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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8年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遇到过许多重大困难，我们遇到过不少严峻挑战，但我们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国营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国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国企”的根本转变，就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出鞘当扬眉。”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放来说，可以说是“磨剑40年，炼成新国企”。
除疴纠弊 革故鼎新 强身健体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被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推进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国营企业即“老国企”，培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微观市场主体，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即“新国企”，这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40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制度创新”“国资监管”和“分类改革”五个时期。
从1978年到1989年是“放权让利”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引导国营单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旧观念与行为的束缚，使它们能够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完成自身的企业化改造，解决一个个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这个时期又具体划分为1978年到1984年的扩大自主权阶段，1984年到1989年的推行经营承包制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有两项改革：一是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从1984年10月开始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经理）负责制，提出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在随后几年不断完善；二是1986年到1988年积极推进了横向经济联合和企业集团组建。
从1990年到1992年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时期。1991年4月，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目标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建立富有活力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1993年到2003年是“制度创新”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国有企业确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资本和产权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初步解决整个国有经济部门如何适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问题，改变国有经济量大面广、经营质量良莠不齐和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的局面。这个时期，由于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也逐步从厂长负责制转向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会相互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党组织仍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从2003年到2013年是“国资监管”时期。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尤其强调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革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两项重大任务要取得积极进展。此前国有资产管理“多龙治水”的突出问题，在国资委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资监管体制下得以解决。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坚持“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者职能，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坚持政企分开、所有制和经营权分离，企业自主经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一批特大型国有企业重组部分资产在证券市场上市，通过主辅分离和改制推进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重组。
从2013年至今是“分类改革”时期。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导向形成四大共识：一是关于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在明确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国有资本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关于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关于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四是关于国有经济微观制度基础，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被分为公益类，以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三类。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以分类为基本前提，最终形成以“新国企”为主的国有经济，并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成熟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
这个时期，以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为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路更加清晰。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和独特政治优势，要固“根”强“魂”；明确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决克服国企党建中存在的“四化问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持续发力，“两个主体”责任逐步落实，中央企业全部开展了集团层面章程修订工作，实现了党建工作要求进章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7年以来，国企公司制改革全面提速并已基本完成，央企重组频率明显提升，数量已经从2002年的196家减至目前的97家。
经过4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并将坚持党的领导与深化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市场化开拓等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具备强大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的“新国企”。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家登上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大陆企业。1995年，在世界500强榜单中也只有中国银行、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3家中国企业上榜，但排名仍在200开外。2018年，在120家上榜企业（中国大陆企业111家）中，有国有企业82家（其中中央企业63家），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3家中央企业稳居第二、三、四名。今天，无论竞争能力还是管理水平，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都具备了做强做优做大、成为世界级一流企业的可能。 转变观念 融合中外 铸魂固根
从“老国企”向“新国企”转变的过程，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企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转变体制机制以强身健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对外开放中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理论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过程。
与国有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外开放，开放的核心是虚心向西方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文化等，进而洋为中用、中西融合、铸魂塑形，以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打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企业文化建设与国企改革开放同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们的国有企业还主要沿用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路。许多国有企业的管理带有军事化或半军事化色彩，企业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学习弘扬“大庆精神”“鞍钢宪法”“劳模精神”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逐渐开始接触西方企业文化管理思想，国有企业也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到引进、吸收西方的企业管理文化，并运用到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之中，以谦逊态度和坚强意志拥抱世界、融入世界。
