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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电影史上，他们都曾是闪亮的明星，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外型登对、志同道合，既是银幕上的情侣，也是生活上的伉俪;他们因戏结缘，奉献了传世的银幕佳作的同时，也留下绚烂美好的爱情故事……
袁牧之与陈波儿
1934年，一部凝結着左翼电影人智慧的影史佳片《桃李劫》，标刻着主演袁牧之与陈波儿从银幕情侣到革命伴侣的人生关键帧。
《桃李劫》摆脱了无声片时代夸张过火的表演模式，男女主角从学校刚毕业时的朝气蓬勃，到结局时的误入歧途，影片引人深思，两位演员迅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当红偶像，影片主题歌《毕业歌》红遍大江南北，鼓舞着大批青年学子冲向革命时代的前沿阵地。在《桃李劫》的巨大成功之后，袁牧之与陈波儿还合作了《生死同心》（1936年）、《八百壮士》（1938年）等左翼电影佳作。
1937年，正值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袁牧之与陈波儿双双放下了电影圈中的个人名利，积极投入抗战宣传之中。1938年8月，两人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当地组织戏剧与电影工作：袁牧之曾担任延安电影团的领导工作，参与编导大型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陈波儿则曾任职于中央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剧，并成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亲历者。
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袁牧之与陈波儿又双双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早期开创者。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时期，陈波儿担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袁牧之则担任厂长，伉俪携手创造了诸多新中国电影史上零的突破。
王晓棠与言小朋
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中，双胞胎姐妹金环银环的扮演者王晓棠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她与丈夫言小朋也成就了一次难得的银幕合作。言小朋在本片中同样扮演了两个角色，老学究“苗先生”与敌方监狱看守。
军人与京剧无疑是这对夫妇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标签。言小朋1949年入伍，1959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王晓棠则出身于军旅家庭，后来成为八一厂厂长，并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晓棠在公开出席活动时都会身着戎装，可见她极为珍视自己的军人身份。
京剧对两人来说，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言小朋出身于京剧世家，父亲言菊朋是民国时与马连良齐名的“四大须生”，姐姐哥哥均是名伶，他们10岁起就已经上台公开表演，擅演杨派武生。王晓棠的父母则皆为戏迷，她从小学五年级就在课余时间跟着专业演员学习戏曲，京昆兼习。在调入总政话剧团后，她依然保持着早起练晨功的习惯。
赵丹与黄宗英
1947年初秋的上海，在中电二厂影片《幸福狂想曲》的片场，黄宗英与赵丹扮演一对银幕情侣，一个是出道影坛不久的新人演员，一个是上世纪30年代便已经在上海成名的大明星，一开始黄宗英对赵丹还是有些畏惧的，“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我有点怕他”。随着更多工作中的接触，两人的距离渐渐走近了。
结束片约之后 ，黄宗英返回北平，待到冬天重回上海时，赵丹闻讯前来接船，一见面便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我怕你回不来了，我专门到徐家汇教堂祈祷过，希望你一定要回来。”就这样，他们不久便结了婚，留在上海积极参与新中国电影事业。
秦怡与金焰
1947年冬，金焰37岁，秦怡25岁，两位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语电影人在香江之滨相遇，相同的职业令他们彼此间有着更充分的了解与谈不完的话题。
两人之前都曾有过失败的婚姻，这一次，知名影人刘琼成了他们的大媒人，终究玉成此事。对于秦怡而言，金焰是她少女时期的银幕偶像，是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电影皇帝。而在当时公开追求秦怡的文化界名人也数不胜数，甚至有老先生在几十年后辗转托人联系到当年的梦中女神，欲意再谱黄昏恋，但被秦怡明确拒绝，因为在秦怡看来，金焰已经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男子”。
两人婚后共同主演了电影《失去的爱情》（1949年），紧接着就投入火热的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工作中，秦怡成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全国知名演员，金焰则 一级演员的身份在上影厂从事领导工作。虽然在之后的婚姻中两人的感情并未能够如愿长期保鲜，“但毕竟还有亲情”，最终选择了分居而非离婚来处理这段感情。
王丹凤与柳和清
