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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史记》里面所记述的重大战争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司马迁的战争观。全文主要从改朝换代的战争、争霸战争、结束乱世的统一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总结出关于司马迁的战争观的五个主要结论,即第一,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第二,不能全盘否定战争,因为,战争具有“讨强暴,平乱世”的作用;第三,“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穷兵黩武没有好的下场;第四,战争中对人才的使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五,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反对汉武帝用兵四夷,主张在安定的年代应与民休息,而不是频频发动战争。最后一点是本文的关键,是司马迁记述战争的主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战争观
[中图分类号]K928.6/F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137-03
司马迁的鸿篇巨制《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研读《史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史学界并未在以《史记》所记载的战争为依据的基础上对司马迁战争观的形成、变化、影响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解释。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史记》里面的主要战争进行分析、研究,能够对司马迁的战争观的形成、发展作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司马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以“太史公笔法”闻名。“‘太史公笔法’是世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概括”。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评论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在《律书》里说道:“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这段文字就很能说明司马迁的战争观,他认为,武装力量就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他说,连动物受到侵害都知道抵抗,更何况人?当受到侵害时,以武力进行抵抗,这是人的本能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可见,司马迁认为战争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
1 改朝换代的正义战争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虽然司马迁对于《五帝本纪》里面的内容是否确凿也并不完全肯定,但是笔者仍然把《五帝本纪》作为开篇的第一文,除了因为这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外,更是为了突出其把战争是大一统局面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肯定了大一统局面产生的正面效应。
《五帝本纪》记载,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衰薄,其中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可见在这场发生于神农氏和轩辕氏之间的战争,轩辕氏是正义的一方,而神农氏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对诸侯发动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失败。轩辕氏却因为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因此才能“三战,然后得其志”,从而“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表明黄帝时期的大一统是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实现的,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来维护它。
《五帝本纪》一方面是对黄帝事迹的描述,另一方面是从深一层的角度对其后的内容架设了一个思想上的框架,即宣扬了开国君主的丰功伟绩,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雄才武略,结束了乱世,开创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是受到万民敬仰的,是正义的一方。在这样一个思想基调下,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力地宣扬王朝更替战争的正义性。这在描述后续的王朝更替战争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2“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战争
2.1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及先秦儒家战争观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这句话表明孟子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个观点上,司马迁是赞同的。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时说道:“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隐》里说:“弑君亡国及奔走者,皆是失仁义之道本耳。”先秦的儒家正是主张君主要施行仁义,因此自然也就反对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对于儒家的这个观点,司马迁则是持否定态度。他在《律书》里面说:“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显然,司马迁是肯定春秋时期的战争的。他同时也认为儒家反对动用武力的主张是不明事理,不懂变通的迂腐理论。因为,首先春秋时期诸侯间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周天子逐渐式微的时代,全国缺乏一个有力的统治者对诸侯加以约束,那么战争便成为当时的主题;其次,司马迁之所以赞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就是因为战争可以催生一个在作用上能够代替周天子令行全国,对诸侯国加以约束的霸主。最后,司马迁认为当国家受到侵犯,甚至是有亡国的威胁并且国君将受到凌辱的时候,倘若再不使用武力来进行抵抗,那其本身就是不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武力的使用是不能与那些轻易就使用武力进行征讨的情况相等同的。这里就很明显地表明了司马迁的战争观,他并不反对使用武力,但是也并不主张滥用武力,他认为使用武力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正义。假如使用武力是出于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的一种维护手段,那无疑是正义的,这就具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意味,凸显战争具有“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作用。所以,司马迁认为武力是“行之有逆顺耳”的,这就与先秦儒家一味地反对使用武力有着天壤之别。
2.2 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及秦朝的大一统
战国时期,发生在诸侯之间的战争是具有统一趋势的兼并战争。司马迁对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司马迁是主张大一统的产生的,他也认为战国时期必然是以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结束。原因就在于:首先,“周室衰微”,周王室的影响力较春秋时期更为降低,到后期形同虚设;其次,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国的数目从原来的十二个主要诸侯国减少到七个,各诸侯国的力量都大大增强,理论上都具备进行并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七国之间势必会继续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最后,几个国家都进行了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明显,“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成为实现大一统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根据这些客观原因,司马迁认为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必然向大一统发展,而战争就是主要推动力之一。
