蒙古烤肉，但他坚持付钱，“因为我也是赚吃人”，平等以待。他在《告诉世界我是谁》中发表其观察：北部人冷漠，但需要帮忙时他们会拉你一把；南部人热情，但帮你前会先弄清你是不是自己人；东部人虽苦，能帮一定帮；外岛人只要看到外来客立刻帮。
　　如果你是幼犬摇尾乞怜，台湾人绝对不会拒绝你。但若你比那强势一点，甚至比肩而立，从人们凛然反应就能透析出各色光谱，充满不快的杂质，及犀利洞见。
　　在我擅自主观认定下，《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人》更是一本讲台湾的书。表面上，作者精辟分析美国文化，从英语特性、思考构造、组织逻辑，点出东西文化交会时导致相撞的无数盲区；实际上，这些相撞就发生在我们脑里。原来我们读了太多翻译书，承袭了太多美式习惯，嘴里是企管外来语，包装的却是清朝思想，还不知道为何左脚莫名打右脚，只是在隐形障壁前鬼打墙走不出去。
　　它解释了台湾人的挣扎，在群体和谐的从众压力下，拼命竞争出人头地，而不知道自己承受的矛盾之巨。又要讲求EQ人和处事圆满，又要坚持做自己。一面理所当然要求业绩年年成长，从每件事上都能看出“可以做得更好”搏命精进的余地；一面讲随缘自在，淡泊名利，清高，寡欲，一辈子对两者背道而驰的事实视而不见。在一个资本垄断的世界里，被要求自由竞争、愿赌服输，而看不出命题的荒谬。
　　台湾人每遇问题，经常以自己文化为落后，零星援引外国福利为标竿，例如教育改革、生育补助要学北欧；可是投资架构大异，北欧重税，台湾低税，样样补助的前提，当然该先通过加税，也得对付政府巨债，背后便是未来产业政策问题，而两党对此只是装聋作哑，听凭台湾像个积欠信用卡高利贷的卡奴还在疯狂刷卡消费名牌精品。当评论不再追求超英赶美，而沦为事事自恨不及日韩发展，就更泥足深陷于这种速成、横向移植的狂热。这种盲目，源于对自己文化根深柢固的羞耻，因为近代的政经发展烙印了我们的劣势。而石破天惊，本书藉揭露脉络为我们除罪了。
　　众所周知，惩治贪污非常困难。本书指出开发中国家盛行贪污，乃因礼俗社会财产共有，由上层人士来支配，所以收贿、掏空，把公财分配给自己和家族，根本是常识、而不是污点。“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是伴随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获得的一种相应权利”，如果没有这点认识，一味视贪污为道德或法律问题，那么肃贪难竟其功。它是文化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桩分尸案，每天大量各种文化价值，如断肢残臂乘着河水流过跟前，我们总急着收集这些资讯卖力应用，想将残骸拼凑成一具自己，百试不成，而不知众多零件并非来自同一物种，根本凑不起来。终究我们仍能够创造自己，但必须先认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