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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回顾自己六十多年来的治学经历，我没有过人的天赋，但自问是一个勤奋努力、永不放弃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志、勤、识、恒、法、创”这“治学六字”，今天在这里我就重点和大家分享“志、勤、创”三字，希望能给各位同学带来一点触动和启发。
此时我想首先请各位同学问一下自己：“我现在为什么上中学？将来为什么上大学？我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让大家认真思考自己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做准备，更是为了追寻自己的价值，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看到年轻的你们，我就想起了我的青少年时代。1932年，我出生于上海市一个贫苦制药工人家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我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劣行和暴行。幼年时代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亡国之痛，也强烈渴望着国家的强大，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为国家出力。
1949年11月，我成为第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希望自己能加入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于是报名参军，后来因身体瘦弱，未被录取。1953年10月，我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后，就立志要制造最先进的武器，实现保卫祖国的心愿。当时我上大学时，国家为培养我们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我永远记得，那时一名大学生上一年学的费用就相当于10位农民一年的血汗钱，留一年学的费用就相当于30位农民一年的血汗钱，是人民用血汗培养了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激励自己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
1962年11月，我国开始发展夜视技术，我被派往苏联留学。获得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当时就想，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完成国家交给我的学习任务—像管电子光学系统设计。但留学期间，由于专业方向不对，我学不到自己想学的东西，感觉非常苦恼。当时，苏联指导老师劝我改学他的方向—超高频电子光学，这是当时很时髦的专业方向。可考虑到这个方向学成后回到祖国没有用武之地，我就没有答应，而是坚守报效祖国的信念独立开展研究，并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于1966年获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那时我在自己的笔记本封面上用俄文写了这样一句话：“志气 耐心 方法=成功”，这可以说是我当时的“座右铭”。我把“志气”放在最前面，就是想用报效国家的志向来激励自己。后来我在治學过程中，就是因为有这个志向，有这个前进的动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从没有退缩和放弃过。
现在，我国的发展欣欣向荣，我们年轻时的强国梦想基本上都实现了。你们很幸运，生长在这个大好年代，没有经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欢乐与痛苦交织、前进与彷徨并存的阶段。但你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因为当前我们的科技还比较落后，经济和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同时还面临着一些敌对势力的侵扰，因此你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我希望你们能够志存高远，对祖国的建设有所贡献，也相信有你们这代人的努力，中国将由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世界强国。
在治学上，“勤”最重要。一个人只要勤勤恳恳，投入比别人更多的劳动和时间，就一定能变愚蠢为聪明，变柔弱为刚强，就能够有所成就。据我了解，但凡能够学有所成的科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勤奋”作为成功秘诀的第一条。我也是如此，我所完成的任何科学工作都是通过长期的思考、忍耐和勤奋得来的。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学问不大，但一生不懒惰。”我今年已经86岁了，还在学习和思考，发表科学论文，最近还完成了四篇中英双语论文将要发表，而且都有原创内容。
我苏联留学时的学习是清苦而寂寞的，主要不是在物质，而是在精神上。1962年冬，我到达苏联后，中苏“蜜月”时期已经过去，冷战开始。我们留学生要坚持和捍卫国家的立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误解、冷遇，甚至歧视。因此，当时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勤勉和奋斗去完成学业。留学四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列宁格勒的谢德林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度过的。当时，自己的专业方向不对，我既不能转学，又不能回国，只能留下来进行独立研究，从立题、实验、计算、推导，直到撰写学位论文，都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我在研究中必须要阅读一些德文文献，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就自学德语，把文章从德文翻译成俄文。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苏联两位著名电子光学专家给予我很高的评价，答辩委员会22人一致同意我的学位论文通过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我们都知道“天才出于勤奋”的名言，但要想通过勤奋在科研上取得成就，还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有正确的方向。要看准时代要求和国家需要，如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学科领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攻关目标，或是科学上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认准目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就有希望作出贡献。二要讲究科学方法。方法正确，事半功倍。如《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辨-行”，就是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三要有耐心加细心。当研究方向正确，目标也明确时，攻关和探索时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一个科学家必须要具备“板凳能坐十年冷”的韧劲和耐心。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先生有一次给我们讲话，主题是“传承拓新，寻优勇进”。王先生教导我们，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要寻找最优的道路勇敢前进。对此我深有同感。