3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曾这样设问:“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黄帝的后代为什么能够称王天下这么久远呢?那是因为他在注重政治清明修饰礼义的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发动对人民有利的战争,起到造福人民的作用,决不穷兵黩武,因此能够称王从而恩泽影响到后世。这也从侧面点出秦国在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为什么二世就亡国了,这在司马迁看来是因为秦国从兴起到强大,最终统一全国,依靠的都是武力。统一后,“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秦始皇在统一后仍不改其穷兵黩武的政策,依旧以法家思想治国,仍然怀着“贪鄙之心,废王道”,希望用武力使其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秦二世完全继承了秦始皇穷兵黩武的风格,致使平民百姓看待自己的国君像看待敌国一样,完全丧失了民心,因此陈胜才能一呼而天下应。汉初思想家陆贾认为,把暴力的作用绝对化是秦亡的关键:“秦非不欲为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用刑太极故也。”司马迁又引用贾谊的评论:“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进一步点出秦始皇以武力得天下,却未能以德治天下,那么即使他的兵力再强大,最终也是要走向灭亡的。这是其失败的根源所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说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没有兵力就不会强大,没有德政就不会昌盛,黄帝、汤以及周武王都是以武力得天下,以德治天下,因此能够兴盛;而像夏桀、商纣王、秦二世这样的末代君主,都是以暴政而亡。司马迁的观点就是,进行战争追求的并不是它的过程,而是它的结果和影响,假如为了战争而战争的话,那就是穷兵黩武,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战争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正义的战争是圣人平乱世,拯救国家危亡的工具。当目的达到后就应该及时地停止战争,这是圣人所能够做到的。
4 人才与战争
在《史记》里,司马迁还一再强调选择任用人才的重要性,这对战争的胜负是具有决定性的。“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 在刘邦和项羽争霸的过程中,刘邦能够听从手下的计谋,因此在刘邦身边聚集了一批良臣谋士,如张良、萧何、韩信等人,为刘邦的大业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项羽则不然,项羽手下只有一个能人范增,但却鲜有听从他的计谋的时候,总是刚愎自用,最后导致完败。所以,刘邦在得天下后总结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5 西汉的和战
5.1 高祖、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及对南越的政策
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用兵匈奴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力虽然与汉初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仍然尚未达到能够主动出击匈奴的水平。他认为发动战争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更要顾及到更深层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对于高祖、文帝时期所坚持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十分赞赏。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后,高祖并没有出兵平定这一地方割据势力,而是采取宽释赵佗的政策,非但不出兵讨伐,反而还封他为王,出发点就是考虑到中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所以不宜派兵远征南越。这在司马迁看来无疑是一项十分正确的决定。
文帝时期,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政策延续了高祖时期的以招抚为主的政策。赵佗早在吕后时期就自称皇帝发号施令,但文帝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依旧没有对南越动武。在司马迁看来,像赵佗这种妄自称帝的行为,不见得非得出兵讨伐不可,倘若换种方式以徳化之,未尝不是一种维持和平的策略。
5.2 武帝时期对南越的战争和主动出击匈奴
汉初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招抚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时期,南越国相吕嘉作乱,朝廷派韩千秋率两千人前往征讨,结果全军覆灭。“于是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最终平定了南越。司马迁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表态反对汉武帝出兵南越,这是出于避讳的需要。但是从司马迁在《律书》里对高祖、文帝休养生息的描写,再与汉武帝四处征讨的政策相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四处用兵的政策是反对的。司马迁碍于不能秉笔直书,所以采用了这种旁敲侧击的手法,为的是对武帝贪于攻伐的一种暗暗的讽刺。
司马迁认为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的做法并非是审时度势的决定,而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未加深思,是不成熟的。他认为进攻匈奴要等待更好的时机,只有在国力更加雄厚的时候才是出击匈奴的最佳时机。从现在来看,司马迁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从史实上来看,汉武帝在连年征战后,汉王朝的国力大大下降,汉武帝的继任者又不具备汉武帝的那种雄才大略,所以汉军也只是威武一时,没能威武一世。汉武帝的一时逞强,结果他的继任者因为无力与匈奴再战,不得不重新与匈奴展开和亲。司马迁作为当世之人能够把当时的形势看得如此清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这与他多年的积累以及常年撰写史书,善于以史为鉴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6 总 论
综观《史记》,司马迁的战争观主要有几点,第一,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第二,战争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为战争具有“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作用;第三,“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用之有度,而不要贪于征伐,穷兵黩武是没有好下场的;第四,战争中对人才的使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五,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反对汉武帝用兵四夷,主张在安定的年代应与民休息,而不是频频发动战争,这才是建立太平治世的要旨。
主父偃在汉武帝第一次召见他时进言道:“《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的目的就在于劝说武帝不要四处用兵,更重要的是与民休息,整顿国政,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司马迁记载了主父偃的进言表明这正是他想跟武帝说的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他要告诫武帝,“兵者,乃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力强盛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四处征讨,在和平时期,“兵者”只是国家保生存的工具,而不是四处征伐的依靠,这也是司马迁战争观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 68-7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司马迁.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8.