对西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主动过程。我们几乎全方位地将西方企业现代管理理论引进学习模仿了一遍，从以泰勒为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到以梅奥、麦格雷戈等代表人物的行为管理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再到在实际行为中贯彻系统思维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当代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一大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知名管理学家的著作在我国被翻译出版发行，世界著名的商学院或独资或与我国的许多大学合作开班授课，一些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在我国设立办事机构，为我国大型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或被聘为管理顾问。MBA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我国一些大学开办起来，一时成为风气。
这个学习也是一个从全面学习西方管理到逐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在引进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理论学习、观念引进，力求领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努力学好西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穿透力和普适性的一般管理学规律。第二个阶段则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开始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选择理论为我所用。其中我们的领先企业试图寻找中西两方的平衡与融合，一方面他们基于国情，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本土的意识形态、行为习惯、文化习俗，另一方面又非常严格地遵守西方企业管理标准即刚性的流程管理制度，既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尊重西方的管理科学，从而寻找到了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方式。进入新时代，这种学习仍然必要、仍需继续和深入，但我们的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在管理上更应该主动积极地去协同、匹配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中国特色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自觉。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国有企业形成了自身的国企精神，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建设方式。这种国企精神或文化建设方式具有中西合璧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在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中坚持传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理念、规范、标准和工具，如建设学习型组织、员工援助计划、核心竞争力理论、全面质量管理、ISO8000、ISO9000、ISO14000、PDCA循环管理、流程控制图等等，形成企业员工尤其是管理层所推崇和执行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企业文化形成的核心是认同和共享。没有认同的文化就没有价值，而认同的关键是员工、顾客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共享。企业文化认同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培育过程。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在大庆召开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交流会，2005年又推出了加强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民间学术研究团体的持续活动，也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企业文化管理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一切物质及业绩，都是在文化的指导、推动、渗透和熏陶下出现的。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中国车、中国路、中国电、中国港、中国网、中国桥，天宫、蛟龙、天眼、航母、悟空、墨子、C919大飞机、歼-20等一大批成果的相继问世，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国企精神或国企文化的对象化成果。
企业家精神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同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提到：“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说明了企业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对此，彼得·德鲁克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美国之所以可以持续繁荣，甚至超越了所有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周期的预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出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一个经济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便是世界上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老国家“史诗般的进步”。甚至这40年里，在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中国有五次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就要垮了，“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最极端的声音来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他在2001年夏天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中国崩溃的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事实上，即使是世界級经济学家、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都没有预料到中国改革能够如此成功：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如今，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里，中国从“自行车王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从物资短缺到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1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是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包括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方针政策、社会稳定、人口红利、资本积累以及渐进性改革等，但除了这些因素推动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企业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是一个需要企业家也已经产生并还将大量产生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经济的产生对应着一个全新人群的出现，他们在中国过去 40 年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人群叫做企业家。中国经济真正的伟力之一，正是蕴含在这些低调务实且胸怀世界、永远追求卓越的企业家身上。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这个全新群体既包括一代代的民营企业家，也包括一代代的国有企业家。有的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中出现过日本的“神武神气”，西德的“莱茵河奇迹”，美国的“硅谷传奇”，韩国的“汉江奇迹”，东亚的“四小龙传奇”，但以持续时间之久、波及面之广、创业代企业家比重之高和精神之旺盛，都无法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相媲美。从改革开放到“入世”，中国企业“与狼共舞”，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在竞争中越来越强，其根本原因在于，外企虽然有资本、技术、管理优势，刚开始时也令人生畏，但中国企业家有持续燃烧的创业激情、灵活机动的反应能力和奋发图强的学习精神，所以能后来居上。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规模企业变革，是一场关乎数千万人命运甚至是国家命运的历史大调整。其间尽管有“砸三铁”的严重不适、“无情下岗有情操作”的悲壮、关停破产的阵痛、伤筋动骨的重组，并且目前改革仍然在继续深化，但改革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同行的，不但是体制机制的转换，还有国有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与壮大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国企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国有企业家队伍成长壮大、国有企业家精神培育弘扬、国有企业家及其精神驱动发展的40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配置社会生产要素的最核心的力量，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最优配置，使之产生更高的效率和价值。没有企业家掌舵和企业家精神支撑的企业，往往是缺乏激情与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没有真正优秀文化的企业。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是混合经济形态，国资、外资、民资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民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国有企业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国内外一些势力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妖魔化”，一些人不承认甚至贬低国有企业家的地位、作用与重要贡献，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要看到，由于体制性的原因或习惯，国资背景的企业家一向比较低调，但他们对商业的理解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创新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民营企业家。像宋志平、宁高宁等一大批国有企业家，正是“新国企”的精心打造者，他们代表着“新国企”的人格形象。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世界一流企业是要在战略、文化、技术、团队、管理与核心能力等方面“集成式地领先”的企业。这是新时代国企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目标。