王丹凤与夫婿柳和清之间的故事堪称一段传奇佳话，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娇小姐偶然踏入演艺圈，后因缘际会与老板家的公子因爱牵手，相伴共度一生，并双双得享高寿与幸福的晚年，这在名利纷扰诱惑丛生的演艺圈中不能不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迹。
在演戏之外，王丹凤爱好看书、看电影、看话剧，也是得益于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家族产业金城大戏院经理的柳和清，“那时候金城大戏院常常主演话剧，编剧、导演都是田汉、费穆、洪深、黄佐临、朱端钧等第一流的大家。丹凤很喜欢看话剧，觉得对自己的表演有帮助。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婚后的生活延续着之前的融洽节奏，夫妻间配合默契，因为王丹凤知名度较高出门容易被围观，家中很多购买任务就落到了先生柳和清身上。“他替我买衣服都不需要我去的，只要他看好了，就一定合适。”
于洋与杨静
《生活的浪花》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生活片。于洋和杨静在《生活的浪花》中饰演一对情侣，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当时已经是一对夫妻。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影片《卫国保家》中，那时两人都已是知名的演员。
杨静是从第四野战军带着四平战役的战功调进北影的，她是蒙古族文艺女青年，蒙古族名字叫德勒格尔玛。1949年她第一次迈进北影大门时，还穿着南下时的军装，背着军用挎包，皮带上挂着个搪瓷缸子。杨静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于洋演一对恋人的《革命姻缘》。
早在摄制筹备时，导演严恭听从电影局领导陈波儿的推荐，起用刚从部队调到北影的演员杨静。导演率摄影师聂晶、杨静一起，专程到山东海阳县体验生活，他们与女战斗英雄孙玉敏白天一起劳动，一起埋地雷，年训，晚上一起学习采访。开拍前，由于洋（演员组长）带全体演员又一次下农村生活，也是白天劳动，晚上座谈。有一次，房东大娘端来了烤白薯、土豆，于洋、杨静同时伸手去拿一块白薯，手碰在了一起，他俩都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来，对视着笑了。在戏中，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演感情戏，生活中，两个年轻人的心也靠在了一起。
《革命姻缘》杀青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影片改名为《卫国保家》上映，女主角杨静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三年后的深秋，正在河北农村体验生活的杨静接到通知去长春拍摄电影《结婚》，她的心快跳出来了，当时于洋就在长春。“分别的恋人”要见面了吗？到长春的第三天，杨静的门响了一下，一张纸条从门缝下塞了进来，于洋约她在南湖见面。冬天临近了，长春北风凛冽，雪地上笼罩着朦胧的夜色。于洋从挎包中掏出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兔毛围巾给杨静围上，爱情在冬夜中温暖了两个年轻人的心。 （综合《大众电影》、《北京晚报》等）
袁牧之与陈波儿
1934年，一部凝結着左翼电影人智慧的影史佳片《桃李劫》，标刻着主演袁牧之与陈波儿从银幕情侣到革命伴侣的人生关键帧。
《桃李劫》摆脱了无声片时代夸张过火的表演模式，男女主角从学校刚毕业时的朝气蓬勃，到结局时的误入歧途，影片引人深思，两位演员迅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当红偶像，影片主题歌《毕业歌》红遍大江南北，鼓舞着大批青年学子冲向革命时代的前沿阵地。在《桃李劫》的巨大成功之后，袁牧之与陈波儿还合作了《生死同心》（1936年）、《八百壮士》（1938年）等左翼电影佳作。
1937年，正值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袁牧之与陈波儿双双放下了电影圈中的个人名利，积极投入抗战宣传之中。1938年8月，两人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当地组织戏剧与电影工作：袁牧之曾担任延安电影团的领导工作，参与编导大型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陈波儿则曾任职于中央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剧，并成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亲历者。
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袁牧之与陈波儿又双双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早期开创者。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时期，陈波儿担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袁牧之则担任厂长，伉俪携手创造了诸多新中国电影史上零的突破。
王晓棠与言小朋
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中，双胞胎姐妹金环银环的扮演者王晓棠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她与丈夫言小朋也成就了一次难得的银幕合作。言小朋在本片中同样扮演了两个角色，老学究“苗先生”与敌方监狱看守。
军人与京剧无疑是这对夫妇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标签。言小朋1949年入伍，1959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王晓棠则出身于军旅家庭，后来成为八一厂厂长，并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晓棠在公开出席活动时都会身着戎装，可见她极为珍视自己的军人身份。