1951年7月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工作。那时厂里技术人员少，我当过工具车间和电表车间的技术员、描图员，研究过模具、电表、电机等，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作中，我看到工人绕扁平线圈都是人工操作，不但工作效率低，而且眼睛也受到很大伤害，便想进行技术革新。当时，我在陈康德工程师指导下，研制了一部绕扁平线圈的绕线机，并投入使用。1952年6月18日，《上海劳动报》对此事进行了专门报道，说我研制的绕扁平线圈绕线机使工效提高了7.5倍。那时，我还不到20岁，看到自己的创新有了成果和贡献，感到非常高兴，也备受鼓舞。
再以我的留学生涯为例。当时，我在苏联做课题研究时孤立无援，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自己设计实验装置，自己跑加工，自己装配、调试、测量。后来在研究宽束电子光学时，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最终创建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认可。1978年，英国伦敦召开两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发表了《电磁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一文，恰巧美国的丘达莱教授也发表了相近的论文，我们一前一后宣读。会后，会议论文集《电子学和电子物理学的进展》仅收录了我的论文。1993年，我出版了研究专著《宽束电子光学》，获得美、俄、英、法、德、日等国多位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称这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创新性与系统性的著作，并纷纷来函希望该著作能被译成英文或俄文出版。2000年10月，我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该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普罗霍洛夫院士在贺信中说：“您是您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创立者。”
我认为，有创则有新，锐意创新，才能敢为天下先。做学问一定要立志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东西。当然，对同学们来说，继承前人的知识、思想和成就，是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但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着重培养自己思考的习惯和批判探索的精神，以获得自动求知和研究创新的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并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是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竞争，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在竞争中胜出！
“志”存高远：“要制造最先进的武器，保卫祖国。”
此时我想首先请各位同学问一下自己：“我现在为什么上中学？将来为什么上大学？我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让大家认真思考自己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做准备，更是为了追寻自己的价值，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看到年轻的你们，我就想起了我的青少年时代。1932年，我出生于上海市一个贫苦制药工人家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我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劣行和暴行。幼年时代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亡国之痛，也强烈渴望着国家的强大，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为国家出力。
1949年11月，我成为第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希望自己能加入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于是报名参军，后来因身体瘦弱，未被录取。1953年10月，我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后，就立志要制造最先进的武器，实现保卫祖国的心愿。当时我上大学时，国家为培养我们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我永远记得，那时一名大学生上一年学的费用就相当于10位农民一年的血汗钱，留一年学的费用就相当于30位农民一年的血汗钱，是人民用血汗培养了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激励自己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
1962年11月，我国开始发展夜视技术，我被派往苏联留学。获得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当时就想，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完成国家交给我的学习任务—像管电子光学系统设计。但留学期间，由于专业方向不对，我学不到自己想学的东西，感觉非常苦恼。当时，苏联指导老师劝我改学他的方向—超高频电子光学，这是当时很时髦的专业方向。可考虑到这个方向学成后回到祖国没有用武之地，我就没有答应，而是坚守报效祖国的信念独立开展研究，并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于1966年获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那时我在自己的笔记本封面上用俄文写了这样一句话：“志气 耐心 方法=成功”，这可以说是我当时的“座右铭”。我把“志气”放在最前面，就是想用报效国家的志向来激励自己。后来我在治學过程中，就是因为有这个志向，有这个前进的动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从没有退缩和放弃过。
现在，我国的发展欣欣向荣，我们年轻时的强国梦想基本上都实现了。你们很幸运，生长在这个大好年代，没有经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欢乐与痛苦交织、前进与彷徨并存的阶段。但你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因为当前我们的科技还比较落后，经济和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同时还面临着一些敌对势力的侵扰，因此你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我希望你们能够志存高远，对祖国的建设有所贡献，也相信有你们这代人的努力，中国将由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世界强国。