除疴纠弊 革故鼎新 强身健体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被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推进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国营企业即“老国企”，培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微观市场主体，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即“新国企”，这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40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制度创新”“国资监管”和“分类改革”五个时期。
从1978年到1989年是“放权让利”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引导国营单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旧观念与行为的束缚，使它们能够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完成自身的企业化改造，解决一个个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这个时期又具体划分为1978年到1984年的扩大自主权阶段，1984年到1989年的推行经营承包制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有两项改革：一是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从1984年10月开始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经理）负责制，提出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在随后几年不断完善；二是1986年到1988年积极推进了横向经济联合和企业集团组建。
从1990年到1992年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时期。1991年4月，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目标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建立富有活力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1993年到2003年是“制度创新”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国有企业确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资本和产权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初步解决整个国有经济部门如何适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问题，改变国有经济量大面广、经营质量良莠不齐和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的局面。这个时期，由于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也逐步从厂长负责制转向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会相互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党组织仍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从2003年到2013年是“国资监管”时期。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尤其强调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革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两项重大任务要取得积极进展。此前国有资产管理“多龙治水”的突出问题，在国资委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资监管体制下得以解决。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坚持“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者职能，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坚持政企分开、所有制和经营权分离，企业自主经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一批特大型国有企业重组部分资产在证券市场上市，通过主辅分离和改制推进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重组。
从2013年至今是“分类改革”时期。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导向形成四大共识：一是关于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在明确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国有资本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关于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关于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四是关于国有经济微观制度基础，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被分为公益类，以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三类。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以分类为基本前提，最终形成以“新国企”为主的国有经济，并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成熟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
这个时期，以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为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路更加清晰。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和独特政治优势，要固“根”强“魂”；明确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决克服国企党建中存在的“四化问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持续发力，“两个主体”责任逐步落实，中央企业全部开展了集团层面章程修订工作，实现了党建工作要求进章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7年以来，国企公司制改革全面提速并已基本完成，央企重组频率明显提升，数量已经从2002年的196家减至目前的97家。
经过4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并将坚持党的领导与深化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市场化开拓等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具备强大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的“新国企”。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家登上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大陆企业。1995年，在世界500强榜单中也只有中国银行、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3家中国企业上榜，但排名仍在200开外。2018年，在120家上榜企业（中国大陆企业111家）中，有国有企业82家（其中中央企业63家），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3家中央企业稳居第二、三、四名。今天，无论竞争能力还是管理水平，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都具备了做强做优做大、成为世界级一流企业的可能。 转变观念 融合中外 铸魂固根
从“老国企”向“新国企”转变的过程，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企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转变体制机制以强身健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对外开放中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理论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过程。
与国有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外开放，开放的核心是虚心向西方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文化等，进而洋为中用、中西融合、铸魂塑形，以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打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企业文化建设与国企改革开放同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们的国有企业还主要沿用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路。许多国有企业的管理带有军事化或半军事化色彩，企业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学习弘扬“大庆精神”“鞍钢宪法”“劳模精神”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逐渐开始接触西方企业文化管理思想，国有企业也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到引进、吸收西方的企业管理文化，并运用到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之中，以谦逊态度和坚强意志拥抱世界、融入世界。
对西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主动过程。我们几乎全方位地将西方企业现代管理理论引进学习模仿了一遍，从以泰勒为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到以梅奥、麦格雷戈等代表人物的行为管理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再到在实际行为中贯彻系统思维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当代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一大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知名管理学家的著作在我国被翻译出版发行，世界著名的商学院或独资或与我国的许多大学合作开班授课，一些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在我国设立办事机构，为我国大型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或被聘为管理顾问。MBA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我国一些大学开办起来，一时成为风气。