[5]司马贞.史记索隐[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安东.《史记》三“书”评议[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1):65-68.
[8] 盛瑞裕,李崇兴,汪超宏.十家注孙子兵法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
[作者简介]林诗维(1982—) ,男,广东海丰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战争观
[中图分类号]K928.6/F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137-03
司马迁的鸿篇巨制《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研读《史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史学界并未在以《史记》所记载的战争为依据的基础上对司马迁战争观的形成、变化、影响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解释。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史记》里面的主要战争进行分析、研究,能够对司马迁的战争观的形成、发展作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司马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以“太史公笔法”闻名。“‘太史公笔法’是世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概括”。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评论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在《律书》里说道:“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这段文字就很能说明司马迁的战争观,他认为,武装力量就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他说,连动物受到侵害都知道抵抗,更何况人?当受到侵害时,以武力进行抵抗,这是人的本能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可见,司马迁认为战争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
1 改朝换代的正义战争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虽然司马迁对于《五帝本纪》里面的内容是否确凿也并不完全肯定,但是笔者仍然把《五帝本纪》作为开篇的第一文,除了因为这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外,更是为了突出其把战争是大一统局面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肯定了大一统局面产生的正面效应。
《五帝本纪》记载,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衰薄,其中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可见在这场发生于神农氏和轩辕氏之间的战争,轩辕氏是正义的一方,而神农氏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对诸侯发动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失败。轩辕氏却因为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因此才能“三战,然后得其志”,从而“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表明黄帝时期的大一统是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实现的,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来维护它。
《五帝本纪》一方面是对黄帝事迹的描述,另一方面是从深一层的角度对其后的内容架设了一个思想上的框架,即宣扬了开国君主的丰功伟绩,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雄才武略,结束了乱世,开创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是受到万民敬仰的,是正义的一方。在这样一个思想基调下,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力地宣扬王朝更替战争的正义性。这在描述后续的王朝更替战争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2“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战争
2.1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及先秦儒家战争观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这句话表明孟子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个观点上,司马迁是赞同的。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时说道:“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隐》里说:“弑君亡国及奔走者,皆是失仁义之道本耳。”先秦的儒家正是主张君主要施行仁义,因此自然也就反对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对于儒家的这个观点,司马迁则是持否定态度。他在《律书》里面说:“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显然,司马迁是肯定春秋时期的战争的。他同时也认为儒家反对动用武力的主张是不明事理,不懂变通的迂腐理论。因为,首先春秋时期诸侯间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周天子逐渐式微的时代,全国缺乏一个有力的统治者对诸侯加以约束,那么战争便成为当时的主题;其次,司马迁之所以赞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就是因为战争可以催生一个在作用上能够代替周天子令行全国,对诸侯国加以约束的霸主。最后,司马迁认为当国家受到侵犯,甚至是有亡国的威胁并且国君将受到凌辱的时候,倘若再不使用武力来进行抵抗,那其本身就是不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武力的使用是不能与那些轻易就使用武力进行征讨的情况相等同的。这里就很明显地表明了司马迁的战争观,他并不反对使用武力,但是也并不主张滥用武力,他认为使用武力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正义。假如使用武力是出于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的一种维护手段,那无疑是正义的,这就具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意味,凸显战争具有“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作用。所以,司马迁认为武力是“行之有逆顺耳”的,这就与先秦儒家一味地反对使用武力有着天壤之别。
2.2 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及秦朝的大一统
战国时期,发生在诸侯之间的战争是具有统一趋势的兼并战争。司马迁对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司马迁是主张大一统的产生的,他也认为战国时期必然是以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结束。原因就在于:首先,“周室衰微”,周王室的影响力较春秋时期更为降低,到后期形同虚设;其次,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国的数目从原来的十二个主要诸侯国减少到七个,各诸侯国的力量都大大增强,理论上都具备进行并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七国之间势必会继续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最后,几个国家都进行了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明显,“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成为实现大一统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根据这些客观原因,司马迁认为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必然向大一统发展,而战争就是主要推动力之一。