“勤”奋努力：“学问不大，但一生不懒惰。”
在治学上，“勤”最重要。一个人只要勤勤恳恳，投入比别人更多的劳动和时间，就一定能变愚蠢为聪明，变柔弱为刚强，就能够有所成就。据我了解，但凡能够学有所成的科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勤奋”作为成功秘诀的第一条。我也是如此，我所完成的任何科学工作都是通过长期的思考、忍耐和勤奋得来的。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学问不大，但一生不懒惰。”我今年已经86岁了，还在学习和思考，发表科学论文，最近还完成了四篇中英双语论文将要发表，而且都有原创内容。
我苏联留学时的学习是清苦而寂寞的，主要不是在物质，而是在精神上。1962年冬，我到达苏联后，中苏“蜜月”时期已经过去，冷战开始。我们留学生要坚持和捍卫国家的立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误解、冷遇，甚至歧视。因此，当时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勤勉和奋斗去完成学业。留学四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列宁格勒的谢德林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度过的。当时，自己的专业方向不对，我既不能转学，又不能回国，只能留下来进行独立研究，从立题、实验、计算、推导，直到撰写学位论文，都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我在研究中必须要阅读一些德文文献，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就自学德语，把文章从德文翻译成俄文。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苏联两位著名电子光学专家给予我很高的评价，答辩委员会22人一致同意我的学位论文通过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我们都知道“天才出于勤奋”的名言，但要想通过勤奋在科研上取得成就，还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有正确的方向。要看准时代要求和国家需要，如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学科领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攻关目标，或是科学上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认准目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就有希望作出贡献。二要讲究科学方法。方法正确，事半功倍。如《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辨-行”，就是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三要有耐心加细心。当研究方向正确，目标也明确时，攻关和探索时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一个科学家必须要具备“板凳能坐十年冷”的韧劲和耐心。
锐意“创”新：“做学问一定要立志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东西。”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先生有一次给我们讲话，主题是“传承拓新，寻优勇进”。王先生教导我们，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要寻找最优的道路勇敢前进。对此我深有同感。
1951年7月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工作。那时厂里技术人员少，我当过工具车间和电表车间的技术员、描图员，研究过模具、电表、电机等，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作中，我看到工人绕扁平线圈都是人工操作，不但工作效率低，而且眼睛也受到很大伤害，便想进行技术革新。当时，我在陈康德工程师指导下，研制了一部绕扁平线圈的绕线机，并投入使用。1952年6月18日，《上海劳动报》对此事进行了专门报道，说我研制的绕扁平线圈绕线机使工效提高了7.5倍。那时，我还不到20岁，看到自己的创新有了成果和贡献，感到非常高兴，也备受鼓舞。
再以我的留学生涯为例。当时，我在苏联做课题研究时孤立无援，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自己设计实验装置，自己跑加工，自己装配、调试、测量。后来在研究宽束电子光学时，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最终创建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认可。1978年，英国伦敦召开两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发表了《电磁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一文，恰巧美国的丘达莱教授也发表了相近的论文，我们一前一后宣读。会后，会议论文集《电子学和电子物理学的进展》仅收录了我的论文。1993年，我出版了研究专著《宽束电子光学》，获得美、俄、英、法、德、日等国多位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称这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创新性与系统性的著作，并纷纷来函希望该著作能被译成英文或俄文出版。2000年10月，我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该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普罗霍洛夫院士在贺信中说：“您是您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创立者。”
我认为，有创则有新，锐意创新，才能敢为天下先。做学问一定要立志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东西。当然，对同学们来说，继承前人的知识、思想和成就，是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但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着重培养自己思考的习惯和批判探索的精神，以获得自动求知和研究创新的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并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是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竞争，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在竞争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