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在跟朋友闲聊读书时，有的同志说他有一个嗜好：欢喜读初版书，觉得初版本真实、粗犷、感情充沛、棱角鲜明；而有些修订再版的书，虽然结构、立论更完整、充分一些，语言文字更简练严谨一些，可是感到修改本不如初版那么有生气、更真实。因此，他主张作者或出版部门在结集汇编或重印过去的旧著，最好不改，保持原貌，倒希望作者或编者化功夫写篇详尽的前言或后记。我对这个“不改好”的主意，亦有同感。
　　前不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周扬同志的一个讲话，他说不准备修改一九五七年写的那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而打算将来出集子时写一篇详细的序言，加以说明。我是很赞成这个做法的。且不去说林彪、“四人帮”盘踞文坛猖撅作乱的十年吧，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也有不少时间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运动接连不断，斗争就是一切，即使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受其左右、留下痕迹。今天我们编辑、出版那时的书籍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如果都改，改不胜改。怎么办？是不是都按照今天的形势、中央的文件、现行的政策来删改、增补过去十七年，甚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艺创作或文学评论呢？我以为应当本着对读者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切忌大删大改、乱增乱补，失去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作家柯灵的散文集《香雪海》，处理得就好。这本散文集收编了作者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三年间所写的和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写的散文随笔三十二篇。其中文革前写的占十二篇，既有歌颂大跃进的，又有赞美苏联宇宙火箭上天的。对于这一类明日黄花如何处理？柯灵同志说：“我的办法是原样保留，不加粉饰。因为我们确曾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也确曾有过那样的情绪和观点。这样也就留着一些历史的侧影。”书前，作者写了两篇序言，详细而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绪和观点，今日的感受和认识。使读者不但对过去那些“历史的侧影”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间接地受到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这样做对作者、对读者都大有裨益。
　　“不改好”并不是绝对化地对所，有译、著一字不动。如鲁迅先生说的，“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象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见《集外集》序言)事实的谬误，明显的误植等当然应该删改，这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却万不可“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而任意删改。一个正直的作家，最可宝贵的美德，就是要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切切不可为了赶时髦、渔私利，曲意奉迎、投机取巧。只有诚实的作家，才有诚实的作品，而诚实的作品也必然是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作品，才会赢得读者的信任。
　　再说，少改或不改，对于多出书、快出书，缩短出版周期也大有好处。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是从他过去自己编定的集子中，或报刊登载的文章中选编的，可是排出校样后往往因为作者要大改、或忙或病，不能按时交稿付印，延缓和拉长了出书时间。我想，作者如果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写篇扎扎实实的前言或后记，回顾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创作或评论道路，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作者自己和现在的文学青年借鉴过去经验，更好更快地成长，都是不无好处的。