这个学习也是一个从全面学习西方管理到逐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在引进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理论学习、观念引进，力求领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努力学好西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穿透力和普适性的一般管理学规律。第二个阶段则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开始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选择理论为我所用。其中我们的领先企业试图寻找中西两方的平衡与融合，一方面他们基于国情，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本土的意识形态、行为习惯、文化习俗，另一方面又非常严格地遵守西方企业管理标准即刚性的流程管理制度，既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尊重西方的管理科学，从而寻找到了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方式。进入新时代，这种学习仍然必要、仍需继续和深入，但我们的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在管理上更应该主动积极地去协同、匹配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中国特色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自觉。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国有企业形成了自身的国企精神，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建设方式。这种国企精神或文化建设方式具有中西合璧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在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中坚持传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理念、规范、标准和工具，如建设学习型组织、员工援助计划、核心竞争力理论、全面质量管理、ISO8000、ISO9000、ISO14000、PDCA循环管理、流程控制图等等，形成企业员工尤其是管理层所推崇和执行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企业文化形成的核心是认同和共享。没有认同的文化就没有价值，而认同的关键是员工、顾客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共享。企业文化认同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培育过程。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在大庆召开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交流会，2005年又推出了加强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民间学术研究团体的持续活动，也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企业文化管理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一切物质及业绩，都是在文化的指导、推动、渗透和熏陶下出现的。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中国车、中国路、中国电、中国港、中国网、中国桥，天宫、蛟龙、天眼、航母、悟空、墨子、C919大飞机、歼-20等一大批成果的相继问世，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国企精神或国企文化的对象化成果。
企业家精神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同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提到：“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说明了企业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对此，彼得·德鲁克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美国之所以可以持续繁荣，甚至超越了所有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周期的预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出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一个经济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便是世界上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老国家“史诗般的进步”。甚至这40年里，在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中国有五次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就要垮了，“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最极端的声音来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他在2001年夏天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中国崩溃的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事实上，即使是世界級经济学家、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都没有预料到中国改革能够如此成功：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如今，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里，中国从“自行车王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从物资短缺到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1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是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包括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方针政策、社会稳定、人口红利、资本积累以及渐进性改革等，但除了这些因素推动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企业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是一个需要企业家也已经产生并还将大量产生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经济的产生对应着一个全新人群的出现，他们在中国过去 40 年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人群叫做企业家。中国经济真正的伟力之一，正是蕴含在这些低调务实且胸怀世界、永远追求卓越的企业家身上。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这个全新群体既包括一代代的民营企业家，也包括一代代的国有企业家。有的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中出现过日本的“神武神气”，西德的“莱茵河奇迹”，美国的“硅谷传奇”，韩国的“汉江奇迹”，东亚的“四小龙传奇”，但以持续时间之久、波及面之广、创业代企业家比重之高和精神之旺盛，都无法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相媲美。从改革开放到“入世”，中国企业“与狼共舞”，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在竞争中越来越强，其根本原因在于，外企虽然有资本、技术、管理优势，刚开始时也令人生畏，但中国企业家有持续燃烧的创业激情、灵活机动的反应能力和奋发图强的学习精神，所以能后来居上。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规模企业变革，是一场关乎数千万人命运甚至是国家命运的历史大调整。其间尽管有“砸三铁”的严重不适、“无情下岗有情操作”的悲壮、关停破产的阵痛、伤筋动骨的重组，并且目前改革仍然在继续深化，但改革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同行的，不但是体制机制的转换，还有国有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与壮大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国企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国有企业家队伍成长壮大、国有企业家精神培育弘扬、国有企业家及其精神驱动发展的40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配置社会生产要素的最核心的力量，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最优配置，使之产生更高的效率和价值。没有企业家掌舵和企业家精神支撑的企业，往往是缺乏激情与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没有真正优秀文化的企业。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是混合经济形态，国资、外资、民资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民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国有企业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国内外一些势力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妖魔化”，一些人不承认甚至贬低国有企业家的地位、作用与重要贡献，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要看到，由于体制性的原因或习惯，国资背景的企业家一向比较低调，但他们对商业的理解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创新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民营企业家。像宋志平、宁高宁等一大批国有企业家，正是“新国企”的精心打造者，他们代表着“新国企”的人格形象。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世界一流企业是要在战略、文化、技术、团队、管理与核心能力等方面“集成式地领先”的企业。这是新时代国企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