3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曾这样设问:“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黄帝的后代为什么能够称王天下这么久远呢?那是因为他在注重政治清明修饰礼义的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发动对人民有利的战争,起到造福人民的作用,决不穷兵黩武,因此能够称王从而恩泽影响到后世。这也从侧面点出秦国在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为什么二世就亡国了,这在司马迁看来是因为秦国从兴起到强大,最终统一全国,依靠的都是武力。统一后,“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秦始皇在统一后仍不改其穷兵黩武的政策,依旧以法家思想治国,仍然怀着“贪鄙之心,废王道”,希望用武力使其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秦二世完全继承了秦始皇穷兵黩武的风格,致使平民百姓看待自己的国君像看待敌国一样,完全丧失了民心,因此陈胜才能一呼而天下应。汉初思想家陆贾认为,把暴力的作用绝对化是秦亡的关键:“秦非不欲为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用刑太极故也。”司马迁又引用贾谊的评论:“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进一步点出秦始皇以武力得天下,却未能以德治天下,那么即使他的兵力再强大,最终也是要走向灭亡的。这是其失败的根源所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说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没有兵力就不会强大,没有德政就不会昌盛,黄帝、汤以及周武王都是以武力得天下,以德治天下,因此能够兴盛;而像夏桀、商纣王、秦二世这样的末代君主,都是以暴政而亡。司马迁的观点就是,进行战争追求的并不是它的过程,而是它的结果和影响,假如为了战争而战争的话,那就是穷兵黩武,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战争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正义的战争是圣人平乱世,拯救国家危亡的工具。当目的达到后就应该及时地停止战争,这是圣人所能够做到的。
4 人才与战争
在《史记》里,司马迁还一再强调选择任用人才的重要性,这对战争的胜负是具有决定性的。“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 在刘邦和项羽争霸的过程中,刘邦能够听从手下的计谋,因此在刘邦身边聚集了一批良臣谋士,如张良、萧何、韩信等人,为刘邦的大业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项羽则不然,项羽手下只有一个能人范增,但却鲜有听从他的计谋的时候,总是刚愎自用,最后导致完败。所以,刘邦在得天下后总结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5 西汉的和战
5.1 高祖、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及对南越的政策
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用兵匈奴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力虽然与汉初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仍然尚未达到能够主动出击匈奴的水平。他认为发动战争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更要顾及到更深层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对于高祖、文帝时期所坚持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十分赞赏。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后,高祖并没有出兵平定这一地方割据势力,而是采取宽释赵佗的政策,非但不出兵讨伐,反而还封他为王,出发点就是考虑到中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所以不宜派兵远征南越。这在司马迁看来无疑是一项十分正确的决定。
文帝时期,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政策延续了高祖时期的以招抚为主的政策。赵佗早在吕后时期就自称皇帝发号施令,但文帝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依旧没有对南越动武。在司马迁看来,像赵佗这种妄自称帝的行为,不见得非得出兵讨伐不可,倘若换种方式以徳化之,未尝不是一种维持和平的策略。
5.2 武帝时期对南越的战争和主动出击匈奴
汉初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招抚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时期,南越国相吕嘉作乱,朝廷派韩千秋率两千人前往征讨,结果全军覆灭。“于是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最终平定了南越。司马迁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表态反对汉武帝出兵南越,这是出于避讳的需要。但是从司马迁在《律书》里对高祖、文帝休养生息的描写,再与汉武帝四处征讨的政策相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四处用兵的政策是反对的。司马迁碍于不能秉笔直书,所以采用了这种旁敲侧击的手法,为的是对武帝贪于攻伐的一种暗暗的讽刺。
司马迁认为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的做法并非是审时度势的决定,而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未加深思,是不成熟的。他认为进攻匈奴要等待更好的时机,只有在国力更加雄厚的时候才是出击匈奴的最佳时机。从现在来看,司马迁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从史实上来看,汉武帝在连年征战后,汉王朝的国力大大下降,汉武帝的继任者又不具备汉武帝的那种雄才大略,所以汉军也只是威武一时,没能威武一世。汉武帝的一时逞强,结果他的继任者因为无力与匈奴再战,不得不重新与匈奴展开和亲。司马迁作为当世之人能够把当时的形势看得如此清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这与他多年的积累以及常年撰写史书,善于以史为鉴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6 总 论
综观《史记》,司马迁的战争观主要有几点,第一,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第二,战争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为战争具有“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作用;第三,“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用之有度,而不要贪于征伐,穷兵黩武是没有好下场的;第四,战争中对人才的使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五,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反对汉武帝用兵四夷,主张在安定的年代应与民休息,而不是频频发动战争,这才是建立太平治世的要旨。
主父偃在汉武帝第一次召见他时进言道:“《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的目的就在于劝说武帝不要四处用兵,更重要的是与民休息,整顿国政,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司马迁记载了主父偃的进言表明这正是他想跟武帝说的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他要告诫武帝,“兵者,乃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力强盛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四处征讨,在和平时期,“兵者”只是国家保生存的工具,而不是四处征伐的依靠,这也是司马迁战争观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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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诗维(1982—) ,男,广东海丰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