京剧对两人来说，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言小朋出身于京剧世家，父亲言菊朋是民国时与马连良齐名的“四大须生”，姐姐哥哥均是名伶，他们10岁起就已经上台公开表演，擅演杨派武生。王晓棠的父母则皆为戏迷，她从小学五年级就在课余时间跟着专业演员学习戏曲，京昆兼习。在调入总政话剧团后，她依然保持着早起练晨功的习惯。
赵丹与黄宗英
1947年初秋的上海，在中电二厂影片《幸福狂想曲》的片场，黄宗英与赵丹扮演一对银幕情侣，一个是出道影坛不久的新人演员，一个是上世纪30年代便已经在上海成名的大明星，一开始黄宗英对赵丹还是有些畏惧的，“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我有点怕他”。随着更多工作中的接触，两人的距离渐渐走近了。
结束片约之后 ，黄宗英返回北平，待到冬天重回上海时，赵丹闻讯前来接船，一见面便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我怕你回不来了，我专门到徐家汇教堂祈祷过，希望你一定要回来。”就这样，他们不久便结了婚，留在上海积极参与新中国电影事业。
秦怡与金焰
1947年冬，金焰37岁，秦怡25岁，两位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语电影人在香江之滨相遇，相同的职业令他们彼此间有着更充分的了解与谈不完的话题。
两人之前都曾有过失败的婚姻，这一次，知名影人刘琼成了他们的大媒人，终究玉成此事。对于秦怡而言，金焰是她少女时期的银幕偶像，是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电影皇帝。而在当时公开追求秦怡的文化界名人也数不胜数，甚至有老先生在几十年后辗转托人联系到当年的梦中女神，欲意再谱黄昏恋，但被秦怡明确拒绝，因为在秦怡看来，金焰已经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男子”。
两人婚后共同主演了电影《失去的爱情》（1949年），紧接着就投入火热的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工作中，秦怡成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全国知名演员，金焰则 一级演员的身份在上影厂从事领导工作。虽然在之后的婚姻中两人的感情并未能够如愿长期保鲜，“但毕竟还有亲情”，最终选择了分居而非离婚来处理这段感情。
王丹凤与柳和清
王丹凤与夫婿柳和清之间的故事堪称一段传奇佳话，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娇小姐偶然踏入演艺圈，后因缘际会与老板家的公子因爱牵手，相伴共度一生，并双双得享高寿与幸福的晚年，这在名利纷扰诱惑丛生的演艺圈中不能不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迹。
在演戏之外，王丹凤爱好看书、看电影、看话剧，也是得益于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家族产业金城大戏院经理的柳和清，“那时候金城大戏院常常主演话剧，编剧、导演都是田汉、费穆、洪深、黄佐临、朱端钧等第一流的大家。丹凤很喜欢看话剧，觉得对自己的表演有帮助。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婚后的生活延续着之前的融洽节奏，夫妻间配合默契，因为王丹凤知名度较高出门容易被围观，家中很多购买任务就落到了先生柳和清身上。“他替我买衣服都不需要我去的，只要他看好了，就一定合适。”
于洋与杨静
《生活的浪花》是一部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生活片。于洋和杨静在《生活的浪花》中饰演一对情侣，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当时已经是一对夫妻。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影片《卫国保家》中，那时两人都已是知名的演员。
杨静是从第四野战军带着四平战役的战功调进北影的，她是蒙古族文艺女青年，蒙古族名字叫德勒格尔玛。1949年她第一次迈进北影大门时，还穿着南下时的军装，背着军用挎包，皮带上挂着个搪瓷缸子。杨静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于洋演一对恋人的《革命姻缘》。
早在摄制筹备时，导演严恭听从电影局领导陈波儿的推荐，起用刚从部队调到北影的演员杨静。导演率摄影师聂晶、杨静一起，专程到山东海阳县体验生活，他们与女战斗英雄孙玉敏白天一起劳动，一起埋地雷，年训，晚上一起学习采访。开拍前，由于洋（演员组长）带全体演员又一次下农村生活，也是白天劳动，晚上座谈。有一次，房东大娘端来了烤白薯、土豆，于洋、杨静同时伸手去拿一块白薯，手碰在了一起，他俩都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来，对视着笑了。在戏中，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演感情戏，生活中，两个年轻人的心也靠在了一起。
《革命姻缘》杀青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影片改名为《卫国保家》上映，女主角杨静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三年后的深秋，正在河北农村体验生活的杨静接到通知去长春拍摄电影《结婚》，她的心快跳出来了，当时于洋就在长春。“分别的恋人”要见面了吗？到长春的第三天，杨静的门响了一下，一张纸条从门缝下塞了进来，于洋约她在南湖见面。冬天临近了，长春北风凛冽，雪地上笼罩着朦胧的夜色。于洋从挎包中掏出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兔毛围巾给杨静围上，爱情在冬夜中温暖了两个年轻人的心。 （综合《大众电影》、《北京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